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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的漩涡中浮沉

时间:2023/11/9 作者: 贵阳文史 热度: 16020
周渝

  代廷芳老人的经历,跨越了中国国内的三支军队——国军中的地方军阀部队、中国工农红军、国军正规部队“中央军”。他的故事,能让人看到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国内战争与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

  童年不幸,少年从军

  代廷芳出生于1920年8月15日,家中一共兄弟5人,他排行第五。老人告诉我们:“我是一个寡仔,七八岁父母就没了(过世),我八九岁就在马场(贵州开阳县境内)的唐家,帮他家看牛……”

  等到长大一些时,他被自己的三舅送到贵阳给一个军人当勤务兵。有什么事情没做到(侍候不好)就要挨打。

  一次偶然的机会,代廷芳遇到了一位姓卢排长,据说是他的亲戚,在卢排长的帮助下,代廷芳到了黔军中做了一名“司号兵”。代廷芳老人已经不记得自己当初所在部队的番号,但他记得那是在1934年左右。照此推算,那正是“末代贵州王”王家烈治黔时期,部队的番号应该是第25军。

  “在王家烈的部队里面抽大烟严重啊!100个人起码有80个抽大烟的,我是从来不去沾那个东西的。他们(抽大烟的士兵)起得早,起床就抽起,抽了后该训练的还是训练,王家烈的部队没有多少训练的。吃了鸦片精神就好,不吃鸦片,烟瘾发了就和一个瘫子一样……打仗时候,烟瘾发了就吞(鸦片),开水吞也好,酒吞也好,最好是酒。打仗也还是可以,吃了鸦片烟,烟瘾过足了,打仗就厉害,但不吃就软绵绵的像个瘫子一样。”这就是代廷芳老人在王家烈军中的那段日子里对这支部队的印象。

  黔军与中央军被过境的红军打退后,代廷芳并未跟随部队退走,而是参加了红军。代老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也不认识红军,反正是部队就当兵吃粮,我就跟着走。”

  跟随红军长征

  1935年的春天,15岁的代廷芳成为一名小红军,跟随红军走上长征之途。

  在红军部队中,代廷芳依然是一名司号兵。对于红军这支队伍的制服和装备,代老有这样的印象:“红军的帽子上面有个红色的五星,没有什么穿的,穿的是草鞋,到成县那边冷了,就拿粽叶来包着脚……在红军的时候我没有拿枪,红军用的枪都是老土枪、汉阳造,那时候红军没有什么枪的……”

  “我跟着红军走,红军在遵义打了一仗,然后又到娄山关,后来又走仁怀,接着又到金沙,然后到黔西,黔西那里有个小街记不起叫什么名字来了,在那里打过一仗。打过以后又转到大方这边,到松林堡又打过一仗。从松林堡又出发,转了很多地方,就走到毕节那边,在镇雄出来十多公里那个地方又打了一仗,打完之后就退走了。后来就过金沙江,穿去穿来又走到大渡河。我记得在大渡河吃那个水,吃了之后肚子胀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又插到四川西昌,从西昌开始跑步,一天要跑一百多里路……”当年长征的艰苦,代老至今想来还历历在目,他告诉我们,贵州、四川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曾经走过。

  从代老讲述的情况看,代老参加红军期间,正是红军创造“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巧渡金沙江”等经典战例期间。

  代老接着说:“长征路上,有时候吃的牛肉、马肉,有的时候吃的干粮,炒米。那个米是炒的,一个人背一袋,口干了就喝冷水。”随着行军条件越来越困难,他们逐渐连这些都吃不上。

  代廷芳跟着红军一路辗转,经贵州、四川,终于到了甘肃省境内。然而就在走到甘肃成县时,代廷芳病倒了,正是这一病让他从此脱离了红军队伍。老人回忆说:“在成县那里我就得了疝气病,走不动了,红军就把我放在老百姓家。睡了一觉醒来,我就不痛了,病好了。那时候的老百姓不知道共产党,也不知道什么是红军,我好了以后他们就把我送到13师去了。”

  阴差阳错,代廷芳脱离了红军队伍,到了中央军第13师。“到了13师,我们的师长叫万耀煌,我们的连长叫郑国强。”

  亲历“西安事变”

  万耀煌的国民革命军第13师属于中央军陈诚系的部队,在追剿红军时就以能征善战而闻名,一直被红军视为心腹大患。

  在13师的部队中,代廷芳依然是当司号兵,相比过去的黔军与红军,13师无论在武器装备上还是伙食上,条件都要好得多。不过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一场举世震惊的事变也直接影响到了13师的存亡。

  “到冬天了,说是蒋介石要到西安,我们这个师就跟着坐火车到西安,我们在咸阳下车,团长以上的就在西安下车。”代廷芳回忆1936年那个不平凡的冬天所发生的一切,“到西安,蒋介石被扣起来了,我们师长万耀煌也被扣了,我们那一个师,团长以上的都在西安扣着……”

  事变期间,张学良曾见过故交万耀煌,并对其说明了他的政治主张。万耀煌回答说:“我是军人,一向对政治不敢置词,不过,这几年来,国民政府声望很高,我希望副总司令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再使国家分裂,做西班牙第二。”

  师长被软禁,团长以上的军官皆被扣押西安。但此时驻扎在咸阳的13师,团以下基层军官们仍坚守岗位,组织管理好部队,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们组织了“敢死队”,做好了向西安进攻的准备。代廷芳老人回忆道:“13师就是敢死队,敢死队就是13师。营长组织好我们,把重武器丢了,轻装走。我们白天走、夜晚走,天又冷又下雪,从山旮旯绕起走,一直绕到古城。”

  若当时南京政府下令武力讨伐张杨,13师必然会作为先头主攻部队向西安进攻,中国也将再度陷入内战的深渊。所幸后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耀煌等13师军官也得以重返军中。而由中共方面领导的红军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接受国民政府领导,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国共两党迎来了两二次携手合作。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拉开了抗战序幕。在此危急存亡时刻,代廷芳曾服役过的黔军、红军、中央军都站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上,中国军人共赴国难,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这时,代廷芳的身份是国民革命军第13师第38旅第78团2营4连连部的一名司号兵。

  鏖兵大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大举进攻,以租界和黄埔江中的军舰为作战基地,炮击闸北一带,中国军民奋起反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淞沪战事发生后,万耀煌接到了开赴淞沪战场的命令。

  “从宝鸡到上海,我们是坐火车走的。”代廷芳老人说。据史料记载,南京统帅部为实施“淞沪抗战”第二期作战计划,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十多支部队驰援上海。万耀煌率领的第13师是在9月12日至20日这一周内进入淞沪战场的。

  代廷芳随部队到上海集合后,随即在刘行以东均家浜附近阵地阻击日军。13师曾以能征善战闻名,但是在上海他们遇到了强敌。师长万耀煌后来回忆当时战况时说:“敌人有优势炮火,上有飞机掩护,我们只有拿血肉来抵抗……”

  “那天日本人来打,早晨6点钟要打一阵,到了中午又要打一阵,我们的部队抵挡不住就退到二线,一线就被日本人占了。” 代廷芳老人回忆说。这一次,代廷芳经历了生命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那天他们的阵地被日军攻占,他来不及撤退,只好倒在死人堆里假装尸体。此时的阵地上全是日军明晃晃的刺刀。我们问老人他当时是否惧怕,老人回答:“怕有啥用,怕也没办法,又走不了。只能挨着死人睡着不动,要是一动他就要用刺刀戳。”

  尽管代廷芳躺在死人堆中一动不动,但日军检查阵地时他还是受了伤。

  “这是日本人用枪柄打的。”代廷芳老人指着自己额头上的疤痕对我们说,接着他又指着自己的右臂说:“这里被日本人的狗咬了一口。”

  受了伤还得忍住痛装死,当时阵地上的日军以为代廷芳已死,他才幸免于难。不久后我军部队向日军发起反攻,很快夺回了阵地,代廷芳才从死人堆中爬出归队。

  接下来的战斗更为激烈,精锐的第13师在大上海这座“血肉磨坊”中遭受了惨重损失。当时的惨况代廷芳老人至今历历在目:“我们的人死得很多,白天上去一直打到天黑,一直打到广西部队77师接我们的防。我们(连)下来,把炊事员、通信员全部集中起来都只剩20多个人,100多个人上去,打下来伤的伤,死的死,一排长负伤了,二排长死了,三排长也死了,集中起来基本上没有人了……”

  1937年10月底,万耀煌奉命率领第13师到太仓整顿。代廷芳老人说,部队到太仓后就听说有湖北的保安团要来补充损伤惨重的13师,结果没等来保安团,却等来了总撤退的命令。老人回忆说:“接着就听说日本的部队从杭州湾那边来了,要包围我们,所以我们就撤退。一路上我们退下来,还有难民,大家都在自顾自地逃命。”

  “撤退时那些老百姓在昆山大桥上悖死了好多人,马路上有坦克,头上有飞机,飞机要轰炸,还有那个气球,走到哪里都有……”代廷芳老人向我们讲述当时撤退的乱象,“我们到了无锡又跟日本人打了一仗,然后又继续退,当时我们要是走镇江这边就会到南京,到南京就恼火了,南京大屠杀,死的人很多。我们走的是常州这边,从徽州插往江西,一直到景德镇。”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这座东方第一大都市经过3个月的顽强抵抗,最终沦陷。

  大战后的余闻

  淞沪会战结束后,代廷芳跟随部队一路退至江西。在江西南昌时,他们被一位姓雷的军官介绍到军事教育团接受训练。这时又逢日军轰炸南昌,战局日益紧张,代廷芳与战友不得不再次拿起枪与日军作战。他说:“在南昌我参加保安第九团,那个时候没有当号兵了,当步兵了。当司号兵时要吹号,当步兵要打,其实哪样都是一样,没有什么是舒服的。”

  参加保安团后,代廷芳与他的战友们扛起枪,展开了长达7年的游击战,直到抗战结束。期间这段经历,代老没有给我们详谈。不过,当我们问起老人,对他亲历的,8年抗战有什么感想时,老人哀叹一声说:“退了火线下来倒是什么都好,就是找不到着落,能有啥感想,没有啥感想。反正那时候小,也不晓得什么死不死,十几岁,懂什么?……我这辈子苦啊,从小就苦起,苦到最后来,还是在苦。吃不得,走不得,累不得,气又短,死又不得死,活起又受罪,早点死还好一些,唉,唉,唉。”

  代廷芳老人连续叹了3口气,我们知道他累了,也就不再多问。据说,他在当年的“文革”运动中深受其害,至今仍心有余悸。在与我们讲述时,从他哀怨的语气和表情上看,他对自己过去的那些传奇经历似乎并不引以为自豪。但我们在代老家的客厅中发现,之前“关注黔籍抗战老兵慰问团”志愿者赠送给他的锦旗和挂历,都被挂在客厅里的醒目之处。或许,在代老的内心深处,还是很珍视这段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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