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军

　　母亲的耳朵出毛病了，着实令人有些难以置信。她才不到六十岁，耄耋之年的直系亲属尚耳聪目明，她的耳朵怎么会生了疾病？仔细一想，这征兆我早前是目睹过的。

　　两年前，我做了肺叶切除手术，她到医院看我。先是一颗蓬松的脑袋，惊慌又小心地在门口打探，紧接着便是硕大尼龙布口袋，那口袋是她出远门打工时的标配，她本就矮小，身上的口袋便显得更长了。

　　她把东西一股脑儿码在病房的角落，走到我的陪护床边，没有坐，只是轻轻地唤了一声我的乳名。我没应声，疼痛、嗔怒、委屈裹挟在脸庞的泪痕里。她的眼睛也红了，端詳着病床上的我，有些歉意地和岳母、挺着大肚子的妻子寒暄了几句，打发她们回家休息。

　　同事来电话，说要来探望。她怔了怔，醍醐灌顶似的打开尼龙口袋，一番找寻后，躲进厕所换了身干净衣裳，又翻箱倒柜，找出苹果、牛奶，同事来后硬塞进他们手里。同事们表情有些尴尬，我借着疼痛把脸埋进了被子。

　　她的手机时常响起，铃声刺耳又老套。比起嘈杂铃声更让我心烦的是她接电话时的嗓门，高昂、粗犷，像在吵架，搅得同房的病人辗转反侧。一天，她和父亲通话，嚷着“手术做了，还不知哪天能出院”之类的话，我终于按捺不住，向她吼出了积郁已久的恶语。

　　她没有反诘，默默地出了门。此后，只要电话铃一响，她就知趣地放下手上的物件，三步并作两步跑出房门，虽然嗓门依旧，好在距离远了，不再像原来那般惹人恼怒。

　　现在想来，当时我虽尚未为人父母，却已熟稔了一位母亲的软肋。周全了自己，顾及了病友，唯独没惦念到她。她在外打工多年，干的又是装修的活儿，电钻刺入墙体、在钢筋水泥里搅动发出的巨大噪音对她的耳朵定是有消磨的。

　　许久之后，我终于意识到应带她做一次系统检查。她听到我要回家，开心中有些迟疑，支支吾吾地念叨把孙女一起带回去，又嘱咐我山上冷，多带衣裳。听着她那唯唯诺诺的语气，我想在这漫漫三十年的母子交往中她应是饱尝了我这个儿子的倔强和说一不二吧。

　　回到家，锅灶已准备妥帖，她在灶屋里穿梭，时而匆匆走出后门拎韭菜，时而从前门回来，擒着几根葱蒜，嘴里不时自责起先前准备的疏漏。我看着她进进出出的身影，小时候家里请人吃饭，她一面有条不紊地张罗着几桌亲戚的饭菜，一面招呼安排客人的情形又在眼前浮现。

　　吃完饭，她系着围裙抱着孙女在屋里溜达，时不时指出“这是你爸爸和幺爸小时候睡的床”，“这是你爸做作业的桌子”。我跟在她身后，望着那些陈旧但洁净的陈设，又想到她的耳朵，心里一阵酸楚。

　　她丝毫没觉察到我的忐忑，认真听我大声讲孙女的趣事、旁敲侧击地询问孙女的身体状况。

　　她的电话响了，还是那铃声。她匆忙转身，又若有所思地停稳脚步把怀里的孙女缓缓放下，大步流星地捧起手机踏着梯子往天台上赶。是在广东务工的弟弟打来的，我又听到她那大嗓门：“你哥哥嫂子和侄女回来了，嗯，他自己开的车……你哥哥脸色比前两年好多了，还是瘦，他们工作忙……”

　　我静静听着，她的声音在沉寂的夜里回旋。我想，大概我和弟弟每次给她打电话，留守在周围寂寥院子里的老人们都会一清二楚吧。

　　临睡，她又端来一壶热水，说孩子晚上可能要喝水。又说起前些天她拿糖果逗隔壁老人的孙子，那小子居然不理她。“你看我，儿子、孙子、孙女，哪样没有？”看着她小气而又认真的样子，我和妻子无从应答，只是相视而笑。

　　如今母亲依然生活在乡下，也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大嗓门。其实，并不是她嗓门太大，而是电话那头的人离她实在是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