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和

　　

　　如果说鲁智深在大相国寺的菜园里渡过了一段放旷豪性、自在自为的时光，是其初入佛门的潇洒欢畅。那么在聚啸山林，除暴安良之后，不愿与官吏为伍，重新投入佛祖怀抱，则是鲁智深大彻大悟后的至善选择。

　　大相国寺是北宋京城开封的一大名寺，我到开封大相国寺却是冲着《水浒》中的和尚鲁智深而去。据说北宋时的首都开封即东京汴梁城方圆60余里，是世界级的大都会，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都城，只有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和东罗马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宋代张泽端的《清明上河图》就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古城开封的繁华盛景图卷。从图上看，一座彩虹大桥以其优雅的弓形身姿屹立于大河之上，桥上人流熙来攘往，桥下商船穿梭往来。在高大的城门楼下，纵横的街巷之中，店铺并列，商肆林立。骆驼、牛车、骏马、人群，摩肩接踵，好一派热闹非凡的场景。比之罗马与君士坦丁堡那些冰冷的石头建筑，这里六畜兴旺，五谷丰登，社会安宁。可以说开封城的木制建筑比罗马城的石头建筑更具亲和力，这是古代开封作为东方大都会所具有的包容万千的神韵。从图上可看出，那些来来往往的商旅，一个个都表现得那样从容自信。即使是牵着骆驼的外商胡人，虽然睁着一双好奇的大眼，却也没有丝毫的局促不安。酒馆茶楼中端坐的宾客是那样的优闲自在，若不是开封经济发达，衣食无忧，社会祥和，哪能这样闹中取静，自在逍遥而又安之若素？

　　就在这商铺林立，酒楼并峙的城市中心，一座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突然出现在眼前，这座当时名满天下的大相国寺，可以说在北宋王朝具有其他佛教寺院不可匹及的地位。大文豪欧阳修有一段记述即可证明。欧阳修写道：“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这段史实的记述一方面证实了佛教审时度势，收敛锋芒，与政府配合，获得生存发展；另一方面则说明大相国寺在京城开封地位显赫，乃皇家烧香拜佛的寺庙。然而这座皇帝行幸焚香之皇家寺庙的名气之大、流芳后世，追溯起来，却与《水浒》中关于鲁智深看守大相国寺菜园的故事分不开，正是万千民众仰慕鲁智深的为人仗义、豪放豁达、活泼自在的率真秉性，才使大批游客纷至沓来。

　　大相国寺是否真有鲁智深这位花和尚的注册不必考证。如今坐落在开封城中心的大相国寺周围也没有菜园可供我们凭吊。望着大相国寺门前的一对石狮，我在想，这大相国寺在战国时实际是魏国公子信陵君的故宅，只不过到了唐代，唐睿宗为了纪念他由相王继承皇位，遂将此寺庙改名为相国寺，并亲自撰写了题额。从此大相国寺沾上了皇气，就有了“大相国寺天下雄”的称谓。可话又说回来，无论是信陵君也好，唐睿宗、宋太祖也罢，这些大人物尽管权倾位重，显赫一时，可与那《水浒》中的和尚鲁智深相比，在名气方面 ，却也占不了上风。在中国社会，当官吏横行，贪腐之风大畅其道之际，鲁智深作为一个和尚，实际已是社会边缘化人物，然而更为可叹的是，像鲁智深这样嫉恶如仇、爱憎分明、血性方刚、旷达无拘的和尚，却也为大多数佛教寺庙所不容。可以说鲁智深是在万般无奈之下，从五台山来到大相国寺的。他这样一个游离于官场、社会与宗教场所之间的边缘和尚，为何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为什么名气反而大于那些历史上真实的大人物呢？

　　归结起来，鲁智深的秉性行为实际是广庭大众、平民社会多所企盼而塑造出来的。譬如，为解救弱女子金翠莲，鲁智深不图任何回报与私利，三拳打死镇关西，这是标准的见义勇为而又舍己救人的义举，为此他舍弃了提辖的官位而亡命天涯。同样，即使做了和尚（这里，我等俗人称鲁智深为和尚是一种尊重。实际上，在寺庙内一般僧人之间是不能随意称和尚的），当了大相国寺菜园的看守闲职，鲁智深也是那样潇洒自在，宠辱不惊。他摆平了那些泼皮，而又不欺侮他们，他与这些喽啰友好相处，因此他获得尊敬。他用平等待人、豪侠仗义的行为教化引导了这些泼皮喽啰，唤起他们的良知；他为林娘子被欺凌愤愤不平，他对林冲施以援手，他的敢作敢为，实为中国社会所缺失。鲁智深倒拔杨柳的一幕，真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这是小老百姓在官府的长期欺凌之下，赋予江湖好汉的一种特殊力量，实在是民众一种无奈的心理寄托。《水浒》、《七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之所以在中国流传几百年不衰，也是与中国社会皇权官府过于强大，民众的冤屈无法排泄有关。在古代的欧洲，因教皇与世俗国王的权力此消彼长，经常出现政教之争。平头百姓、市民阶层可居中寻得一些原始民主的权利，于是欧洲平民在夹缝中生存可以获得左右逢源的自由空间。中国古代社会则不然，儒释道三教只能依附皇权才能生存，根本不可能出现欧洲那些由教皇为国王加冕的事例。因此，没有神权教权的力量平衡，在皇权一脉独大的情势下，平民大众只能在官府的压迫下苟且偷生。当然平民们在屡屡遭受欺侮之时，也必然渴望诸如鲁智深一类的英雄豪杰从天而降，及时救民于水火。为了使这些见义勇为、除暴安良的英雄能快捷成功，必需赋予他们非凡的武功、惊天的神力，这就是人们喜爱鲁智深而赋予其神奇力量的社会大众心理状态。

　　当然，旷日持久的社会黑暗并不是鲁智深之类的江湖好汉所能改变，掌握着强大权力的官府也不允许平头百姓持续地歌颂这些“造反派”。能够让官府容忍的只有两条路，其一是接受招安，依附皇权官府；其二只有遁入空门，皈依佛家，逃避现实社会，远离喧嚣尘市。那么，鲁智深怎么办呢？继续聚啸山林，杀人放火，惩恶除暴，这些均是反社会的行为，与统治阶层的利益格格不入，如此持续下去，必然是死路一条。可叹！天地之大，容得下万千贪官污吏，却容不下血性方刚、豪侠仗义的鲁智深。此时的佛家真谛，已显现出“四大皆空”的禅神意旨，鲁智深之流的英雄好汉，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际，世俗政权留给他的最后一条路，也只有与佛结缘，唯空而已。官府知道，若逼死鲁智深，会惹得天怒人怨，民愤太大，只有让其重新归入佛门，才是最好的归属。这是官府对民众的让步（文学作品小说也只能这样符合官府与民意的叙述）。如果说鲁智深在大相国寺的菜园里度过了一段放旷豪性、自在自为的时光，是其初入佛门的潇洒欢畅。那么在聚啸山林，除暴安良之后，不愿与官吏为伍，重新投入佛祖怀抱，则是鲁智深大彻大悟后的至善选择。

　　站在这大相国寺的重檐斗拱之下，我仿佛听到六和塔下钱塘江水涛声依旧，耳畔响起了《水浒》中那段对鲁智深佛性人生的颂语：“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在我看来，这段颂语既是对鲁智深一生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赞誉，也是对英雄末路之人的一种暗喻的指引……

　　这时，有人在大相国寺撞击大钟，使我猛然警醒：原来佛教在依附于中国皇权之后，竟有如此巨大而潜在的社会调节功能。望着开封大相国寺厚重纯朴的山门，我只能对鲁智深一类的豪杰说，“放下屠刀吧，立地成佛！”

　　（作者系贵州省知识产权协会会长、贵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专家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