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法胜

　　两次到武汉，两次去古琴台。所不同的是，一次披朝霞而至，一次伴明月而归。

　　吸引我每次到武汉必去古琴台的原因很简单，凭吊往事，寻古慰心是也。

　　古琴台遗址在汉阳的龟山之侧，与蛇山上的黄鹤楼隔江相望。故事发生在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上大夫俞伯牙奉晋主之命对楚国进行友好访问。回程中时值八月十五中秋之夜，俞伯牙乘坐的官船在汉江与长江交汇的汉口遇雷雨大风，船只好停在龟山江畔的岩崖下避风。不多时，风停雨住，云开月上，伯牙见此地风景月色独好，于是命琴童置琴于船头，轻抚一曲，以遣情怀。曲犹未终，琴弦忽断。伯牙深感不爽，疑为有盗贼窥船。于是，遣随从四下查看。这时岸上崖边有人应道“舟中大人，不必见疑。小子并非奸盗之流，乃樵夫也。因打柴归晚，值骤雨狂风，雨具不能遮蔽，潜身岩畔。闻君雅操，少住听琴。”听此人此语，伯牙疑犹未解。此地非城非郭，荒山野岭之地纵有渔樵之夫，怎能善听我这天籁之音。为解疑情，伯牙邀其船上一叙。言谈间，伯牙见此人出言不俗，对自己所弹曲意理解甚深，堪为知音，遂互通姓名结为兄弟，这个人就是钟子期。两人相谈甚欢，至次日清晨依依惜别，相约明年八月十五再会于此，共叙知音之谊。

　　第二年中秋之时，俞伯牙奏明晋主请假赴约。船到龟山并未见义弟前来迎接，于是登岸前往钟子期所住的集贤村而来。路上遇到一位长者，俞伯牙上前问路，方知此人就是钟子期的父亲。但当得知义弟在一月前病故的消息后，俞伯牙痛断肝肠，他随钟父来到子期坟前，为好友弹奏了最后一曲，遂举琴向石，成就了“摔琴谢知音”的千古佳话。

　　这个故事出于《警世通言》，冯梦龙的妙笔成就了俞伯牙和钟子期这一对知音的千古传奇。

　　两千年的时光不算短了，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古人想象不到的程度。但是，“人生难逢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的古训并未改变，现代人仍然活在古人曾经所经历的苦恼当中。

　　与古琴台相对，建在长江南岸蛇山上的黄鹤楼也因唐代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句而被后人划入知音难觅的愁绪当中。

　　但纵观历史你会发现，黄鹤楼几经损毁，几经盛世重修，才得以留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而古琴台并无人为之迹，仅凭一方山石，一个故事就恒久地驻足在人们心里，可见动心者非物乃情也。

　　两次游古琴台，都是一个人踽踽独行。因为这里没有旖旎的风光和绮丽的景色，朋友们不愿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这门可罗雀的地方。孤身一人，在暮色渐浓的傍晚，在朝阳欲出的晨曦，独自徘徊在这传诵了两千多年感人故事的诞生地。相伴的只有芳草、野花、鸟鸣、朝霞、夕阳和明月，心灵和自己对话，同古人交流，清愁从遥远的春秋战国寻着两千多年前的琴声款款而来。这清愁如雨雾中的映阶碧草在心中漫长，真想斟一壶老酒喝个痛快，把灵魂中那个让人挥之不去的情结灌醉，在睡梦中卸去满身的忧伤。只可惜此情唯有日月知，此地只剩一情痴。

　　历两千年风雨，曾托瑶琴的山石仍在。虽乱草缠绕，仍踞山而卧，不没烟云。缘于对古琴台的怀恋，我曾购置一架古琴于书房的窗前，学着古人的样子拨弄着。每当心情寂寥之时，琴声就会从半掩的窗口飘出，飘向花丛，散入天际。虽然历经年逾，琴技却始终不尽如人意。但我心知，琴音无谓，心音已和。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携琴赴此，枕石把酒，再弹一曲《高山流水》，看能否引来知音相见。

　　我相信俞伯牙和钟子期这两个前世的知音，今世还会成为挚友。也许他们已幻化成淡香的幽兰，也许他们已托身为枝头的百灵，也许他们已入定成江边的磐石，只是还驻足在当年他们相见恨晚的道场，护佑着这一方圣土，为天下的有缘人装扮好这个通灵的花园。所以，我并不孤独，琴台的一草一木都早已修炼成心心相印的情种，只是凡人不得而知罢了。

　　古琴台，一个让人能安静下来想一想往事的地方，一个让人能追梦到永远的地方。人至琴台，心越千年。知音难觅，心殇梦断。情重不负，只可半日。

杏 花

　　五月，是大庆的杏花季。

　　大庆的野山杏树很多，肇源县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很多乡村随处都有成片的杏树林，散落在田间地头和村边湖畔的更是不计其数，这其中尤以杜尔伯特的江湾乡、腰新乡、阿木塔和五马沙陀最盛。

　　大庆的野山杏不是人工栽种的，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多生长在成片的沙丘上，这从很多地名中就可以看出倪端。杜尔伯特的胡吉吐莫镇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地方，而胡吉吐莫蒙古语的意思就是“杏树岗子”。蒙古人作为游牧民族，自古就有逐水草而居的习惯，而在蒙古人的传说中历来就有“杏树吉祥说”。他们认为凡是杏树繁茂的地方，必是水草丰美之所在，所以至今在蒙古族聚居的地方很多地名都和杏树有关。

　　其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喜爱杏花者并不仅限于蒙古人。最早记载杏花春事的是成书于公元前的《管子》一书，可见杏花植于我国至少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历代文人墨客借杏咏人、咏物、咏事的诗句更是不胜枚举。不论从自然界植物生长的时间周期上看，还是从民间早就约定俗成的“十二花神”的序列上看，在早春时节竞相绽放的众芳之中梅花应为万花之首，其次才是杏花、桃花、梨花及海棠。但纵观古代诗文典籍你会发现虽然各种花卉都不乏颂咏的诗文，可从数量上看唯梅花和杏花最多。古人为何如此青睐这两种花卉呢？对于梅花来说这并不难理解，因为梅花在中国文化中早已被赋予了“冰清玉洁”的性格，它早已成为了文人们愤世嫉俗托咏言志的物证。其他名花虽也各有所寄，但都不如杏花这般浪漫和香艳。

　　通史的人会发现，把杏花推到这无与伦比地步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个关于“红杏出墙”的故事。翻遍史籍最早记述关于“红杏出墙”故事的恐怕是宋人的话本《西山—窟鬼》，讲的是年轻俊男裴少俊和貌美如花的李千金冲破礼教束缚的恋爱情事。书中有“如捻青梅窥少俊，似骑红杏出墙头”的描述。至此，杏花便被染上了暧昧和多情的颜色，文人们更是抓住这萌动的春情不放，用浩瀚如海的诗词演绎成让人心跳不已的浪漫。从外观上看，杏花的颜色偏淡，不似桃花那般艳丽，也不似牡丹那般华贵，它的颜色由蓓蕾和初开时的艳红转到盛开及凋落时的雪白，恰似一个多情善变的女子让人捉摸不定，又叫人不能释怀。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咏杏五绝》云：“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寥寥数语，把杏花的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杏花既有清秀的一面，又不乏刹那的艳丽，和文人们的“闷骚”正好相配，于是乎天下的“骚客”们便蜂拥而至，用“意淫”的手法把她迅速打扮成了一个风情万种的梦中情人。虽然把“红杏出墙”写进词文的人成千上万，其词之华丽者和意境之美者大有人在，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宋代的叶绍翁了。他在《游园不值》中说：“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实，这么说多少有些冤枉了叶绍翁，叶老前辈的本意是说春天的美景，可无奈后人却把他的诗句打上了“粉色”的烙印。是人之浪漫耶，还是人之轻浮耶？

　　花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我们何时能还杏花一个“清白”，让她清清亮亮地开，安安静静地落，她艳丽也罢，清纯也罢，我们只是静静地欣赏，还她一个与世无争的清静。

　　啰啰嗦嗦地说了这么许多，其实，大庆的杏花和诗人们笔下的杏花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诗人们笔下的杏花大多被关在“门”中或是隔在“墙”里，所以才有了“墙”里的翘首已出和“墙”外的期待和流连。而大庆的杏花是生长在旷野中的，她没有了庭院深深的寂寞和闺怨般的哀婉，有的只是凭水临风的绰约风姿和微雨轻抚下的妩媚娇羞。所以，人们视野中的野山杏脱去了红尘中的轻浮，她们漫山遍野铺撒着牧人们丰衣足食的期盼，张扬着草原特有的杏花春事。大庆的杏花好比一个盛装的美人，一路款款走来，虽历经千万年风雨的洗礼，仍芳华在目，不倦人间。

　　大庆的先民们沐浴着杏花春雨从远古走来，杏花对于大庆人的生活来说，就犹如日本的樱花一般早已不仅仅是一种花卉那么简单，她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充满了对生活的憧憬，他们继承了先祖的创业意识，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着自己的事业和爱情。

　　你看春天里追逐杏花的人们把情感的闸门打开，在漫山遍野的杏花下放纵着自己，那是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欢快，是现代和传统交融下衍生出的生命华章。

　　你看在杏花围紧的小村庄，琅琅的书声从窗口传出，那是后辈对未来的期盼和向往。

　　你看在雨夜的小屋中，那些扶镜沉思的老者，伴着杏花风雨的残韵梳理着青史的脉络和世人的点点得失。

　　我是属于后者的。虽然心中也有放縱的激情，但骨子里还是盛满了书卷气息。对于杏花欣赏久矣，只是囿于拙笔笨思久未成文。是日初春雨夜，忽见窗外杏花稍开，诗性所至，撰《杏花书院》一首：

　　“花掩草庐雨敲门，古砚新墨撰乾文。扶镜细观青铜记，拂尘扫清甲骨痕。展卷擂响汉唐鼓，掩思新客与旧闻。红尘难识贪杯客，杏花村里一闲人。”

　　以此文献杏花，以了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