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渝

　　

　　关于沈万三的诸多传闻，就是这样，充满了时间、空间的错置与虚构、幻想的迷雾。面对时，大约还是取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姿态为妥。

　　在另一位大理人、与李浩为姻亲的张继白所著《叶榆稗史》中，有几篇奇文，记叙了更为匪夷所思的奇闻。叶榆，是今大理的古称。

　　一篇是《沈万三入滇》，其中说：“金陵巨富沈万三，号三山道人，获罪谪辽。洪武知张三丰本天下奇士，令佛登（按：据说是洪武时南京第一高僧）访寻，佐朝辅国。知万三与佛登善荐，寻得赦，后与玄素入朝面君。帝令秘入滇，会西平侯，隐滇池西山，号西山叟。靖难，应文和尚逃亡，遁隐观音箐。万三辅以资，建兰若寺于银厂南十里。应文喜竹，广种筇竹。万三精地通源，识银山脉象，为南衙府君得大矿。时，府君囚籍三千余，以背塃冶银为业。万三怜之，议于府君，俱减轻役，与土人婚，得立家室，德矣。万三客居榆城三清观，与总兵徐进善，喜弈，善吐纳。总兵慕三道骨仙姿，叹谓：‘余拥军四万，不及仙翁朝游沧海，暮宿深山，悠悠天地，乐哉善哉！后总兵谢印，拜万三为师，与点苍七子遍游五岳，鱼龙变化，潜于人海。万三斗酒海量，常饮于五华楼西双鹤楼，醉则鱼鼓道情，内藏玄机。常叹世人弗识。后返辽东。”

　　另一篇是《张三丰入滇记略》，其中说：“三丰化名玄素，入滇，得僧大云禅师入京，洪武托以身后重任，共扶允炆。二人婉言谢之。洪武苦求，诺炆遭离难，可着僧装入滇筹事。帝诺，愿保其安。三丰求洪武暗赦沈万三，与丰入滇筹事，帝诺。”

　　还有一篇《应文和尚》，专说建文帝之事。其中说：“明永乐元年，余与兰雪道人寓居达果栖霞楼。冬至，围炉夜话。沈万三至，其随三僧一道，示沐晟修书。知僧即应能、应贤、应文，道者为程济，为靖难出走云南，皆京官。称应文为师。文年三旬，方颐，气宇非凡，尚文，着紫袈裟，执赤金钵盂，健谈而慎言。”

　　这里面提供的“信息”可谓“石破天惊”：一是原本被“谪辽”的沈万三，不仅被朱元璋“赦”了，还赋予他重大使命：托以身后事，与张三丰等秘密入滇，共扶允炆。二是倒了霉的建文帝逃到云南后，是沈万三资助了他，并建了一座兰若寺，让落难的皇帝栖身。三是沈万三做了无量功德之事：使被明成祖当异己清除、发往鹤庆、大理两府的三千多 “囚籍”之人，减轻劳役，与“土人”（今白族）成婚，落籍于滇西北。四是沈万三后来又返回了辽东——这样的最后归宿，真是闻所未闻的“圆满”！

　　还有更令人惊诧的。顾诚先生久考而不得其名的沈万三的女儿们，有一位终于在云南“现身”！在那本《叶榆稗史》中，有一篇《沈线阳》，劈头就说：“万三有女线阳，生而慧，双眉红痣。三岁游于市，遇中条玄女薛真阳，授以丹霞剑术，历十五载得绝技。若红绡、聂影尘寰。艺成，师告身世，寻父于滇。时应文潜隐浪穹，万三托女暗辅之。永乐五年，随应文出游。七年，应文于黔道遇胡滢率官兵追捕，线阳救之。”却原来，这位精通剑术的奇女子，竟是奉乃父之命护卫于建文帝左右的女侠！在《张三丰全集》（方春阳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有一篇《沈线阳小传》，说她是沈万山的长女，“声宏体硕，无女子相。生三岁而失去，莫知所之”，也说她随薛真阳学剑，却没有她当逊帝保镖的故事。

　　沈万三的一位外孙女，也在云南“现身”。据《张三丰全集》中的《余氏父女传》说：此女名余蕙刚，沈万三徙云南时，女婿余十舍也受到株连，全家迁滇。“至滇上时，西平侯沐春深抚慰也。侧见余氏女，风致端闲，宛然仙格，愿请赘于十舍，十舍允焉”。于是便成了沐春的侧室。

　　后来还有人说，建文帝朱允炆浪迹天涯，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去“鹤游恒山”（去北岳却绕到了云南？），途经省城，在拓东遇到沈的儿子（还是不知其名），知其父万三隐居西山，便到西山上的太华寺居住了月余。建文帝还在太华寺内为沈万三种下了一株从大理带来的“九心十八瓣”的名贵茶花，并在寺门口种了一株银杏树以作纪念……

　　在清人章腾龙的《贞丰拟乘》卷下《仙释》、光绪时的《周庄镇志》卷六《杂记》中，都记有清康熙初年有人在云南见到过沈万三的传闻。康熙三年，三王叛清时，有位扬州籍的优伶，避难中途，在乱山中见大宅一所，请求借宿，“一老人出，幅巾深衣，苍髯古貌。引入与语，知优为江南人，曰：吾与汝为乡亲，可知当年有沈万三乎？吾是也，以服丹故得不死。因令老妻出见，相对极欢……”

　　诸多让人晕眩的“续篇”！历代总有人乐此不疲。

　　沈万三是个传奇人物，野史与地方志所记，大多出于民间传闻，因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厘清真相并不容易。

　　上面所说的《三迤随笔》和《叶榆稗史》两本书，连同另一本玉笛山人的《淮城夜话》，同出于大理州文联编成的《大理古佚书钞》一书，2002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被称为是3部已失传430多年的明代书稿，是关于大理古代历史文化佚而复得的珍贵资料。

　　可是，没过多久，这部约40万字的《大理古佚书钞》，就被人用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提出的辨识伪书的12条公例为“武器”，逐一辨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是什么新发现的南诏大理国史料，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成稿的彻头彻尾的现代伪书”①。

　　倘如是，一切又重归于虚诳。

　　平心而论，这些云南的“沈万三故事”，尽管也有若干破绽，但连缀起来，要比贵州的“沈万三故事”有趣得多，传奇得多，看起来更像有那么一回事。

　　关于沈万三的诸多传闻，就是这样，充满了时间、空间的错置与虚构、幻想的迷雾。面对时，大约还是取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姿态为妥。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曾说：“以多得诸传闻也，遂采庄子之语，名曰《姑妄听之》”；“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意义无非如此而已。

　　还是顾颉刚先生说得对，中国古史有一种“层累堆砌”的现象，有的人往往喜欢把不相干的事情、传说、故事，与当时的情境结合起来，附会到某一重大历史事件或某一著名历史人物上面，通过流传——不管是在口头上，还是在文献上——层层地加上了很多后人自以为是的东西。结果，愈到后来，关于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传闻就愈繁，愈真伪莫辨。

　　如果我们想找到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就要一层层地剥离历代黏附、粘连在上面的东西。但同样重要的是，传说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这个一层层叠加、黏附的过程，本身就非常值得重视。

　　顾诚先生说的“明朝没有沈万三”，让很多人颇感意外，甚至不能接受。传说也好、正史也好、文献也好，都在把沈万三与明初的政治史作紧密联系；而实际上，所有有关他在明初的事迹，都是人们后来的虚构。

　　虽然我们还不能判断，后人之所以把沈万三及其家族与明初政治联系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他的后代子孙家人们真的卷入了“蓝党”之类的政治事件，才导致这类传说的创作、衍生和传播。但即便如此，这些虚构成分很多的传说，其产生和流传的过程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真实。或许，我们应该去追问的是：人们为什么要把一个与朱元璋、朱允炆、朱棣都毫不相干的商人，生拉活扯地捆绑在一起？究竟是些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缘由，要去创作、演绎了这样的传说故事，并播撒于民间使它流传至今？

　　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传说，它们的本质都是历史记忆，是历史记忆的不同表述方式。哪些历史记忆被固化为历史？又有哪些成为百姓口耳相传的故事？还有哪些被一度遗忘？传说与历史之间是否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现代科学史观与后现代史学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很大差别。在现代性的语境或科学主义的话语中，传说=虚构，历史=事实；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中，虚构与事实之间是否有边界，本身可能就是一种“虚构”。那么，与沈万三有关的历史与传说中，谁的讲述是“真相”呢？有兴趣的历史学者自会去探究。

　　不过，能否得出结果，我还是十分狐疑。

　　当人们不仅把沈万三与朱元璋的建南京城捆在一起，还把他与朱棣的建北京城、与什刹海的来历之类离奇传说联系起来之后，黔中“屯堡人”仅仅把沈万三作为入黔始祖记入家谱、族谱之中，已经算是格外的老实、本份和缺乏想象力的了！

　　当然，相关的故事，还有热心人在接着往下编。

　　在近几年出版的图书中，至少已经有两三种，开始把大名鼎鼎的沈万三与同样声名显赫的奢香联系到了一起！

　　有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当时贵州没有建省，安顺一带属于云南。这里的环境，处处是森林，生态优越，居住的多为少数民族。当时沈万三来到这里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产、生活处处不方便。要发展贸易，就得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怎么才能与当地人相融相亲呢？想来想去，最后沈万三突然想到了与朝野都有关系的女政治家奢香夫人。……沈万三通过多种渠道，终于与奢香夫人取得了联系，奢香夫人也非常敬重这位江南财神爷，不仅在府上热情接见了沈万三，而且还为沈万三在贵州发展商业提供多种便利，为他在‘西部理财大开绿灯。沈万三也主动拿出大量银子，继续修建了安顺乃至省内的多处古驿道，深得奢香夫人赞赏。……在贵州民间，流传有奢香帮助沈万三发展马帮贸易的多种传说……”

　　在另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奢香在摄贵州宣慰使期间，平息战衅，兴办汉学，发展耕织，大胆启用沈万三开辟龙场九驿，劈山开矿，对维护西南地区民族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贵州经济、促进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奢香在沈万三的策划和劝说下主持开辟的驿道，在‘洪荒草昧，羊肠险恶无人通；雪栈云林，落落千秋无通款的贵州高原，奢香亲率各部组织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披荆斩枳剪蒿莱，凿山刊木穿蒙茸，开辟出‘龙场九驿。……这时，发配到这里的沈万三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说奢香夫人非常尊重和欣赏沈万三，可以讲他们之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了。现在，据说大方县城里最出名的菜肴是‘清炖猪蹄，其风味和苏州周庄的‘万三蹄绝对有—拼。”

　　说法大同小异，但所说都是直截了当的“结论”，既没有任何地方史志文献为凭，也没有列举稗官野史、民间传说为例——证据全部“莫须有”，就这样说了！奈何？

　　若干年后，它们或许也就成了“野史”，留给后人云里雾里地再去费脑筋探究。说不定，一不小心，又会有人弄出什么花花肠子新名堂来哩？

　　难说！……

　　注：①详见侯冲：《〈大理古佚书钞〉是伪书辨》，载与侯冲著：《云南与巴蜀佛教研究论稿》，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