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龙

　　薄雾已经缓缓散去，棉花一夜之间倏然破苞而出，几瓣褐色的苞皮含着雪白的花肉，露水微沾，一派清冷孤寂。和棉花田相对的是菜园，绿瓜黄穗，红叶青藤的各类蔬菜有序地或躺或立或攀爬。土坯的篱笆墙土质有些沙化，几只忙碌不歇的蚂蚁从篱笆墙下爬出来，穿过一条小径，跑到棉花田里，顶着碎叶或米粒甚至土砾。

　　金属相撞的鸣声由远而近，从村子里一路铿锵而来，几只蛰伏槐树枝上鼎翅霜白的蜻蜓被惊起飞走。近些，原是村人挑着两个铁桶，去汲水。青皮铁桶桶壁磨得光亮，桶边挂着一个绳槌，绳子另一头系着铁弯钩，小径土路温软瓷白，两旁的草木探出路牙，瘙人脚踝，汲水人步伐稳健，节奏饱满，绳钩相击，咚——咚——咚……

　　井在丘陵上，是一处野井，居于村外。

　　村子小，少有人打井，马头墙相隔的小舅奶奶家有压井。一墙之隔，总能听到“呀吱，呀吱”的压水声。儿时，我也曾拎着小水桶，踩着青石小径，来到小舅奶奶家的院子。那时，院中一棵褐皮枣树，迎风乱舞般生长，拇指大小的枣叶，阳光镂空碎了一地。小舅奶奶从灶房舀来一瓢水，“咕噜，咕噜”地灌进井管里，管身铁屑剥落，出水口套上了破开一半的塑料管，成了一个引水槽。我跳跃起来，抓住鹅颈形的把手，把手光滑黑青，“呀吱，呀吱”地压着，时光跑来跑去，仿佛我们不知疲倦的童年，头顶上枣子的颜色也从蜡黄转为酒红。

　　压井方便，但是出水不旺，何况小舅奶奶十几口人都指望着这一口井。久而久之，小舅爹便有愠色。所以，除非家中有客来访，水缸见底，才拎着小桶去接半桶水过来淘米煮饭。更多的时候，大家更愿意去丘陵上的野井挑水。

　　说是野井，我更愿意称它为“野甃”，这个不常用的古词语，是属于乡野，属于村外的这口野井。蒿茅丛杂，重叠生长，根须有尺寸长，遮盖井口，常有家畜和野牲不识途，掉落井中，呼救不得。村人自然晓得这口野井，却无法得知何时何人而挖掘。也许，在几十年前那个月光朦胧的夜晚，一大批流民决定定居于此的时候，那口野井就已经静静地躺在村外多年，它可能是上一批先民或上一个村庄的遗物。安土重迁的人们蹲坐在门槛上，吸完最后一口烟，打上一桶井水，洗一洗一脸的褶皱和泪水，然后，就挑着箩筐，牵着妻儿，踏上了远方的路。再回头看一眼家园，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唯独留下这口井。土坯墙垣的空房已经沙化成灰，这口井也成了无主之物，在丘陵上缓慢老去。

　　直到再次有人發现了这口井。我时常在想，发现这口野井的定是放牛人。就像我儿时，父亲牵着缰绳，我骑在牛背上，水牛从田埂一直走到那处丘陵上。秋殇正浓，草木枯黄，丘陵广袤，麦苗青油油的，风从远方吹来，让人不寒而栗。牛背高耸，我紧紧抓住牛毛，生怕跌落下来。我看见了那口野井，在牛背上。井似大地之眼，黑黝黝的，井边的荆棘焦黄，露出了一圈圆井的形状，和丘陵上的草木颜色相异。整个丘陵，只有这一处荆棘荒草未除，像黑眼圈，透露着野性和疲惫。

　　不知为何村人不肯铲除井边的杂草荒蒿，继续让其保持着原样。每次取水，都要拨开草丛，好似沙漠中的寻水者一样，找到这口井。这种不厌其烦的取水过程绝不仅仅是为了防止野兽牲畜误落这口井，我想肯定还包含着对挖井人的感恩和对水的敬畏。对于一个缺水的村庄而言，一口井就意味着生存。

　　我无数次想起那些朗月高悬的夏夜，父亲拖着长长的水管，从好几里外的水坝往丘陵上的田地里抽水。田地散落贫瘠，丘陵像倒扣过来的花瓷海碗，而自家的田地就位于最高处的碗底。田地周围无池塘，唯有几个村共用的一个水坝。坝里的水却是间歇性的，从长江一路被各个村落截流而至，去得稍晚一点，水坝就见底了，只剩下黑色黏稠的淤泥和白细枯黄的芦苇。所以，那几个上游来水的夜晚，村里人如临大敌，抢水如同抢秋。父亲吃住都在田间地头，风有些暖，虫鸣和水流声相和，父亲扛起铁锹，培一培松软的田垄，堵一堵被虾蟹泥鳅钻空的田埂，摸一摸庄稼的长势。直起有些酸痛的腰，抬头望一望皎洁的月光，等雨来怕是要好长一段时间。

　　儿时的村庄，靠天过活。天久久不肯下雨，门前的池塘也龟裂如网，裂缝里落进了稻草屑和扬尘，偶尔还能捡到干瘪的红鳌或白身的大虾。村民无祷祀的风俗，只能内心虔诚地盼望天下雨，丰润田野，而吃水只能去丘陵上的野井。

　　灶房低矮，一口青褐色的土陶瓷大水缸和两口锅的土灶占据大半空间，灶间柴火堆至房梁，存放过芝麻秆、棉花枝、稻草和母亲割的野蒿。天微亮，父亲拿起门后的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就往丘陵那边去了。

　　父亲晃悠着水桶，步履轻盈。路过棉花田、菜园和一座有几棵稀疏的野枣树的小土丘（我一直认为那是一座无主之坟）。再往前些，便出了村子，杂草更加丰茂，路辙愈加逼仄，下雨时被人畜踩出来的足印还清晰可见。草尖上的露珠被父亲裤脚碰落，还在梦乡的七星瓢虫也跌落下来。抬头远望，晨曦爬上丘陵，陵上空旷，更远处还能看见别的村庄和田野，正被雾气锁住。父亲找到野井，放下扁担和水桶，他并没有急着取下井绳，而是绕着井边转了一圈，用手拨拉一下刺藤和白茅。父亲吸了一口气，取下扁担上的井绳，用系在绳子一头的铁钩钩住水桶，缓缓地伸到井中。井台被井绳磨出手指粗细的勒痕，井底深，黑黢黢的，井壁长有苔藓，还有一个油绿的嫩芽从井壁长出。“噗通”一声，桶底碰触到水的声音清脆响亮。父亲把绳子再放长些，甩动绳子，再使劲一拉，一桶水就慢慢地出了井口。水桶放在井台上，渗漏了一些，漏走的水跑回到井里，跑不走的水在井台上很快就干涸蒸发了。水桶桶耳处通常会系着一块薄木片，有时候也会从井边采摘一枚宽叶片，放在桶面，这样水也不易溢出。

　　父亲收起井绳和铁钩，弯着腰，钻到扁担下，再直立起来，挑着满满两桶井水，准备返回村子。回村之路，更加需要步伐稳健，找到平衡点，防止水桶左右摇晃。到灶房的时候，母亲已经取来了明矾，放在水桶里。片刻，父亲才把水倒进水缸。每天在家和野井之间来回三次，水缸才能灌满。

　　在父亲和母亲去湖北外婆家的时候，我和奶奶留守在家。父亲出发前的一天，就已经把水缸挑满水，两只水桶也是满的。有时候，去湖北的山路难走，归期不定。我还年幼，奶奶已年老，水缸就快见底了。同村的表叔、隔壁村的二姨夫和外村的谢叔叔都曾为我家挑过水。他们也不久坐，舀一瓢冰凉的井水，咕噜咕噜灌下去之后，用袖子一抹嘴，就走了。

　　我曾坐在门口的苦楝树下，看着池塘里戏水的雏鸭和草垛里觅食的鸡仔，日升日落，我在等待着父母的归来。奶奶用淘米水洗了洗脸，然后端着脸盆，走到菜园里浇菜。在那些祖孙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水对于我们而言，比粮食更加珍贵。在乡村月夜下，奶奶在院坝里放一个大木盆，给幼小的孙子洗澡。在门前池塘干涸后，我随着奶奶去村外的野塘里洗衣服。直到一个月光暗淡的夜晚，二舅爹被子孙送上了丘陵，葬在了那口野井的旁边。随后，野井旁的坟茔一个接着一个冒了出来，坟头还顶着土官帽。村里的老人一个个消失了，最后都一个个睡到了丘陵上。

　　那处野井之地，再次吸引了村里人的目光，尤其是在冬日，靠着山墙晒太阳的老人，眯着眼睛朝向丘陵的方向，一动不动。去野井里除了汲水，更多的人选择把那里作为最后的栖居地。在村人去野井之前，野井边的麦田翻垦的时候，就挖出过人骨头。如今，这些麦田里又重新冒出新坟。庄稼人施肥除草，顺便给田里的先人培一锹新土，累了就靠着坟堆抽根烟，说说话。说给背后的先人听，说给这块土地听，也说给那口野井听。

　　我听村里老人唠叨：陵上有水。背山面水，自然是一块福地。对于一个缺水的村庄而言，那口野井就是福地所在。这口野井是活的，似乎从未干涸过，它养活了我们这座村庄，还有之前无数个无名的村庄（我们这一代迁走后，整个村庄消失了）。活着的人靠它养育着，逝去的人也愿意靠近它，毕竟喝了半辈子的水都是这口野井里的，血脉里总有些割舍不掉的情怀。

　　在村庄决定搬走的时候，村人取下房梁上的井绳铁钩，拿出门后的扁担，排着队去了丘陵，和送先人去丘陵时候一样，充满了虔诚和不舍。仪式感的挑水过程，少有人说话。风声，吹动这坟头上的枯草；水声，从野井里取出，从水桶里晃悠悠地倒入水缸，最后缓缓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