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志毅

　　

　　1963年春天，我去出席团中央基层工作会议，那时的会议会期都很长。就以这次会议来说，初到北京时是3月中旬，走在街上还有点寒风刺骨的感觉，到了4月上旬，北京动物园里早已是“柳枝吐翠，百鸟争鸣了”。

　　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经济开始在调整中复苏，加之全国各地的支援，北京的供应还算正常。我们住在北京饭店的东楼，硬件自不用说了，软件也给人十分温暖的感觉。说真的，这是有生以来最高的享受。

　　在20多天漫长的会期中，除两三天安排休息或自由活动外，天天晚上都安排了晚会。不是在团中央礼堂看电影，就是到外面什么地方看歌舞或话剧。对我这个对文艺各门类都“全天候”喜欢的年轻人来说，仍感到有些不满足，比如京剧，虽然讨厌它过于繁琐的程式，但很喜欢它的音乐和唱腔，用时髦的话说，也是京剧的“粉丝”。但会上就是不安排。我暗想，这很有可能是文娱安排者的喜好所决定的吧？这类事绝不会弄到团中央书记处去的！而那时报上关于京剧的广告又是那么诱人！特别是全国京剧名旦言慧珠由上海来北京演出，地点就在王府井的“吉祥剧院”，离北京饭店不远。那几天的剧目是“玉堂春”，从苏三起解到三堂会审，够吸引人的了，但会上丝毫没有改变晚会内容的意思。恰好正逢休息时间，我便决心来个“小自由”看言慧珠去了。下定了决心，中饭时我便将棉衣带至餐厅，吃完饭穿上棉衣便往王府井跑，到了“吉祥剧院”门口一看，糟了，排队的至少百十来人。要排到什么时间呀！下午还要小组讨论，西南一个组每省三四人，谁不去都打眼，何况并未请假哩！

　　大概是看出我正在东张西望吧，离售票窗口四五个人远，有个陌生的中年人向我招手。我好奇地走了过去，他为了不让后面排队的人抗议，装出我们是同伴的样子，说：“你来得正好，我天不亮就来的，到现在还没有喝一口水。你进来，我去吃点东西就来。”

　　这一招很灵，我成功地换他站上了第四位或第五位，可以预见票就要到手了。轮到我买票时，售票的老头问我：“要几张？”我说：“要6张”，意欲将同去的其他4人也包进去。谁知他冷冷地甩出一句：“拿证明来！”“没有”，我如实回答：“是来开会的。”“会上的证明也行，开了再来，下一个！”你也不看看后面排了多长的队，等开了证明来？“那就先来两张吧！”我无可奈何地说，生怕失去了位子。他给了我两张，一看是二楼的厢座。我问他楼下的还有没有？他有些不耐烦了，说：“这算你运气呢，第一个买的也是楼下倒数二排。”

　　我刚出了行列，那个委托我的人回来了。可见他只在附近随便吃了点东西。听说只买到二楼厢座，他不仅不丧气，反而挺高兴，如数把票钱给了我，说“晚上见”，接着又给了一张名片，说“今后多联系。”我接过名片顺口说“我没带名片。”其实是撒谎，我根本没名片。他说：“没关系，你叫什么名字？”便掏出一个小本子记上了。其实除了那天晚上在一起看戏外，谁也没给谁联系。从名片上我知道他是江西出差来北京的某公司采购员。那又怎么样？一张票的交易嘛，久而久之，连形象也模糊了，只记得有这么回事，有这么个人而已。人生旅途中，这样的事还少？

　　在下午的小组会上，乘休息时间我将晚上自己要去看京戏的事告诉了同来的3人，他们都表示没有什么。其中一人要出去看朋友，两人要提早睡觉“补补瞌睡”。晚上到了剧院对号入座，才发现我那座位虽属走廊，却是侧靠栏杆，正对舞台，只不过需要侧坐偏头就是了，气饱力壮的怕什么？我代购的那一张紧靠右侧。人来了，他还是那么热情，只不过大家都专心看戏很少说话。

　　开头是很短的一场“折子戏”。待过场戏演完后，另换了一套乐器，该主角登场了。这时我方想起听说名角不仅自带服装而且自带乐器，眼前的一套无疑是言慧珠自己带来的了，无愧名角。

　　具有独特风味的胡琴群体开始齐奏优美的西黄倒板，我正全力关注地盯着舞台，楼下场子里忽然响起一阵掌声，“北京人真会捧场，人还没出来哩！”我暗想。旁边的那一位忽然拍拍我的肩，“快看，总理来了！”我一回头，只见周总理在前三排或四排正中匆匆入座。他的周围有许多人，熟悉的面孔只有郭沫若一个，其余有的是早就入座了，也有随之而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我一个也不熟，也许知其姓名，未识其人，如田汉、夏衍等等，这种场合少得了他们？

　　在之后的一两个钟头里，我始终沉迷于台上言慧珠的精彩表演和优美的唱腔。待到“三堂会审”快结束时，我往楼下看了看，只见周总理的位子空了，人走了。我不无遗憾地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戏还没完哩！”旁边那位“江西老表”立即猜到了我的意思，连忙搭腔：“刚走。”他说：“他已经暴露了，你想想刚才那掌声！要是等到结束，他能顺利出去？”我不无遗憾地回答了一句“也是！”

　　其实周总理连今天晚上我已是第三次见到了，还不包括电影上的镜头。那时每逢重要一点的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都要接见，只照相不说话，也不握手。地点在怀仁堂后面一个草坪上，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马蹄形站台，可以同时接见几个会的代表。领袖们出来在“万岁”声中，依次照完像，便在掌声雷动中离去。我已经见过两次，加上两天后又见了一次，连同这次共4次了。倒是总理1960年到贵州那次没有见到。原因是在此之前，我和团省委副书记陈侠及另一个同志正在黔东南打圈子，记得是在榕江听到的广播。

　　有两个问题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一是什么叫“重要会议”？我第一次被接见是1957年“反右”前夕的团中央宣传工作讲习会和地方团报总编座谈会，重要吗？也算也可不算。第二次是1959年我们率领一个少数民族青年代表团参加“五一”活动。也算重要吧。第三次就是这次基层工作座谈会。可能是胡耀邦在中央机关的威望加人缘，故而挂上了“重要会议”的号。那时每个干部到北京开会，最大的愿望是见到毛主席，也算顺民心的事！

　　第二件弄不清楚的是：每次毛主席他们出来，同来的都有十来个人吧？这里面有政治局常委、委员、副总理，还不包括开会的部门主管。按那时的排列是毛、刘、周、朱、陈、林、邓，这是下了通知可挂像的领袖人物。但林彪一般不出来，据说有病。每次都有一二个元帅参加，以陈毅、贺龙最多。他们的出来是由林彪指定或由毛主席点名？或者由中央办公厅自定？反正参加会议的人一般不在乎这些，领袖们一出来，都把眼光对着毛主席，顶多是毛、刘、周、朱，看清楚他们的气色和表情，也就心满意足了。

　　（作者系中共贵州省委原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