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先龙

　　一、明代理学四大门派

　　明代理学继承和发展了宋元理学。影响较大的有明初北学和南学，明代后期的王学与江门学派。北学由于代表人物薛瑄正统时入阁而号称“正学”；南学由于创始人吴与弼是江西崇仁人又叫崇仁学派。明代后期王阳明独创姚江学派，又叫阳明学派。江门学派和阳明学派相对立，主张“端坐澄心于静中养端倪”，特别是谌若水先与王阳明共同讲学，后又公开与王阳明分庭抗礼。明代四大理学门派中，江门学派对贵州文化影响最大，北学传入贵州最早但影响不及江门派，王学影响再次之，崇仁学派影响最小。

　　二、江门学派对贵州文化影响巨大

　　江门学派创始人陈献章影响巨大。陈献章弟子祁顺，字致和，成化十九年（1483年）任石阡府知府时把江门学派带入贵州，纂修《石阡府志》，在游历贵州各地时创作了不少诗文，游历贵阳创作的《圣泉流云》诗有“贵阳八景兹尤胜”句，是“贵阳八景”首见于文献。江门鼻祖陈献章有《寄祁致和知府诗》：“六年饱读石阡诗，习气而今想破除，血月风花还属我，不曾闲过邵尧夫。”祁顺可与邵尧夫即南宋理学家邵雍相提并论，是江门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明代贵州理学人物中，影响最大的是江门弟子蒋信，清代以来的贵州方志多误以其为阳明弟子。万历《黔记》称王阳明贵州弟子仅私传者有马廷锡、孙应鳌、李三渭3人，并未提到蒋信；《王阳明全集》所附《镇远旅邸书札》共提到其贵州弟子陈文学等20人及朱氏昆仲等，也无蒋信之名，故蒋信确非王学弟子。马廷锡和李渭是蒋信高足，只有孙应鳌确为阳明再传弟子。《明史》蒋信传附于谌若水传，谌若水集江门心学之大成。蒋信，字卿实，常德人，正德三年（1510年）王阳明谪龙场过常德时曾去拜望过王阳明，但当时王学尚未形成，王阳明未收蒋信为徒，也不可能传授尚未形成的“王学”给蒋信。蒋信先后3次师从谌若水，1523年从学数月就获得“吾道西矣”的极高评价；1525年入南京太学师从一年多后回常德道林讲学；1527年再入南京太学师从一年余，确实为谌若水嫡传弟子。

　　蒋信任职贵州期间（1540-1543年）无门户之见，既新建正学书院传播江门之学，又修建文明书院传播王学，还集中全省优秀士子于两书院学习并亲自执教，又购置阳明祠祭田。

　　马廷锡，字朝宠，贵阳人，嘉靖十九年（1540年）中举后任内江知县，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到湖南从蒋信学成归来即在贵阳城南鳌矶建栖云亭（今甲秀楼）静坐养心并开始讲学。他讲学几年就创造了明代贵州科举考试的历史高峰。贵州宣慰司自明初到嘉靖时，每科一般中举人3-5名，最多不过8人，马廷锡讲学5年后的嘉靖乙卯科（1555年）就创造了中举15名的历史最高纪录，贵州巡按王绍元因此专门在城南渔矶湾新建渔矶书院请其主讲。后来戊午科（1558年）和甲子科（1564年）又分别中举10名和14名，王绍元随即举荐马廷锡先后主讲文明书院和正学书院。隆庆四年（1570年）按察使冯成能新建阳明书院请马廷锡主讲后，听者常达数百人，并且有成就者很多。马廷锡是贵州教育史上最早号称“桃李满天下”的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讲学30年间弟子数千人遍布全省。

　　由于蒋信和马廷锡胸怀宽广，无门户之见，对阳明心学等采取宽容和兼收并蓄的科学态度，马廷锡还亲自主讲阳明书院多年，贵州方志因此才误以二人为阳明派弟子。

　　三、北学对贵州文化的影响

　　明代最早传入贵州的理学派别是北学。早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贵阳就建有澄心亭在东察院——贵州按察司署（今中华南路达德学校旧址处），即明初贵州按察使和巡按御史衙门。“澄心”最早见于《淮南子》，南宋陆九渊主张澄心，其三传弟子李侗首次把澄心引入理学并提出“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元初何基等继承李侗衣钵，进一步提出“澄心虑定”之说。明初北学创始人薛瑄提出了“澄心精义”说。可见，早在1433年理学澄心说就已传入贵州，比王阳明入黔要早至少75年。

　　在贵州创建澄心亭的为北学创始人薛瑄好友王子沂，字思詠，号率庵，浙江奉化人，建文元年（1399）举人，洪熙元年（1425）以监察御史巡按贵州，积劳成疾卒于任所，在积劳成疾后曾写信向“出监湖广银场”的好友薛瑄求助，薛瑄《答侍御王子沂书》，其中有“韩公有曰：将息之道，当先理其心”之语。可见薛瑄早在宣德时就已提出理心、澄心等主张，并用以劝导好友王子沂理心养病，王子沂任贵州巡按时已接受薛瑄澄心说并在贵阳东察院新建了澄心亭，标志着北学正式传入贵州。成化时邹鲁撰《澄心亭记》追述了王子沂建澄心亭引入心学后的传播简史，并阐述了自己澄心之要。所以北学澄心说从宣德时传入贵州到王阳明入黔之前近80年间，早就对贵州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前后影响明清贵州文化近两百年。水东宋氏土司中宋斌、宋昂、宋昱等三人先后受到北学人物王子沂、杨刚、邹鲁等影响，成为推动贵州早期儒学传播的有功之臣。王子沂任贵州巡按时，宋斌在洪边新建私衙并形成“洪边八景”后，王子沂专门创作了《洪边八景诗》一一咏之。宋昂、宋昱受其父宋斌及杨刚、邹鲁等理学人士影响，不仅自己儒学修养很高，还不遗余力传播儒学，有效促进了儒学扎根贵州。江门学派、北学及水东宋昂等对贵州文化的贡献远胜过王阳明。

　　四、王学对贵州文化的积极影响

　　王学对贵州文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所谓王阳明“首开贵州书院讲学之风并开创了贵州一代学风”并无史据。首先，王学对贵州文化影响不及北学和江门学派，也远不及宋昂等土司。王学入黔较晚，在其传入之前北学和江门学派早已在贵州传播了数十年，对贵州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德时王阳明谪戍贵州任驿丞不到3年（1508.4-1510.3），他在贵州期间王学并未形成，根本不能与北学和江门学派相比，当时绝不可能对贵州文化产生实质影响。王阳明在龙场和贵阳讲学总共不过两年，其嫡传弟子有名可查的仅十余人，其中以陈文学和汤冔影响最大，但二人中举成进士后一直在外为官，对贵州文化教育影响甚微，根本不能和江门派弟子蒋信、马廷锡等相提并论。王学在贵州影响最大的是阳明再传弟子清平（今凯里）孙应鳌，孙应鳌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其对文教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在任陕西任提学使和北京国子监祭酒期间作出的，他虽两次回清平讲学近十年并创建学孔精舍，对凯里文教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对整个贵州文化的贡献却十分有限。反而，王阳明再传弟子邹元标万历贬谪都匀时，为都匀文化教育作出的贡献较大。

　　其次，称王阳明“首开贵州书院讲学之风”有失公允。早在王阳明入黔之前近300年的元皇庆时（1312-1313年），何成禄就在贵阳建有文明书院并首开贵州书院讲学之风；王阳明贬龙场前的1505年，贵州提学副使毛科重建文明书院并选有志儒生200余人分斋教诲。故王阳明在贵州讲学比何成禄晚近300年，比毛科等晚3年，贵州书院讲学之风并非王阳明首开。

　　第三，王阳明来黔之前贵州早已涌现出一批影响较大的儒士。元代何成禄是贵州有史可查的最早传播儒学者；元末江西名儒范汇1340年草拟诏书驱逐宰相伯颜后任八番顺元宣慰司副使，号称文学政事闻于一时；江西名儒芒文缜明初任国子监学正后转任贵州儒学教授，号称两典文衡，为时所重；王训和易贵号称开明代贵州文化草昧之功；宋昂宋昱兄弟儒学渊源深厚，合著《联芳类稿》诗文集，诗人罗玘作序称赞“其意欲与中原大家相角逐”。因此，早在王阳明入黔前百数十年间，贵州文教事业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宋昂昆仲以诗文家学传播儒学取得了巨大成效，儒学在王阳明入黔之前就已在贵州生根发芽。

　　五、崇仁学派对贵州文化影响较小

　　崇仁学派影响最大的是创始人吴与弼及弟子胡居仁和娄谅。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沈霁，正德辛未（1511年）进士，曾师从胡居仁，嘉靖初1526年改贵州兵备副使，驻铜仁时建孔子庙，立朱子祠，百姓信服，从此渐知礼仪。这是沈霁为铜仁文化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