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映勤

　　改革开放之前，在供应紧张、资源短缺的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票证时代”。当年，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极为匮乏，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实行计划供应，按人口定量发行专用购买凭证，副食本、购糧本、购煤本、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等，品种繁多，门类齐全，这里挂一漏万，只说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粮店与粮票。

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这食从哪来？当然得用粮食做。城市里种不了庄稼，城市里的人吃的都是商品粮。什么是商品粮？商品粮是统购统销时期城镇居民从商店里买的粮食。

　　早在三四十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里专门卖粮食的商店就叫粮店，家家户户在户口所在地附近的指定粮店里购买定量供应的口粮，每个月都要光顾粮店几次。

　　上世纪70年代，城乡差别的主要标志就是吃饭问题，粮食由国家统购统销，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居民视从事的职业、工种定量供应商品粮，人无论穷富，钱无论多少，每个人都有固定的粮食定额。轻工、重工、学生、干部、老人、孩子，略有差别。粮食的种类，粗粮细粮、大米面粉也都按一定的比例配给供应。每人三十斤左右的粮食定量，在副食紧张、缺油少水的情况下，紧紧巴巴地将就着够吃。多数人能吃饱，少数人口多饭量大的家庭只好连汤带水混一个水饱。

　　每月25号借粮的日子一到，粮店门前就排好了长队，孩子大人眼巴巴地等着开门售粮的时刻。这一天，粮店提前供应居民下一个月的粮食，谓之借粮。许多人家到了月底已经是米缸面袋空空如也，就等着米面下锅了。

　　改革开放之前，同一座城市，居民米面品种的供应基本上是一样的，有时候一阵一阵地也没有准谱。在我居住的城市天津，面供应过等级质量略差的“黑面”，米供应过粗糙难咽的“高粱米”，这还是在条件相对优越的大城市，其他城市的供应情况更是等而下之。据我所知，当年东三省的供应就比天津要差不少，粮食以粗粮为主，主打品种就是难以下咽的“高粱米”，食用油天津每人每月供应半斤，而东三省只有三两。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年我们都要给远在东北的三姨捎寄挂面、猪油等食物。

　　那时候，每月供应的粮食大致只够当月的，家无余粮，人们要经常光顾粮店。偶尔粮店门口贴出布告：今天供应粳米。消息传出，大街小巷的街坊四邻奔走相告，人们三五成群跑到粮店排队抢购，来晚一步很可能稍好的粳米就卖完了。好在那时候人们有的是时间，排队购物成了家常便饭。排队的人越多，说明那东西越紧俏。有时候，看见粮店门口排起了长队，有的人禁不住诱惑跑过去凑热闹。“抢购”这个词大概就是从那时候流行的。还别说，当年有不少商品你不抢着购买，很可能就失之交臂，再也没有机会了。

　　每个月到粮店买粮的情景我相信许多中年以上的人都会记忆犹新。

　　在我的印象里，粮店似乎总是人山人海，门里门外总是排着长队。人们拿着粮本，拿着米面口袋无奈地等候。粮店的面积一般都不大，百十平方米。门口设一柜台窗口，里面坐着收钱收票写本的售货员，排队轮到自己，交了钱，写好本，到旁边等着称粮装粮。靠墙码着一袋袋摞到屋顶的各种粮食，中间是一排木制装粮食的卧柜，两米左右长，近一米宽一米高，分别装着不同种类的米面及各种豆类杂粮。售货员照粮本上写好的种类、重量，用铁簸箕从槽子里铲出粮食，上秤称好，然后通过一个白铁皮做的大漏斗倒到顾客带来的袋子里。那时候粮店卖的都是散装粮食，容器由顾客自备，买一回粮食有时候得一家老少齐上阵，每个品种装一个袋子，全家的粮食一二百斤，即使是成年人一次也运不回去，买一次粮，得折腾小半天时间。

　　粮本是居家必备的“三大本儿”之一，另两个是煤本、副食本，顾名思义，是买煤买副食的凭证，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定量供应。那时候，“本儿”的作用大矣，这么说吧，居家过日子，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本儿”。没钱可以去借，没有“本儿”意味着你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过不好日子，连你的生存都成问题。您想，这“本儿”的作用有多大。

　　粮本是一个64开、骑马订，印制十分粗糙的小册子，别看只有薄薄的几十个页码，却关系着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吃饭问题，每月供应你多少斤粮食，供应什么品种，都由粮本严格控制着。有钱想多买几斤大米吃，对不起，下个月再说。

　　这是在平时，到了年节，粮本更是大显身手，一些平时不供应的品种，富强粉、稻米，每人限购两三斤。

　　节日供应，不仅限量，而且限时。这些平时难得供应的细粮是按城市人口配备投放的，到了规定的时间你还没买，过期作废，概不补售，人家粮店不能总候着你。所以每到临近年节，粮店里就开始排起了长队采购。届时，男女老幼黑压压挤成一片，人头攒动，场面壮观，就跟东西不要钱一样。节日的热闹气氛在写满的粮本上得到了充分地体现。

　　粮本虽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却在某种意义上保障着城市居民在特殊时期分配资源的相对公平合理。上至领导干部，下到黎民百姓，不分贵贱高低，供应的粮食品种人人有份，谁也别想多吃多占。凭本定量供应体现了特殊时期人们在商品消费上的平等权利。过春节每人供应一斤富强粉包饺子，全市定价两毛钱一斤，你想多买几斤蒸馒头，对不起，爷们儿，有钱也不卖你。

　　小时候，最让我难忘的是冬天里在粮店买红薯的情景。红薯我们也叫山芋。下班时分，见粮店来了卡车，往下卸一麻袋一麻袋的山芋，大人孩子便兴冲冲地涌到粮店排起了长队。也许是粮店无法存放，山芋那时候从来是不过夜的，都是当天来当天卖，粮店职工挑灯夜战，直到卖完为止。届时只见粮店门前人山人海，大人孩子推着自行车、地排子车，喜气洋洋地将一袋一袋的山芋运回家。时候不长，各家的院子里、楼道内处处飘满了蒸煮山芋的阵阵香味。

　　粮店，在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心中留下了特殊的深刻印象。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粮食敞开了供应，再也不用凭粮本限定量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红火一时的粮店在街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粮店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名词保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二

　　除了粮店，人们印象最深的票证应该算是粮票了。

　　自己做饭买粮食，离不开粮店，但是要想买点粮食做成的成品半成品，诸如糕点、馒头、大饼、切面什么的，或是出门在外下馆子吃食堂，怎么辦？除了花钱，还要交一定的粮票。

　　什么是粮票？就是购买粮食制品的票证。

　　三四十年前，类似的票证还有布票、油票、肉票、糖票、烟票、麻酱票等等。有的票证称券、称条，如工业券、纺织券，自行车条、立柜条、电视机条等等。总之，都是当年购买定量供应或相对紧俏商品的票证。那时候，有钱不是万能的，有钱没票照样寸步难行，生活中如果少了票证，日子都没法过，它是人们生活的“命根子”。

　　对当年的城市居民来说，其他的票证有与没有，多了少了，似无大碍，唯独不能少了粮票。没有粮票，买不了粮食，对城市居民来说那可是关系到饿肚子的头等大事。

　　粮票在社会上出现最早始于建国后的1955年。这一年的9月，国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粮食部印制了第一套粮票在全国发行使用，其后，各省市自治区陆续印制各地的地方粮票供非农业户口的城镇居民使用。

　　粮票要到居住附近专门指定的粮店凭本领取，品种上分为粗粮票和细粮票，从使用范围上又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全国粮票由于能在全国通用，只有因公出差或探亲的人员，凭一定级别的单位证明才能到粮店兑取，普通市民兑不出全国粮票。

　　粮票的面额不等，一般分为一两、二两、半斤、一斤、二斤、五斤、十斤。比如早点买一个烧饼，除了交四分钱，还需要交一两粮票，收取的粮票面额与食品中成品粮的重量大致相等。全国似乎只有上海、浙江等极少的省市发行过半两粮票，一两油条有两根，精打细算胃口小的上海人有时吃早点只买一根油条。不交粮票，国家吃亏；交一两粮票，顾客不干，这种矛盾，有了半两粮票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时候到商场买东西，虽然商品种类少，供应紧张，还挺麻烦，出门购物，不仅得带钱，还得带各种票证，少一样也不行。好不容易看好了一件上衣，递上钱和布票，人家售货员却不卖给你，得要纺织券。为什么？那衣服的质地是化纤的。等你从家里取了纺织券再来买时，说不定那件衣服就让别人买走了。什么是计划经济，对老百姓来说，就是得计划着过日子，有钱还得有相应的票证，才有可能买到想买的东西。

　　粮票本来只是购粮的凭证，本身不具有价值，不属于有价证券，不允许在市场上买卖流通，但是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由于受定量限制，粮票也就显得相对紧俏，具有了一定的交换价值。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倒卖，但是在私下里，粮票还是进入了民间流通领域。

　　改革开放以前，城乡差别之大令人咋舌，城市居民好歹还有商品的定量供应，广大的农民兄弟只能是吃饭靠天，穿衣赖地了。农村的生活比城市更加贫穷困难，有点经济头脑的农民开始用农产品到城里偷偷倒腾粮票、粮食。大街小巷经常能看见推着自行车的农民在那吆喝：“换大米嘞，换鸡蛋嘞。”你拿钱买，人家还不卖，得用粮票换。为什么？农村中有相当的人口吃不饱，有了粮票，买点商品粮，相对能解决点口粮。我的一位邻居当年就用五斤粮票换过一只大公鸡，不少家庭都用节余的一点粮票换过农产品。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同学常用粮票换一点葵花瓜子解馋。瓜子当年也是稀罕之物，只有在过春节时每家每户才凭副食本供应几斤，平时根本见不到。进城的农民背着口袋，里面装着炒熟的葵花瓜子。孩子手里的那点粮票，都是父母给的用来买早点的，孩子有时不吃或少吃几顿早点，偷偷攒下一点钱和粮票。毛八七的零钱用来买点糖豆之类的零食，几两粮票只能用来换瓜子。当时，二两粮票可以换一大酒盅瓜子，我们将瓜子装在衣兜里，一路走一路嗑，小小的瓜子带给我们难得的快乐与满足。

　　我也有过一段“倒腾”粮票的经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很要好的同学被单位派到武汉大学进修一年外语，每个月买饭票要用全国粮票。那年头，全国粮票相对金贵，人们到外地出差，凭单位证明信一次也只能取出三五斤，至多不过十斤八斤。老同学来信找我帮忙，受人之托，义不容辞。几百斤全国粮票不是个小数目，我想尽了办法，找关系托朋友，最后七拐八拐找到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在一家大饭店的餐厅当服务员，饭店住的都是外地的客人，吃饭用全国粮票。朋友的朋友假公济私，能偷着换一点。每个月我都骑着自行车带着点小礼品到饭店去换粮票，然后寄给同学。这点情分，老同学至今不忘，人家现在混成了一家大企业的副总，事业有成，收入颇丰，每年春节访贫问苦总不忘我这个码字的弱势群体。我心里清楚，人家念的是旧情，始终记着当年我换的那些全国粮票。

　　那时候的粮票是增进人们情感的最好物证。孩子多、定量少、粮食不够吃的家庭能有亲戚朋友接济一些粮票，肯定会长久感念、铭记在心。对有些家庭来说，粮票甚至比钞票更重要，那一张张印制质朴、画面简单的粮票是城市居民一家老小的生活希望。

　　城市中的供应稍微好转，副食品逐渐增多以后，有些家庭的粮票不再那么紧张，粮票也就相对贬值了。过去二三斤粮票能换到的一斤鸡蛋，后来得用二十多斤粮票，身价跌了近十倍。到了80年代中期，买食品没带粮票的可以用钱贴补，少交一两粮票加二分钱，一度成了不成文的规定，直到90年代初，我的印象里，粮票还在使用。

　　随着开放搞活，经济形势好转，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国家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居民购粮再也不用粮本了。有的家庭存的成百上千斤的粮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其实，稍有眼光的人存些粮票也是一项有意义的收藏。前几年，媒体报道，一套保留完整的全国各省市粮票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得了16万元的高价。您瞧，粮票的价格看涨，只是它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的收藏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市场供应有了根本性好转，许多商品开始逐步敞开供应。上世纪90年代初，粮票正式谢幕，与之相应的粮店也结束它的历史使命。如今，物质极大丰富，粮店与粮票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