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书

　　没有吃过蒿子、蕨根、枇杷树皮乃至高岭土、龙骨石等等的人，是体会不到那种疾苦生活的。

　　1961年2月15日（农历辛丑年正月初一）傍晚，我乘61次特别快车（北京——广西凭祥）离开北京，到柳州转乘普客，第六日清晨抵达贵阳。在贵阳火车站下车后，再乘公共汽车到贵阳客车站买到开阳的汽车票。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贵阳到开阳的汽车每天只有一辆，而且是用一辆解放牌货车改装的，里面安的是木条椅子，可容纳30名乘客。当时乘客不多，去售票口就能买到票，每张票好象是二三元钱。

　　我到汽车站旁一家国营面馆准备买碗面条吃，吃面要排队。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名身体单薄、约有50岁的妇女，她的两碗面条刚抬在手上，旁边一名瘦骨嶙峋、衣着褴褛、蓬头垢面约20来岁的男子突然窜上去，伸出两只又脏又瘦的手，同时抓起两只碗里的面条往嘴里塞。那妇女见状忙将碗放在窗台上，用两个拳头像擂鼓一样在那人的背上边打边骂：“你这个狗日的饿死鬼！饿死鬼！老娘都没有得到吃啊！”那人躬背由她打，自己只管抓起吃，吃了面又将面汤喝得一干二净才转身若无其事地边抹嘴巴边向外走了。其实，那土巴碗装的面条既无多大油水、又无葱姜等佐料，就是放了一点油辣椒，面条也是黑不溜秋、硬梆梆的，还只有国营饮食店才有卖（当时不允许私营）。前人说“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看来千真万确。

　　汽车一颠一簸，到开阳已是午后了。是年正月间，天气尚好，多晴少雨。开阳到冯三是没车的，原准备下车后立即步行回家，谁知时间不允许了，又由于一碗面条早已抖光，于是我便到县委招待所住了下来。我在招待所吃过饭，睡了一会便出门转了一圈，城里的房屋变化不大，城墙已经拆毁，街道还是那么宽，只是石板路变成了泥沙路面，加上两边的旧式木房，仍显得烂糟糟的。第二天，我吃过早饭就步行回冯三，随身携带的是一口帆布箱子和一只“北京牌”旅行袋。箱子里全是装的食物，有北京产的高级面条、点心和山西杏花村产的“竹叶青”、北京的“红葡萄”和苏联产的“威士忌”等名酒各1瓶；旅行袋里装的换洗衣服。箱子背起很沉重，离开招待所时，招待所朱伯伯很是关心地叮嘱我说：“路上要小心，现在到处都在饿饭，谨防遇到抢人的！”我颔首表示感谢。

　　离开招待所后，我信步走出北门，登上望城坡，还以为像当年进城开会那样，从牛滚凼（今干河坡林场）分左手下鲤鱼坡合公路，这样走捷径可减少一些时间。谁知，这条以往的小路早已荒废无人走了，处处都是丛生的茅草，青松挺拔，难以辨别方向，一走就走错到了潮水寨子。经问明当地群众才又返程，回头再从牛滚凼上大路，当我走到冯三街口时，天已墨黑，伸手不见五指。

　　我看见路边左侧堡坎下有一片黑呼呼的瓦房，瓦房里有微弱的灯光在晃动，同时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于是就寻路走了下去。原来，那里是冯三公社马江管理区建的坪上养猪场（当时一区一社，下分管理区、大队、生产队），里面坐着的人都是些熟悉的面孔。他们见我突然而至，真是感到稀奇，忙招呼我坐，问寒问暖，又问吃饭没有等等，我疲惫地说了还是在县委招待所吃的早饭，出城把路也走错了等情况。于是，他们就给我端来一个我第一次看见也感到很稀奇的瓦罐子蒸的4两米的饭和两个馒头，一碗白菜汤。饭我没有吃，把馒头吃了，汤喝了，肚子也就饱了。我从正月初一离开北京，到初九才喝上家乡水，俗话说“美不美，山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是夜，我们几人围着火炉摆了很长一夜龙门阵。第二天早晨，我当兵时的乡支书夏占云便给三合大队打了电话（当时各村都通电话），同时叫在养猪场喂猪的胡发亮（是我胡氏母亲的舅侄儿，因我们不认识，经介绍他就叫我老表哥）给我背箱子，送我到三合场去。

　　我跟胡发亮经十字路下赖子桥，过了油房刚转拐下坡，便看见大队长宋必书与我小时候相好的郑金全陪着我母亲接我来了。当走到叫花洞时，我蓦然看见石碾盘废墟边躺着一具骷髅骨，白晃晃的尸骨令人胆寒。宋必书见我惊异，便解释说：“这是个年轻娃儿，不知什么地方走来就饿死在这里了。”我没有答言，郑金全补充道：“油房旁边还饿死得有一个男嘞，穿件红卫生衣，背靠在土埂上，坐在地上死的。”我问他们：“死了怎么没有人埋？”他们说：“哪个去管兹些外来人，我们这里死了人，都因饿饭无力抬不起去埋！真是凄惨得很呀！”

　　我走进阔别六七年的三合场街上，家家关门闭户，当年那种赶场的热闹场面已荡然无存。后来才知道，人们都上山找野生植物充饥去了。家里破破烂烂的，十分凄楚。我进堂屋后，一眼看见女儿赵洁莲、三弟赵平中两叔侄站在香火旁门槛跟前，手里各拿着一根小木棍在玩。我离家时小女儿才出生3个月，母亲见我木讷地盯着他们知道分不清谁是谁，便手指赵洁莲说：“这个是你家的……”话音未落，似乎有点憨乎乎的姑娘儿，不知什么原因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我连忙伸手去抱她也不让我抱，反而哭得更厉害了。母亲见状忙说：“孙儿，是你爸爸回来了，不要哭哪！”我两眼滚着泪珠，忙打开箱子取出3个伍仁饼子，递给老幼一人一个。母亲说：“已两三年没有见到过这些东西了，现在家里无一粒粮食，吃饭是在集体食堂打，油盐也差，带来的食物就留着自己吃罢！反正我们吃蕨根粉、蒿芝、红刺根皮、枇杷树皮、涎朗树皮等野生植物已经习惯了……”母亲正说着话，只见父亲上山挖了半草篮蕨根，气喘吁吁、步履艰难地回家来了，我叫了父亲一声，便包着眼泪问起蕨根的吃法来，以免老人家伤心。过了片刻，我妻子挖了一稀篮背青?树圪头（树根），摇摇晃晃地也回家来了。

　　我到家以后，便很快听到一些消息，说中央要逐渐调整农业政策，每个农业人口要分给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同时允许农民在房前屋后种植一些粮食，也可以在田边地角适当开垦少量边荒等。

　　在家期间，我目睹一些人由于吃蕨根、树皮、包谷核等太多，又无油水，因此，难排便、肚子胀、浮肿、步履维艰。到集体食堂打饭时，虽然蒸饭罐上标明“8两”，实装只有2两大米。有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说，他数了罐子里装的大米，只有3700粒左右。没有吃过蒿子、蕨根、枇杷树皮乃至高岭土、龙骨石等等的人，是体会不到那种疾苦生活的。

　　村子里没有狗叫、鸡鸣，房顶上没有炊烟，真是与旧时“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饥荒年代差不离啊！

　　在我家附近，田坎上家庭成份是半地主式富农的杨毓彬、杨毓贵一家，一连饿死男女好几口人，只剩下一个年仅十多岁乳名叫杨叫花的寡崽；我家邻居杨坤芳，近60岁，临终时呻吟说：“我只要有二两米的稀饭喝，就不会断这口气啰”；水淹凼的宋必成，一个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作战的老兵，外出途经高云时闹肚子，进入一片包谷地里解溲，当地群众误认为是因饿饭下地偷包谷的，便一轮乱棒将其打死了；还有我家对面家庭成份是富农的杨本世之母黄氏，因去生产队开会迟到点时间，被扣饭活活饿死了！还有我母亲，已年过半百，只因说了几句对饿饭不满的话，竟然被罚下苦力，叫她去给挖在街心的约两丈长、丈余宽、五六尺深的灭火坑抬泥巴，还说不准他人帮助，为此，我妻子杨金秀只好趁夜深人静时去偷偷帮助挑土。

　　1958年本来全国都是个大丰产年，而开阳是丰产不丰收。眼见粮食烂在坡上（特别是红苕堆积如山）无人问津，还说什么“铧口耙子挂在墙壁上也要吃3年”等等。正值秋收时节，却搞“大炼钢铁”，全县组织十余万劳力上山，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全县高炉林立。据原县人大一副主任说，1958年搞大炼钢铁，县委派他到羊场区去放“钢铁卫星”，上“黑山”（伐木挖煤炭）当“钢铁厂长”，每天组织两千多人上山筑炼钢高炉；又遍山挖铁矿，砍古树制作风箱，砍松树烧木炭。砍伐山林，破坏了生态平衡，引得老虎也不客气了，老虎不时出现，到1961年底羊场区已被老虎咬吃20多人，全县被老虎吃掉30多人，还有被咬伤、抓伤的。

　　人们去吃那“不收钱的公共食堂”，全县搞“大伙食堂”2028个，刮起一阵不可收拾的“共产风”。由于大家一哄而上吃“大锅饭”、“撵伙伙羊”，既助长了懒汉思想，又挫伤了绝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使集体收入、个人劳动所得、公共积累等每况愈下，渐渐地层层仓库里的粮食就被吃空了。粮食紧张了，又叫大家上山“取宝”，找野生植物，全县每天平均有3万多人上山找吃的。到了1961年春天，群众3年缺粮，吃“五五二”，即一日两餐，成人每餐吃5两蔬菜、5两野生代用品（蕨根、树皮等）和2两粮食。那些掌权的干部又跳出来整农民、整生产队长，说他们“欺骗上级，不如实报告粮食产量。”并实施“刑讯逼供”、“反瞒产私分”，打骂群众、打骂生产小队干部，与此同时，“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也列入严整对象，捆、绑、吊、打人成了一些区社和大队干部的家常便饭。

　　大搞田土“深耕”，翻地三尺，说是这样种出来的稻子要用斧头才砍得断，偏信神话违背自然规律。冰天雪地，冯三公社马江管理区三合大队的干部还勒令“四类分子”杨毓彬、杨毓贵兄弟去犁水田，兄拉犁、弟驾驭，犁得不如干部的意还要挨“青?棒棒”。

　　农民们在夜间下地去拿粮食，并跟随季节转变什么成熟就拿什么，剥胡豆、割豌豆、麦子、掰包谷等。有个叫何树云的皮匠，住在我家对面一个大山沟里，一家老小饿得难熬，除了打山耗子吃外，一天晚上他将附近生产队的一头黄牛偷偷切下一块后腿肉烧来吃，结果被判3年徒刑。干部对“偷”的问题难于管理和处理，只好默认地宽恕并冠名为“拿摸行为”，不了了之。有胆大妄为者，则去撬国家和集体粮仓甚至扒窃、抢劫运粮汽车等，虽然捉到要挨整，但是为了活命，见“空子”就钻。据县公安局文献记载：1960年冬到1961年5月21日，全县发生偷宰耕牛案件472起，宰杀耕牛83头。1961年6月8日，城关公社鱼上管理区杉木庄生产队3名11至14岁儿童因饥饿难忍，去偷生产队的粮食蔬菜被抓住打死。是年3月至6月25日，全县农民“拿摸”粮食被干部捆绑吊打和扣发口粮38人，致死13人。

　　整完这些事，回过头又整那些影响社会治安的人和那些整过群众的“当权者”。据1960年有关部门统计，开阳县有499名干部因过“粮食关”捆绑吊打生产队长、社员受到各种处分，占同级干部数的28%。马江新华大队有个姓杨的“地主分子”在过年时没有好吃的，便在大门上写副春联云：“两匹青菜辞旧岁，三个萝卜迎新春”，横批：“也是过年”。对此，社队干部说他对现实不满，用写春联的手法挖苦、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将其捆押批斗，并令他打起铜锣游走村寨检讨“罪行”。

　　农历二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北京形势已经开始好转。副食品供应很好，机关干部不再去排队抢购那不收粮票的2两面包片了。我将回乡所见所闻详细报告给主任，请他有机会时给上级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反映。主任见我情绪比较消沉，便嘱咐我好好休息几天，再去工作。

　　其实，我哪有心思工作，一心只想回老家，于是递交了一份《回家申请报告》。7月下旬，我的申请报告被批准了。1961年8月2日，我离开了生活3年的北京，9日上午回到了开阳。

　　但愿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那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不再重演！

　　（作者系开阳县公安局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