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追寻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寻找权威的记录，多年来我四处寻觅，终于有了较大的收获。首先在《中共遵义市历史大事记》中看到了有关记载，该书第6页上叙述了1935年初红军部分负责人分头拜访了遵义一些著名人士，受访人有赵迺康、刘伯庄、谌明道、朱穆伯、李次乾、杨干之、朱季瑜以及红军之友社成员。书中写道：“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亲自登门拜访开明人士刘伯庄先生，动员他出面组织商店开业，活跃市场。”
这个记录虽然权威，但感到简单了些，会不会有更具体的记录？我又四处寻找，目标盯在有关毛泽民事迹的材料上。于是从报社资料室借来《毛泽民》一书，它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有毛泽民传记、年谱、毛泽民有关照片19幅，毛泽民的亲人，同事撰写的回忆文章24篇，这些材料全面地展现了毛泽民光辉的一生，我从头至尾读完全书，收获极大。特别是钱希均同志撰写的4篇回忆录，对毛泽民在苏区工作，长征路上的活动，在上海、天津作地下工作的情况说得生动具体。钱希均是什么人？为什么如此了解毛泽民？答案在书中的照片中有了初步回答。这幅照片是钱希均和毛远志的合影，照片的说明为“1976年毛泽民的原夫人钱希均与女儿毛远志合影”。原来钱希均曾是毛泽民的夫人，两人1926年结婚，1939年离婚。在毛泽民的传记中谈到钱希均是苏维埃银行工作人员，所以她对毛泽民的情况十分了解。她是参加长征的30位女红军之一，解放后任轻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她在《忆泽民同志两次过遵义》文中，一开始就写道：“我和毛泽民同志两次到过遵义，那是1935年1月和3月随中央红军长征的事情。仅这两次，泽民同志的足迹深深地印在遵义城的大街小巷。”接着，她从多方面描绘了毛泽民在遵义日夜工作的情景，特别提到：“泽民为尽快恢复遵义的商业，还专门到一个姓余的商会会长家，又到刘伯庄先生家做工作，通过他们的出面，说服、动员商人开门营业，刘先生是一个知名度较高的开明人士，与泽民很谈得来，他听泽民的话，出面说服动员商人、商店正常营业做了积极的工作，后被推选为商界临时代表。正是泽民等许多同志的积极工作和红军的具体行动，感动了遵义的开名人士和商界朋友，使遵义的商业很快就恢复正常，还积极帮助我们办货，使我们买到了不少布匹、药品等物资。”看到这段记述，我十分感动，终于找到了更详细的第一手权威资料。
但是，我搜寻相关资料的工作仍没有停止，还在扩大搜寻面，又查到党史专家曹春荣写的悼念毛泽民的一系列文章。曹春荣是江西省瑞金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特别是对苏区史、红军长征史有深入的研究，他在《红军长征时国家银行为什么能在遵义成功发行国币》的长文中谈到：苏维埃银行发行的钱币，长征途中首次用的地点在遵义，毛泽民在遵义时，积极向各界宣传，“到丁字口协记绸缎铺老板刘伯庄兄弟家做工作。刘伯庄兄弟因黔军溃退时抢劫了他家财物，而红军先头部队进城时保护了他们的财产，便欣然出面说服动员商家同仁开门营业，还积极帮红军办货。因此，国币（指苏维埃银行发行的钱币——刘庆田注）的发行就有了相应的市场。”此文是从另一个角度记述毛泽民与伯庄公的亲切会见。它与钱希均文章的共同点是，两人的会见十分亲切、气氛融恰，伯庄公为恢复遵义的商业活动做了许多工作，帮助红军购置急需物品。
看了这些材料，回过头去看遵义苏维埃银行旧址陈列室那幅画，更觉得它的历史价值更重、纪念意义更强，作为伯庄公的子孙感到格外亲切。当然，我的寻觅还在继续。
（作者系贵州日报社原工商部主任、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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