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流行的话语里，莫斯科红场是俄罗斯的心脏、苏联的象征，也是红色革命的圣地。多年以来，有关红场的词句和景象频繁地出现在国家主导的文艺宣传并深深地渗入国民生活之中。

　　在我的青少年时代，革命和文学是学习与生活的主题。在关注较多的诗人里，有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记得他擅长写排列奇特、节奏明快的“楼梯诗”，其中就有不少作品抒写了红场。在著名长诗《好》的篇章里，马雅可夫斯基追忆了——“我”曾在黑旗飘荡下 跑来这儿。然后回顾“当被害者的血 还热的时候”，（我）“怀着剧跳的心，迎着敌人的枪口，沉默，哀悼，呐喊，怒吼。”继而写道——

　　我参加游行队伍

　　来到红场

　　我和几百人一同

　　举着红旗

　　带着红心

　　信心百倍

　　精神奋发

　　气概豪壮

　　这是一种命运的时代写照。在诗中，以颜色为象征，世界红黑凸显，阵线分明。诗人和革命者的使命是声张正义，讴歌反抗，为被害者伸冤，向敌人宣战。敌人是谁？敌人就是帝俄沙皇的“双头鹰政权”及其后继者资产阶级总代理克伦斯基的刺刀和监狱。那时，受压迫人们奔向红场就是奔向解放，奔向自由。于是在苦难连连的岁月里，红旗、红场、红心便具有了无限的蕴涵和力量：“月光的 火焰 燃烧/红场 象白天一样 光辉闪耀。”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隆重上演，其中一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高声朗诵，再次把红色苏联的解放象征送至全国各地，使之成为家喻户晓的世界坐标。在这句台词的后面，朗诵者为人们描绘了未来的美好景象，那就是：“黑夜总有尽头，曙光就在前面！”

　　然而进入60年代末期，便爆发了中苏间的公开论战和领土相争。先是全国上下组织学习对“苏修”进行全面批判的官方《九评》，接着在民间暗中流传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随后两个昔日的红色友邦又在乌苏里边境打响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之战”，革命阵营断然决裂，昔日盟友积怨成敌。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最高权力接班人被公布的罪名竟然是劫持飞机偷越国境，“投奔苏联修正主义”。自那以后，国家主流媒体的宣传主调便转向了反苏——告诫各级组织行动起来，预防苏修悲剧重演，警惕执政党变成法西斯党，阻止中国“改变颜色”。

　　转眼到了90年代，世界局势再度巨变。我考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令人有点猝然不及的，是课程指定研读的第一本文献就是《苏联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讨论的议题涉及对20世纪革命的深刻反思。这样一来，包括红场、克里姆林宫在内的一系列苏联标志便与“柏林墙”等其他象征物一道，列入了意义重估的历史类型之中。当时的中国重新对外开放，国家的重心转向经济和市场，思想形态却夹在冷战后的东西方之间摇摆不定。媒体对“前苏联”的处理冷漠而疏远，而对改头换面后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则褒贬不一，似乎还不知如何拿捏。于是在已长久习惯的国际坐标上出现一段罕见的表述真空，从而催生出国民对以往“革命邻国”的自由联想及多元描绘。这样的景象尤其在21世纪两国间放开民间往来后更为突出，呈现出的观点可谓各取所需，见智见仁。比如2002年天津作家冯骥才抵达红场，关注的重点是存放着遗体的列宁墓。冯以中苏友好“过来人”身份断言：凡是到俄罗斯的中国人都有一个愿望，就是去克里姆林宫前的红场“瞻仰列宁墓”。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是为了要“面对面看一看这位影响了世界也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内涵的人物”。

　　事情不一定如此。2014年10月初的一天，我到了红场，却没如冯所说的去参观列宁墓。一则因为对棺柩不自在，一则也嫌程序麻烦——不仅要按规定等候，而且还得排长队缓缓入场。那样的限制实与公共广场应有的开朗自由形成反差。

　　“红场”的俄语写为Кра，сная пло，щадь。据了解，Кра，сная的词义有“红的”意涵，也可译为“美丽的”，但与这座广场的真实色彩及“红色政权”并无关系。有种说法甚至认为其中的“红”与这里曾被16世纪一场大火焚毁有关。可见汉语以往的解释赋予了过多的意识形态联想。如今你来到这里，会发现真实的红场其实主要交错呈现的是红白两色。地面上，本色的石砖在太阳的照耀下，反射着天空的光和周边的影。四周的建筑错落环绕，最显眼的是西面壁垒森严的克里姆林宫红墙和东面以白色为主的“国家百货商店”以及位于南侧、红白相间的圣瓦西里教堂。如遇天气晴朗的话，开阔的头顶会为红场增添一片蓝色，于是便与更换后的俄罗斯三色国旗吻合——1991年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俄罗斯将原有的苏联国旗废除，恢复使用彼得大帝时代的三色国旗，也就是废除了红主黄配的苏维埃象征，回归于有“泛斯拉夫颜色”之称的白蓝红三色。在其中，白色象征白雪和自由，红色标志着温带和力量，而不再意味革命或流血。

　　2014年10月的这天，我在红场不仅注意到克里姆林宫与国家百货商店的红白对比以及悬挂于红墙前的俄罗斯三色国旗，还看见站立在红场上手持三色国旗的一位老兵。老兵神情庄严，默不出声。我不知道他为何那样长久站着，又为何以那样的姿态在红场出现。不久有警察过来干涉。老人不为所动，依然举着三色旗帜坚持在红场站立下去。

　　红场是莫斯科城的中心，它在政治表征上的变动，牵引着这所城市的社会晴雨。但若以一名城市穿行者的经验来讲，红场不过就是莫斯科一条街道的一段而已，在一座城市的总体规模和尺度比例里都谈不上突出。相比于北京的天安门来说，红场既没有东西长安街那般笔直宽阔，也没有以广场为中心南北延伸的轴线纵深。在面积上，红场不到10万平米，只是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乍看起来堪称拥挤窄小，路面甚至还存留着弯道和坡度，很不规整。在某些习惯了“高大上”的北京人眼里，这里或许会被看成是一个“老土”的农贸集市也说不定。

　　然而从更为长久的景观及功能历程来看，红场的建造、翻新不仅历史厚重，并且深藏着世人谈论不多的布局玄机和“风水”奥秘。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黔籍朋友蔡运龙教授带我见过他在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同事于希贤，听于教授从风水观念分析巴黎、北京和华盛顿等世界名都，其中也提到了莫斯科红场。于希贤的分析独特有趣。他认为，从总体布局来看，莫斯科堪称体现了风水观念的城市。该城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 呈同心圆一层一层向四周扩展。宫楼最高的尖塔上有高入云霄的五角星， 成为向四周放射的中心点。此外，莫斯科有数百座教堂，它们的顶上都有高高耸起的“十”字架， 分别从四面八方面朝克里姆林宫。于教授分析说，这样的特色体现了“天人合一”观念，用宇宙象征的手法，把克里姆林宫象征成世界革命的中心及其起始点和发源地。于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 这里一直是全世界无产者向往与敬仰的革命中心与圣地。”

　　后来，我看见于教授把他的分析在国内的《经济地理》上发表了出来。不料几乎就在同时，强盛了半个世纪的苏联哗啦一下就解体了，红场和克里姆林宫不再被视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样的变局该如何以风水来解呢？或许得叫“天人感应”或“福祸相依”吧。

　　如今，“前苏联”已成过去，独立后的俄罗斯正谱写新的历史。在“十月革命”将近百年后的2014年10月这天，我参观完红场南侧的瓦西里教堂后步入古姆国家百货商店，坐在风格厚重典雅的楼厅品尝意大利品牌咖啡，感觉要不是教堂内刻下的东正教印记令人久浸难回，眼前漫溢的物质消费氛围已与巴黎、东京和华盛顿无大区别。春夏秋冬，熙熙攘攘的游客们从红场进来又离去，留下各自不同的感受与见证。随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流逝替换，这些感受和见证都将成为各见一端且对应有别的追忆而已。

　　然而，象征变迁，中心消解，革命者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后许下的那些诺言兑现了么？东西方各国被压迫人们的命运是否还能改变？

　　（作者系四川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