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伪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公然歪曲、篡改历史，为侵占和分割我中国东北制造理论根据。当时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以民族大义为重，拍案而起，理直气壮地对日伪的谬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令人感奋不已。他们的著述作为抗日救国斗争的一种形式，对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之野心，唤醒民众，救亡图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仲公是一位由贵州山乡走出的爱国知识分子。他早年肄业于京师国立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回国后担任《中华杂志》撰述、《国风日报》编辑，并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为民国初年资深报人。参加“护国”、“护法”运动，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东征时期出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北伐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部次长、国军“编遣会议”秘书处主任等职，系国民党军政要员中有名的“秀才”。

　　1926年2月，李仲公受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委派，代理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与英日帝国主义列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拒绝将原监督马文车武力收回的50里内常关各口交出，查办日舰乾坤丸水兵迫害车夫案，收回英侨主办的南强中学教育权，其爱国行动大长国人志气。1931年夏，李仲公出任上海招商局总办，主张招商局收归国有，着手登记盛宣怀、李鸿章家族的股票，准备没收来建立中国航空公司，蒋介石下令停止登记，改为官商合办。李仲公意图破灭，愤而辞去交通部次长及所兼各职调任安徽省教育厅长，李仲公称病不就，回苏州“休养”。

　　由于李仲公留学过日本，又与日本政府特使交过手，深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野心及其“强盗理论”。他通过北伐战争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接触，认识共产党是一个组织民众、团结民众、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卖国军阀不可低估的力量，而他则是一位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在民族危亡关头，李仲公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拍案而起。1931年7月，时值李仲公胞弟、曾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后又留学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的李侠公由苏联回国，匿居苏州。兄弟俩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之祸临近，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不顾外患，一心剿共内战，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于是，兄弟俩起草了一份对内（联共）、对外（联苏）的“方案”，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救国，以李仲公曾为蒋介石交谊甚厚的幕僚身份，将“方案”由苏州寄呈蒋介石。同时，针对日本朝日新闻社散布的《满蒙诸问题》，制造侵占我国领土满蒙“有理”的理论，兄弟俩共同译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送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付印。书稿草版排出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遭受侵华日军“一二八”战火停业，书稿草版另交南京印刷公司重新排印，于1932年4月才得以出版发行（李侠公匿居苏州时，由于国民政府对李侠公的“通缉令”没有撤销，兄弟俩共同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只得由李仲公一人署名出版）。“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22日，中共中央分别向全国及党内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延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据李仲公先生晚年回忆：1932年2月的一天，他接到蒋介石邀至“南京一谈”的来信，随即由苏州赴南京与蒋面谈。蒋介石说：“你拟的方案我已细阅，意见很对”，“不过此事关系重大，你可去同汪先生（汪精卫，时为行政院长）谈谈，看他的意见怎样？明天再来决定。”李仲公辞蒋以后，当晚即面见汪精卫，具告见蒋经过，汪精卫对李仲公说：“这是我的一贯主张，介石即采纳你的意见，我完全赞同，他放手去做好了……”

　　次日，李仲公再次面见蒋介石，把昨晚见汪的情况及汪的意见转告蒋介石。蒋说：“好！就决定这样做吧，仍请你做秘书长，几天后随我上庐山去准备进行。你可多请几位大学教授到秘书处去帮忙，你的兄弟李侠公既然从莫斯科回来，也可以约他相助。”此时，李仲公满心欢喜地认为蒋有悔祸自全之心，他对蒋说过“如果再打共而不抗日，不但有亡国的危险，你的政治生命将险于毁灭”的话真的打动了蒋介石。到了第二天夜晚，蒋介石又约见李仲公，告知“事是可以这样做的。不过，这样做，岂不是我过去都做错了吗？而且包围我的人太多，还是照着原来的做法去做好了。你就组织秘书处，照我的意思随我上庐山去好了。”李深知蒋的性格，只要蒋作了最后的决定，是不容人再进言的。李失望地对蒋说：“我看旧路是绝对走不通的，我是为了国家，也是为了你。既然不用我的建议，我随你去也无可效力，请允许我回家侍老母！”蒋随即说：“好！那么，就请你做立法委员并帮我办禁烟的事吧。”

　　李仲公鼓动蒋联共抗日意图失败后回到苏州，专心地校订《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以作为唤起民众的呼声。李仲公为国民党内首先提出“联共联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第一人，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成为抗日先声。《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译著翻译了日本朝日新闻社编著的《满蒙诸问题》，即：满蒙的地位与重大性、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满蒙铁道、我国满蒙铁道利权、满蒙经济的本体——满铁王国、满铁及满蒙政策的危机、中国满蒙铁道政策、结论，共八章二十六节；译者驳议有4个部分：即（一）“帝国主义的日本”之肯定；（二）掩护在马尔萨斯主义下的所谓“人口与粮食问题”；（三）拆穿所谓“特殊地位内容”的“事实关系”的真象；（四）架在血刃上的“法理”；（五）总结。并高呼：“我们应该警惕日本帝国主义已至和我不能并存的最后日期，唯一有效的努力在团结全国力量，实行‘以力还力的奋斗，一切‘兄弟阋墙式的斗争都应站在反日帝国主义旗帜之下化为一致御侮的敌忾同仇”。蒋介石见到该书后，斥责李仲公不应以国民党政府要员的身份与他公开唱反调，令中统特务给李警告。从此，李仲公被蒋介石安排去担任禁烟委员会常委、立法院立法委员，淡出国民党核心圈。

　　李仲公译著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已由其女、德籍华人李幼华女士由德国寄回贵州，这件珍贵的黔人著作得以在贵州重现。

　　（作者单位：贵阳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