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

　　

　　70年前，国民革命军中的黄埔名将方天（黄埔二期）、罗广文（黄埔教官）、胡琏（黄埔四期），乃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等王牌部队的荣耀与辉煌，皆早已退出了时代的舞台。对今人而言，他们似乎是遥远的历史故事，但在周文天老人心中，他们又仿佛还未曾离去。

　　走过烽火岁月，远去鼓角争鸣，70多年前的那场卫国战争在新生一代的印象中，大概只停留在白纸黑字的史实记载、泛黄的老照片或黑白的影像之上。然而对于年过九旬的周文天老人而言，70多年前的抗战经历成了他一生都难以磨灭的记忆。他的传奇经历，与闻名于世的“名将摇篮”黄埔军校及“军中王牌”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抗战爆发之初，未及弱冠的周文天毅然投笔从戎，报考军校。毕业后，他服役于有着“王牌军”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投身抗日前线，参与了惨烈的“石牌保卫战”。

　　黄埔岁月

　　周文天生于1921年10月25日，原名周万正，贵州遵义人，他的父亲原是地方军阀黔军部队中的一名军官。后来，由于中央势力进入贵州，黔系军阀王家烈下台，周文天的父亲也因政局变化而脱去军装，但此时身为儿子的周文天却在内心深处酝酿着报效国家、投笔从戎的理想和抱负。

　　就在周老初中毕业的那年，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抗战爆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年少的周文天深感到国家、民族正处于危难之中，萌生了从军报国的愿望，并盼望着早日实现自己的“从军梦”。1939年初，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到贵阳招生，怀惴“从军报国”梦想的周文天毫不犹豫就报了名。他说：“军校到贵阳招生，我因为出于义愤，所以就投笔从戎了。我不读书了，去参加（军校）考试。考黄埔主要是考高中同等学力，还有就是身体要好，要符合标准。当时我们检查身体时是在国民党的陆军大学军医处检查的。我记得当时考我们的一个语文课题，好像是叫‘抗战期中青年应有的责任。因为我对文学从小就有兴趣，所以我写的这篇作文是比较好的，所以就考取了……”

　　“我考取的是第十七期，编在第十总队第一大队第四队。当时我们贵州有一百多个学生考取的，来招考我们的两个人，一个叫张立花，一个叫胡明，也是我们前期的同学。他们带着我们一起步行到湖南武冈校部，每天4毛钱的伙食费，大概走了三十多天，1939年7月到达的。”对于当初投考黄埔军校的情景，周文天老人记得非常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接着说：“到了军校后，我们还遇到了胡适，胡适给我们出了一个题目，叫‘多难兴邦论，都是和抗战有关的题目。”

　　顺利考入军校后，周文天开始学习步科（步兵）。那时因抗战前线战事吃紧，物资紧缺，后勤保障困难重重，即使是中央军校伙食也常保障不足。当时他们在军校吃的饭里常常掺合着沙子，伙食很糟糕，于是有个别学员将黄埔校歌中“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调侃为“白菜萝卜，青菜豆腐，这是要命的黄埔。”不过对于伙食差，饭里有沙子等情况，周文天却有另一种解读，他说：“饭里的沙子是故意掺进去的，目的就是训练你，看你吃还是不吃。因为以后打仗环境比这个要苦得多，遇到了这种情况你如何应对？其实这个我们处理得很简单，你在饭里掺沙子，我们就用水泡饭，水一泡沙子就沉底了。”

　　“在军校学习那几年，我还是很刻苦的”，周文天说。经过几年的学习与训练，周文天与他的同学们一起以优异的成绩迎来了毕业，他们的明天将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率领部队真刀真枪拼杀的战场。在毕业之际，很多部队纷纷来到校园摆摊设点宣传、招揽人才。也就是这种历史机遇，促成周文天与一支王牌部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牌部队

　　“毕业以后自己填志愿，每个军需要多少人，你自己填志愿到哪里，把你分配到哪里就方便一些。”周文天老人认真地向我们讲述当年毕业时的情况，“我选的十八军，我们那个队有几十个人都是选的十八军。”

　　对民国军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抗战时期我国有五大王牌军，即第五军、第七十四军、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这五大主力中第五军、第七十四军、新一军、新六军皆是在抗战爆发后才正式升格为军级建制，唯有十八军早在1930年便由陈诚奉命建立，历史最为悠久。此后，这支部队开枝散叶，形成了在民国军政史上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派系——土木系。

　　问起周老为什么会选择到十八军时，他这样回答：“十八军需要人，也会派人到学校来做宣传，要说十八军有哪些好处，最鲜明的宣传就说十八军是陈诚的基本队伍。陈诚最先就是从十八军起家的，最先是11师师长，后来就扩充成十八军，十八军就是11师、18师、199师这三个师。所以当时我们也在想，我们既然是军校生，当然想的是前途，前途当然是走十八军，陈诚是蒋介石的红人，他有前途我们也有前途，就是这样。”

　　黄埔十七期学员毕业时已是1942年7月1日，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正在湖北宜昌前线作战。周老回忆说，他们填了志愿后，十八军直接派遣一个少校到军校来接他们，接到之后就直接坐船到宜昌，周老估计到达时应该是8月份左右。他回忆说：“坐船到师部的路上，我们要从三峡的峡口走，敌人正在炮轰我们的阵地。俗话说‘新兵怕大炮，听到敌人那炮轰隆轰隆打得这么凶，心里确实是有点怕。这时那个黎副官就告诉我们，你们第一次到前线，这个是必然现象，但你们不用怕，那个炮离得很远，你们不用担心。”

　　“到了十八军，首先是军长方天接见我们，接见以后就开始分发了，分在18师、11师、199师，我就分发到18师，师长叫罗广文，这个人比较出名，后来当到兵团司令。”师长罗广文对他们的一次讲话让周文天至今记忆犹新，他说：“（罗广文）这个人作战很勇敢，治军很严，他给我们说：‘你们第一次上战场，虽然说有保卫国家的思想准备，但临阵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些惧怕的。其实一个人的身上，只有3个致命的地方，脑袋、心口还有肚脐眼以下，除了这3处以外，其他的都不足惧。我作战那么多年了，也没有负过多么重的伤，所以你们不要怕。就这样给了我们许多鼓励。”

　　之后，周文天被分到54团3营机枪连做见习排长，所在的阵地在一处叫董家坡的地方，与日军阵地离得非常近。周老说：“我们这个地方和敌人的阵地互相都可以看得见，大概只有两三百米，双方对峙。我们是处于防御势态，敌人是处于攻击势态，但这时敌人还没有攻击……”

　　山雨欲来

　　周文天到十八军后参加的第一场大战，即是有“中国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称的“石牌保卫战”。石牌之所以被称为“斯大林格勒”，是因其地理位置。

　　石牌本是地处三峡西陵峡右岸、长江南岸的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军占领武汉，对于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而言，三峡成了阻挡日军进攻的天然屏障。《土木砥柱——国军第十八军战史》一书这样记载石牌的战略地位：“石牌要塞主炮台即处于长江一个一百三十度的弯角上，可以一炮打到南津关，日寇如果想要溯长江而上攻四川，石牌要塞是必须首要拔除的钉子。”

　　自宜昌沦陷后，距宜昌仅30余里的石牌古镇便成为拱卫陪都重庆的第一要塞。此时，十八军军部驻石牌以西的望州坪，11师任要塞前地防务，18师则负责侧翼阵地掩护。周老谈起战前敌情时说：“这次敌人集中了5个师团，是两个师团长作指挥，有一个叫横田勇（横山勇），还有个记不清楚了。”周老所说的敌人集中的5个师团即日军集结于附近的第3师团、第40师团、第58师团、第6师团、第34师团，此外还有第39师团、独立14旅团等部署在周围。横山勇的指挥所设在宜昌，众多师团集结于宜昌一带，杀气腾腾，一副对攻占重庆志在必得的狂妄态势。

　　“这个时候，11师责任重大，这个师的师长叫胡琏，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胡琏这个人比较正气，在保卫国家这一方面来说，他确实是很有表现的。”周文天老人说起当年的抗日名将胡琏将军时仍带有几分敬意，“胡琏首先集中连以上的干部到师部开会，会上他首先就谈清楚保卫石牌要塞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石牌要塞有所闪失，敌军如果冲破石牌要塞，那么陪都的威胁就太大了，甚至逼我们做城下之盟，所以绝对要死守石牌。我现在与大家共同在这里明誓，石牌不能丢，后退一步都不行，如果你们后退，我就要枪毙人；如果你们发现我后退，你们不打敌人，你们调转枪来打我！”

　　提及胡琏将军，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内战末期那场决定两岸分治局势的“金门之战”。但笔者相信，在将来青史的记载上，胡琏将军的辉煌必然是在1943年的石牌。那年那月，山雨欲来，大战前夕，胡琏将军率领部下祭天立誓，宣示与石牌要塞共存亡之决心：

　　陆军第11师师长胡琏谨以至诚昭告山川神灵，我今率堂堂之师保卫我祖宗艰苦经营、遗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顺，鬼伏神饮，决心至坚，誓死不渝。汉贼不两立，古有明训；华夷须严辩，春秋存义。生为军人，死为军魂，后人视今，亦尤今人之视昔，吾何惴焉！今贼来犯，决予痛歼力击，以身殉之，然吾坚信苍苍者天必佑忠诚，吾人于血战之际胜利即在握，此誓！

　　大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浴血石牌

　　1943年5月28日，日军第3师团、第39师团在突破我军第5师的阻击后，仗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空中优势，以挟吞之势向我石牌要塞展开攻击，一场惨烈的保卫战就此开始。

　　据记载，敌人39师团231、232联队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发起进攻，与防守南林坡的我军31团3营发生激战。战斗中我军奋勇抵抗，寸土不让，日军连续发动了5次冲锋，战至黄昏方才突入阵地，我军负责防守的第8、9两连官兵几乎全员牺牲。与此同时，第7连的阵地上也发生激战，将士死守不退，坚持整整4天，至后来奉命撤退时仅剩40余人。

　　“敌人开始进攻的时候，飞机大炮一起来。飞机轰炸，大炮猛轰。但我们已经先有准备，因为石牌本身是要塞，也有工事，当第一家伙碰上去后，这个横田勇（横山勇）就觉得，这个石牌确实不好打，之后他又迂回作战……”周文天老人回忆道。

　　面对来势凶猛的强敌，作为“石牌保卫战”高级指挥官的胡琏将军深知责任重大。当陈诚问他是否能守住石牌时，他抱定必死之心，说：“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5月30日这天，一个历史的瞬间给周文天留下了深刻记忆：“在敌人猛攻的时候，他（胡琏）就把当时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在石牌要塞的顶端高高升起！”

　　11师全体官兵看见国旗在山顶高高升起，迎风飘扬，无不斗志昂扬，全军士气大振。这一幕与1937年的四行仓库升旗何其相似！战争已经进行到第六个年头，而中国军人精忠报国之忠烈心却丝毫未曾减少。

　　“敌人第二次攻击仍然是飞机大炮开路，但轰炸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全都在掩体里，等敌人到了最近的地方，这就是近战了。近战的拼搏首先是手榴弹，接着就是拼刺刀……”对于70年前的那场惨烈的白刃战，周文天至今仍觉历历在目，他说：“拼刺刀是很激烈的，我们的士兵已经是誓死报国，决心死守，所以就有一种‘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就是敌在我就不在，我在敌就不在，我们就是以这样的决心与敌人拼搏。反复冲杀，双方都在伤亡，阵前死尸堆积。这时候的情况就是阵地一会被敌人攻占，很快又被我们占回来，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周文天老人的详实口述，再现了70年前那最为残酷的一幕：几万把刺刀在血与火中拼死绝杀，三峡之畔，江水咆哮，白刃相接，血花飞溅，尸骸枕藉。这场白刃战足足进行了3个小时，绞杀了上万人的生命。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场刺刀大血战最后的结果，是我军守住了石牌要塞。

　　“打到这个地步，敌人也打不下去了。战术上有个词叫‘攻势顿挫，现在敌人就是顿挫了，打不下去了，所以他只能撤退。”周文天老人说。5月31日，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开始败逃，石牌危机解除。6月中旬，鄂西会战结束，日军企图通过长江攻取石牌的计划终成泡影。三峡之畔，石牌要塞上的国旗依旧迎风飘扬。血战后，这里即被媒体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

　　将军背影

　　石牌保卫战的胜利并未给十八军带来长久的安宁。半年以后，日军再犯湘北，常德危急，周文天又随十八军参加了常德会战。在这场会战中，他的部队负责常德外围的增援。此后，周文天随十八军转战南北，直到战争结束。抗战胜利后，周文天认为自己已完成任务，为国家尽到了责任，加之看不惯部队中的一些不良作风，于是脱去戎装，返回家乡。

　　70年过去了，方天、罗广文、胡琏，甚至国民革命军的王牌第十八军，皆已成为历史。对我们而言，他们似乎很远很远。然而在周文天老人的心中，他们又仿佛还未曾离去。难以忘记那日，当我将存在手机上的胡琏将军照片递到周老眼前时，只见他眼神一亮，从他的眼神、表情和语气中，仿若是看见了多年未见的一位老友：“咦！这是胡琏嘛！还是这个样子。”

　　照片上的胡琏将军面带微笑，意气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