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当年的创业情景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劲头十足，没有一点私利；在讨论办学问题时，没有上下级，非常民主，一起决策；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做事都极其认真，都以最好为目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和清华同学王万福、唐宝鑫从北平逃难到汉口，我的父母也因家中住宅遭日机轰炸受损、城市安全岌岌可危，带领兄弟和妹妹逃难到汉口和我会合。当年11月9日，家里所居城市因城防司令傅作义抵抗失守，太原沦陷。

　　面对祖国的烽火连天、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许多学生失学流浪的惨状，我们几位同学萌发了利用自己的特长办一所学校的想法，希望能以自己所长培养人才，实现“教育救国”。我们的想法得到同道的赞许，1937年年底，我们联系了在校期间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到武昌开筹备会议，其中包括索天章、徐步墀、孟昭彝、靳文翰等。讨论的结果是，以自己的特长，办一所中学来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当时我们提出的办学宗旨是：训导青年，培养民力，宣传抗日，驱逐日寇。这个办学方向十分契合当时的形势，目标明确，也与政府的旨意比较吻合。我们马上开始在汉口、武昌选校址。1938年1月，我们收到了李祖才、徐步墀的父亲徐穆青等人的捐款，随即，我们便开始购买仪器和教具，但多方寻找仍无合适校址。这时，后来的学校基金捐赠人之一、《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便向我们建议道：汉口能否守得住还未可知，其中变数会很大。办学最好还是到大后方，贵州是个合适的地点，而且原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老校长周诒春在贵州省任财政厅长，有实权，他又十分热心教育，并即将出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到贵州找他，一定会得到他的支持。

　　几位同学经过多次的酝酿和讨论，决定接受张季鸾建议将学校办到大后方贵阳去。有几个因素的考虑：贵阳经济落后，教育资源贫乏，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学生流落到那里，无学可上，在那里办学有生源；办学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相对来说，贵阳也比较安全；办学是需要相当资金的，几个穷学生刚踏上社会，虽然有一腔热血，但是没有金钱、缺少足够的社会关系，办学只能是空中楼阁，应该借助校友的力量来做这件事。

　　武昌筹备会议结束，在开展各项准备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又有宋士英、冀吉甫、赵永昌加入到队伍中来。我们这支人马充满活力，也十分精干，从学科看，有学文的，也有学理的，而且有几个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他们都热心社会活动。

　　王万福、唐宝心在创办清华中学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活动能力。王万福特地到湖南长沙拜访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递交了武昌筹备会议的办学计划，并斗胆向梅校长提出：学校是否可以叫“清华中学”。据王万福后来告知，当时梅校长格楞都没打，接着话茬说：“‘清华两字又不涉及有关专利，有什么不可以的。”并欣然同意可以担任未来的“清华中学”名誉职务。有了梅校长的鼎力支持，我们几位筹建者更加有了信心和底气，劲头也更足了。

　　大约在1938年2月，王万福、唐宝鑫去贵阳周诒春学长处游说。先是将我们的办学计划书呈上，请学长指教。周诒春仔细阅读后，认为方案很不错，也对同学的爱国热情、办学之举大加称赞。随后，同学委婉地提出，希望贵州省政府方面能提供部分办学启动经费，让学校能运转起来。周厅长当时没有直接表态，只是说现在国难当头，财政经费非常紧张，办学固然很好，也应当支持，但贵州省是个穷省，财政方面本来就捉襟见肘，现在是战时，财政越发困难。两位又进一步向周厅长阐明了办学的意义及急迫性，再次恳请予以考虑。此时，他们又适时地向周诒春表示已经去长沙拜谒梅校长，梅校长明确表示支持。临走时，周诒春表示，他支持同学办学，但学校最好是“民办”而非“官办”性质，因为民办可以更有自主性，可以实现教育主张，至于经费他会积极筹措，努力促成。两位回来向大家传递周学长的信息，大家都称是。

　　另一方面，同学们各自利用自己的关系，寻找办学资金来源。首先是求得清华母校学长的支持，校长梅贻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等带头解囊支持开办清华中学，名教授冯有兰、吴有训、顾毓琇、陈岱孙也欣然解囊。在清华前辈的带动下，社会人士也纷纷捐资办学，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朱经农、政界吴国桢、新闻界张季鸾等纷纷捐款。那边，贵州省政府也有回应，支持清华同学到后方办学。周诒春学长在创办清华中学上出了大力，他利用各种关系，动员国内外清华校友和热心教育人士为清华中学筹募基金，出面邀请贵州省名士任可澄、省府主席吴鼎昌、贵阳市首任市长何辑五、省交通厅长叶纪元，以及翁文灏、吴泽霖等社会名流担任校董。学校最终由周诒春出任董事长，梅贻琦任名誉董事长。

　　1938年初，我将父母、兄弟、妹妹安排经广东到香港躲避战火。1938年3月，我和王万福、唐宝鑫、索天章、徐步墀去贵阳（孟昭彝、靳文翰因在武汉有工作没有前来），紧锣密鼓地进行清华中学的筹备工作，周诒春学长慷慨地让出省政府提供给他的住房给我们居住。我到达贵阳旋即按照商议决定的，主要开展了招生工作。1938年4月中旬，赵永昌、冀吉甫等到筑。根据先前已在贵阳选址的同学提出的方案，大家进行了商议，决定暂时租赁贵阳龙泉街复圣祠为校址，根据现实情况，决定先招初一、高一年级各一个班，另招生高中年级补习班（一个班级），只招男生。当时租借复圣寺，主要考虑一是租金比较便宜，二是地点适中。按照分工，在一次会议上我汇报了有关招生开展事宜，要点是：书写了招生通知在市内张贴，另外通过政府教育厅的支持进行宣传。招生工作是比较顺利的，主要是“清华”这块金字招牌很有号召力，另外就是名人的支持。会上，还就开学开几个班级进行了讨论。大家的意见是：开学之初以大班为宜，等上了轨道再分成小班进行教学。以后，又有李宗瀛（一二·九运动北平学联负责人）、王达人等同学到贵阳，参加清华中学建设。大家推举王万福出任清华中学校长。

　　最终，我们共计招了115名学生（含补习班）。在开学之前，我们在贵阳又招聘了几位教师。私立贵阳清华中学终于在于1938年5月1日正式开学。

　　到了1938年年底，学校的运转开始正常，教育教学开始步入正轨。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打算，就是尽早遴选新校址，扩大招生规模。因为我们的办学已初步得到市民的认可，人们通过各个渠道来打听学校今后的招生规模，希望子女进入清华中学就读。王万福、宋士英、唐宝鑫在选址方面出力最多，他们常常在礼拜天放弃休息，四处寻觅新的办学地址，最终把眼光落定在贵阳郊区的花溪。这个地方山清水秀，地处郊外，学生受到的干扰少，比较适合办学。我们十几人齐聚花溪，大家七嘴八舌阐述自己的意见，除了有人认为学校地点远了一些、不利于招生以外，矛盾的集中点为是否要马上搬迁。讨论的结果是由于日机的轰炸，办学规模的扩大，应该尽快搬迁，于是开始了行动。当时，我们中也有人反对搬花溪的，理由是学校各项教育活动刚开展，应该有一个适应期，新校舍的建设经费等也没有落实，是不是缓一缓搬迁的速度，眼下先把教育做实。不过，多数同学还是有一股激情，认为事不宜迟，应该赶快上马。教育工作与学校搬迁并不矛盾，可以并行不悖，至于校舍的经费，已经部分落实，不够的部分可以促发大家去动脑脑筋加以解决。大家统一认识后，新校址的报告几天后就上交贵州省政府，同时托校友关心这件事。在董事长周诒春的关心下，清华中学基建经费筹集终于到位，他又邀请清华校友、名建筑师童隽义务规划学校建设和校舍设计。1939年3月，学校在花溪新校址上课。印象中有5个班级，130多个学生。学校最初迁到花溪时，学校购了当地几处民房和40多亩土地作为教室、办公和宿舍用地。另外，在毗邻学校的花溪镇租借一些民房作学生宿舍。

　　我们都知道教育质量是学校的生命，我们也知道光有分数的质量是片面的教育质量。在办学之初，我们就有把清华大学的办学理念移植到贵阳清华中学的想法。加上周诒春学长的指点，学校提出“智、德、体、群、美”的教育方针（群育指要有合作精神）。参加开学典礼训话时，周诒春董事长向同学提出“爱国、诚实、自立、合作”的教育主张，提出“十年后同学们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 这是非常高的要求。清华中学也沿用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记得当时学校的学生守则上规定，在校期间必须学会游泳，这和清华大学的要求一致，即强调体育对人发展的重要。学校规定了每天下午有1小时40分钟的“强迫活动时间”，要求学生必须到户外锻炼。这些要求对育人很有必要。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有4所清华中学成立，分别是抗战期间成立的贵阳清华中学、重庆清华中学、成都清华中学和抗战胜利后孙立人将军（清华校友）在东北创建的清华中学。这4所清华中学，贵阳清华中学最早成立，办学成绩最好，名气也最大。那时候贵阳清华中学办学声誉反映在学生近悦远来，一些家长纷纷把孩子送来就读。当时梅兰芳先生避难在香港，得悉贵阳清华中学的名气，硬是将子女梅保玖、梅保琛从香港辗转多地到贵阳清华中学读书。抗战中牺牲的戴安澜将军的儿子戴复东也就读于贵阳清华中学，后来他是同济大学教授。一些南洋侨胞子弟也有多人在此读书。

　　根据8人所学专长，我们进行了分工。王万福除教算学外，承担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经济系研究生唐宝鑫教英语、公民课，另兼会计主任（出纳、会计仅他一人）；经济系毕业生王达人教历史（兼教务主任）；外语研究生索天章教英语；我是清华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生，学的是语言学，但根据需要担任算学教员；数学系毕业生徐步墀教算学；化学系毕业生冀吉甫教物理、化学；外国政治系毕业生宋士英教英语；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的李宗瀛教历史。另外，还分别聘请了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任教。当时，校董会开给我的月薪是70块大洋，工资是不低的，万福、宝鑫也是70大洋；达人管教务又教书，工作比较繁重，月薪80大洋；记得上海东亚体专毕业的吴渊薪酬较高，月薪也是80大洋。

　　我1939年上半年接到西南联大的担任助教的聘书，于是去昆明履新。我在清华中学待了1年多，时间虽然不长，但是这段人生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这段时间里，有机会比较深入地接触了社会，对中等教育有了了解，收获更多的是锻炼了我与人打交道、与社会接触、综合分析事务、判断事务、独立处理事务的能力。

　　后来，随着王万福的离开，宋士英曾当过校长。1941年后唐宝鑫开始当校长，宝鑫在任时间最长，对学校的建设贡献最大，他一直干到1950年方才离开心爱的教育岗位去天津一家毛呢厂工作。1957年他蒙冤被打成“右派”，这些是“文革”结束以后，我们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见面时他告诉我的。

　　1977年开始，我和索天章、唐宝鑫恢复书信联系。1979年春节前，唐宝鑫儿子唐北非旅行结婚到上海，曾在我们家住了几天。索天章是1943年离开贵阳清华中学到复旦大学（四川重庆）任教的，1946年随复旦复员回上海，上世纪50年代，被调至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上世纪80年代调回复旦重新进行他的莎士比亚研究，这期间我们一直保持来往。宋士英当年是国民党员，曾因“政治历史问题”发配到新疆，吃了不少苦。1978年，我收到他从新疆寄来的信，信封上仅写了“上海复旦大学李振麟收”。信中告知了他将获得平反的情况，我回了信，希望他有空到上海。以后他曾到上海我的家，老同学、当年创业的老同事劫后余生，相聚十分高兴。

　　在与上述同学回忆当年的创业情景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劲头十足，没有一点私利；在讨论办学问题时，没有上下级，非常民主，一起决策；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做事都极其认真，都以最好为目标。当然，清华前辈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正是有了以上这些因素，贵阳清华中学成功了。

　　（卢慈和、李北宏整理）

　　注：李振麟（1914—1993），语言学家，生前系复旦大学教授；卢慈和系李振麟夫人，高龄95，系爱国民主人士，原国民政府贵州省省长、中共中央立传烈士卢焘之女。李北宏系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