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的相处需要缘分，一个作者与一个刊物的相处，也是需要缘分的，笔者与《岁月》结缘于2000年，自己的一篇散文《废墟》被《岁月》从一个论坛选走，从此一直陪伴着《岁月》，从岁月论坛到《岁月》月刊，看着文学新人在《岁月》得到成长，心中对《岁月》的十分感佩。纵观《岁月》2017年发表的散文，像是享受了一次难得的精神大餐，为被《岁月》选上的熟悉的不熟悉的作者的文字而感动，于是为2017年《岁月》做综合评论。
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文化深度
散文和人生是什么关系？不是相等于的关系。一一个人的世界观将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境界，而一个人的思想境界高低，往往会决定写作者散文质量高低。用散文写人物，一直是散文的一个难点，但是很多《岁月》散文作者不畏艰难，从“人物身上体现的文化深度”方面取得了突破。
对于中国现代工业史来说，大庆是一个闪光的字眼。大庆精神是永恒的，从某种程度说，大庆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在《岁月》举办的“创业杯”文学大赛作品选登中，笔者看到了刘江生的《大庆，逐油部落的图腾》，他升华的是大庆的精神图像，“油井的根须深深刺痛母亲流动的脉搏，如风的油浪在大地分娩的阵痛中翻腾，黑色的精灵欢呼着从黑暗涌向光明。”这样的图像，是排除万难的，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看一番事业的，是青春不老的，是火热的，是奉献的，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李云迪的《龙凤火车站的故事》有对龙凤火车站沸腾的工地的描写“看着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正在阳光下作业。浇砼车扬着脖颈喷吐着诗一样的激情，打夯机铿锵有力地为美好的未来筑基。”也有新旧火车站的对比，“高速列车像闪电一样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上空掠过。”作者深情地写了老火车站中的平凡中的不平凡，因为很多共和国国家领导人，如朱德、董必武、贺龙等都曾在这个火车站下过车。
在《岁月》举办的“创业杯”文学大赛作品中，还有李建刚的《红旗饭店的大馒头》是以一种北方大馒头为散文的主角，“红旗饭店的大馒头非常有特点：面团揉的十分筋道，蒸出的大馒头可以一层一层扒着吃，咀嚼的时间长了会感到口腔和牙又酸又累。”人和食物之间的感情，不仅来自食物的好吃，还有特定的事件背景和历史背景，有的时候这些背景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化元素。王玮的《在铁人雕像下》写出时代背景下的英雄豪气，铁人创业的背景就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和恶劣的工作环境下的石油会战，因为他们身上有一种气场，“挺起了年轻共和国能源的脊梁”，他们用汗水和生命，诠释了生命的全部意义。作者还深情地提醒当下的人们，“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和走向灭亡的，一个没有危机感的群体和个人，也会自我走向毁灭的。”白歧的《我爱的是至死不渝的失败》，笔者在新散文论坛就阅读过，不仅题目醒目，令人眼前一亮，更为重要的是内涵是“反逻辑”的，大多数人爱的是成功，而白歧在散文里再现了一段历史：即在公元770年前，一列蒙古骑兵行过独山（今照壁山）脚下时，看见一座洞开的城池，一位叫“哈刺依哈赤北鲁的人在东征西讨中度过了大半生。当这个维吾尔族将士走到独山城时，他年事已高。或许是出于老人对生命通达机警的认识，想结束颠沛、血腥的行军。”此文以成吉思汗为对比元素，证明了哈刺依哈赤北鲁的正确选择。宁雨的《花落武垣》写的是燕赵历史上的女英雄钩弋夫人，钩弋夫人为儿子弗陵在日后顺利继承皇位而甘心赴死，“有博得身前身后名的私念，也有江山永继四海承平的祈愿在。”作者还运用对比的手法写了另一位近代英雄女性，“在钩弋夫人庙址东侧，有一个黄土冢丘与它紧紧相连，内中埋葬着另外一个女人的骸骨。她，无名无姓。她牺牲于1942年的反扫荡战斗中，是一名八路军女护士。”一位是燕赵古代女英雄，一位是现代抗日女英雄，河北的肃宁县真的是英雄辈出的地域，这样的英雄气概还影响到了这一带的民风民俗，即是内敛和坚韧。
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而文化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则是曲径通幽。李天斌《清寂，红尘花自开》写的是清末民初的文学家苏曼殊，作者选择了苏曼殊这个人物，即是选择了自己的文化生存的态度。作者的文体风格像水，又像是风，“像一朵莲花，在我一个人的世界里开放，宛如菩提，凄婉，却又不失粲然。”一个人物的文化当量，常常决定了一篇散文的影响力。作者写苏曼殊的有情和“无情”，苏曼殊的生存观和弘一法师李叔同有相似之处。作者读苏曼殊，读出了沉陷感，就是“一孑清影，一袭袈裟，一截残梦。”称赞他“他像一根经秋的芦苇，在情与思的岸上，遗世独立。”高维生的《苏瓦延，时间的证人》写一个地域的文化命脉，也是为一个地域做传。当年的女真人在苏瓦延河撒網捕鱼，挥鞭放牧。682年，康熙东巡队伍离开伊巴丹驿站东行，傍晚驻扎在双阳河岸。现在的苏瓦延生活着大批移民，不同的移民的文化背景也是有差别的，“苏瓦延被分为新旧两街，这个变化不仅是城市的发展需求，它是两种文化的冲突，建筑与权力的体现。”历史进展到现在，再去找历史的遗迹很难。如果消解历史根系与底蕴，多么现代的“双阳”也仅仅是普通的地名罢了。
亲情是生命之根，一个人所受到的教育往往从家庭开始。2017年《岁月》发表的散文写亲情，以写父爱居多。父爱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重要的，父爱本身也投射了时代的痕迹。陈元武的《父亲的梦想》写了父亲对他的爱，“不远千里，坐了一天一夜火车，挑着一担枇杷给儿子吃。”作者写父亲一生中没有出过远门，但是那份父爱，可以说装得下大海和高山。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国民生活的城镇化和大拆迁，对于大拆迁，“父亲”这样认为，“那是丢先人的事情，把家都拆光了，把村子毁了，以后先人就认不得路，回不了家了。”尽管如此，一个人的发言无法抵挡大拆迁。张世忠的《坐在时光里的父亲》写的是经历过生活磨难的父亲，此文给读者以人性震撼是这位父亲的传奇经历。爷爷是红军，父亲被姓张的好心的农民抱养，本来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农民成为一家人，他们对父亲如同己出，一起熬过艰难的岁月……这篇散文中的父亲，只是一个引子，引出了养育父亲的那一家人的大善。
王新芳的《与母亲的战争》是作者因为作者关爱母亲而与母亲吵架，文中写了有“代表性”的和母亲的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因为母亲节俭，“她还是那么节俭，买衣服从来不去大商场，都是几十元左右的地摊货”；第二次是因为母亲“最近又干上村里的保洁员，推着三轮车，扫大街，捡垃圾，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第三次是因为有病体检的时候，因为怕太贵，拒绝做核磁共振。三次“战争”都是来自于爱，来自浓浓的亲情，作者用曲笔写出了曾经的人和时代发生的联系。
工业文明时代对于文明的思索
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进入工业社会，工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发展强大，已引起世界瞩目。工业文明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除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人类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究竟人类是金钱的奴隶，还是金钱仅仅是物质财富的代名词？这是值得思考的，有责任感的作家思考在前面，比如来自江苏的曹木静在《岁月》2017第一期头条发表的《道滘往事》，就表达了这样的忧虑，“楼盘在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城市生活的象征，高大挺拔，光鲜亮丽，是农村走向城市最显著的标志。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不远处一大片低矮的平房，低矮黯淡是农村的代表，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城市与农村，富裕发达与贫穷落后，在这里一目了然。”这样可以通过进步和落后的判断，来进一步思考到底哪种文明给人带来的精神享受更多一些？作者对时代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道滘是这座南方城市飞速发展的缩影，而这座南方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样也是这个大时代发展的缩影。”不仅表达了对工业文明另一面的忧虑，还触摸到了当下人们的普遍心态，“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慢半步，意味着落了一大截，就意味着可能被这个大时代所淘汰所抛弃，每个人都在小心翼翼地行走着，生怕落在时代的后面。”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工业文明，如果工业文明反过来毁灭了人类精神家园，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剧。
社会环境分为大环境和小环境。石红许的《朗朗读书畈》，写出了南宋理学家对一个南方村庄的影响，其中南宋所推广的理学便是当时的“大环境”，村庄读书畈便是小环境，“读书畈，一个不简单的小村，一个以读书为荣的小村，得名源于南宋理学家、‘朱门四友之一冯椅。”冯椅这个人物是不简单的，是读书成功者，对子女要求甚严，“授之以四书五经，传之以忠信孝义。”作者写了历史上的1140年，此时南宋政权正值内忧外患，名臣赵汝愚、爱国名将辛弃疾、理学家冯椅等都先后在这个年代为朝廷服务，“救民族于危亡重任就落在这一代人肩上了。羸弱南宋，一大批有节气的文人冒着枪林弹雨，投笔从戎走上抵抗外敌之路。”可以说，中华民族抵御外侵是有传统的。南宋时代的文化必然式微，一如作者所担忧的，“读书畈，在经济大潮的日益推波助澜下，还容得下一张书桌吗？进城打工、经商、房地产、金融、物流……已经深入广大农村每个角落，不知读书畈的传统耕读家风，是否受到冲击。”
国家、民族有自己的命运，一个生命个体也有自己的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可以投影社会背景。赵钧海的《在梯架上吃面》是用文学语言写人物命运，而这个人物具有新旧时代交替的典型性，这个人物叫“马自”，内心有主意，而且赶时髦，“抽烟，喝酒，留长发，穿港裤”，后来“经济大潮袭来，社会一夜之间变成另外一种模样。辞职、下海、病退、买断、停薪留职、暴发户等等”，这个人物自然被时代所“裹挟”，裹挟也是压迫，面对突然到来的物质主义时代，不做做弄潮儿，就做被心灰意冷的人。文中的这位叫马自的年轻人“好像得了抑郁症，吃了很多药，死了。”作者逼真地通过自己的经历来揭示很多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三陪小姐”、赌徒、避孕套等“黄、赌、毒”总是屡禁不止；蔓延态势一如病毒，越抓越多，越治越滥，“令我和同事们焦头烂额，终于顿悟资本与引进的厉害了。”商品经济来了，很多人身心内部的人性恶被唤醒了。周童的《一个人的城市》与其说是写城市夜生活的，不如说是写作者自己内心对城市的迷茫感觉，“幽然而来的音息，似是穿越了几个世纪的坟茔，在这个充斥着肉体与魂灵的墓地里找寻他前世或今生的约定。”触目惊心也。
用散文进行思索，是许多散文作者所主动选择的。虽然散文总不比论文来得直接，然而散文所选择的角度以及“故事”性给读者留下印象更深。宋长征写的《乡间炊事考》写的是乡间饮食，由于饮食进而进入山羊的生活，进入厨房选位的讲究，进而对于厨事火候的把握，进而对于神界掌管炊事的“灶神”借助于狗牙（一个乡下孩子）的骂街进行调侃，进而调侃时代“提速与嬗变的时代，眼看着村庄失去原来的模样，很多老屋塌了，很多厨房都从地上搬到了天上，不知年迈的灶神能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对于本文来说，调侃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力量。王克楠的《书斋自悟》是感悟季节的，季节不单纯属于农耕，但是和农耕劳动息息相关，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都和农耕劳动息息相关。王克楠的写季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仔细品味不同季节给心灵带来的滋味。
工业文明时代特点是节奏快，而农耕文明时代则生活节奏慢。傅菲的《日暮问渔舟》是写农耕文明的，作者的心境非常闲适，“菜已经上桌了，但我还是在岑港河边的凉亭里，坐下来，细细品茶。”作者慢条斯理地写卖鱼人一天的生活，写开餐馆一对夫妻的闲散，寫岑港河对这一带乡民生活的重要性，“农耕时期，岑港河是灵山南部乡村通往外面世界的主要水路，也是兴安窑瓷器行销世界的主要通道。”作者的《春日的花神》是借助写风景而表现心境的，非常安静。因为作者具有慢条斯理的心态，就从一条河开始写，写天气的变暖，“年前，萧瑟的冷冬，我曾一个人沿着这条河流，走了三次”，工业时代急匆匆的人们才舍不得沿着一条河流走三次呢。
农具是农耕文明的组成部分，农具是农业文明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农业劳作，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现如今的机械化农具，反映了人类生产力解放。但工业文明有工业文明的进步，农耕文明也有农耕文明的魅力。农耕文明也是值得回忆的，人们在回忆农耕劳动时，常常难于忘记农具，赵丰在《农具的表情》中强调了“表情”，那么农具到底是什么样的表情呢？农具“犁”的表情是欢喜的，因为犁比人类对于泥土更有感情，“它毫无怨言地把自己的爱，自己的快乐毫无保留地依附在泥土的身上。”农具“耱”的表情是急躁的，为何？它“使劲把土块弄碎，把土缝弥合，在地面形成一层松软的土层，切断土中的毛细血管，减少水分蒸发，让种子享受到滋润和潮湿。”农具“镢”的表情是意气风发的，“出工前后，镢被农人扛在肩上，瞧瞧阳光，沐浴着风，神气地昂扬着头颅。”农具扁担的表情：坚毅、柔美。“承载着困苦，担负着日子，如果没有丝毫的诗意，那会令它的主人窒息”……总而言之，这些农具是有表情，有内在的精气神的；农具参与了农耕劳动，又通过劳动丰富了自己——也不知是不是农业文明的根基？
让大自然成为散文的主角
大自然和人的关系密切程度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丰富的大自然，就会缺失人类的审美基础。人是活在大自然中的，散文完全可以让动植物和自然景象作为主角。葛小明的《井》即是以井为主角的，作者悉心地写了井沿上的青苔，写了蚂蚁围着井转圈圈，写了井边的树和种树人的遭遇，“还有很多东西因为这口井壮大起来，比如晚上的月亮。”有了井，就有了在井口拔水的人，就有了有力气的人拔水的潇洒姿势。姜树臣写了《火盆》，因为有零下30度的寒冷，火盆是北方乡村所必需的，“火盆温暖着我，这一生。”物品里有物化的历史，刘丽华的《远古的召唤》是以黑龙江省博物馆为写作原型，和别的博物馆不同，建筑的年份是1923年，“通过文字说明、绘图、景观等相结合的处理方式，展示出近四万年的史前文化、渤海文化和金源文化。”确实是袖珍化的黑龙江历史。
《岁月》是一所培养作家的学校，秋其就是在《岁月》成长起来的作家，她的《用草和草致意》是一组关于大自然的散文，充分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尊重，比如她写森林，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对森林的感受，但营造出另一种语境：写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曾走到树林的边缘，当听见从树林黑暗中传来画眉胸腔发出的音乐时，弗罗斯特突然停住，心中涌出的独特的感觉——敏锐洞察到这种音乐的黑暗灵魂——换句话说，“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血液中流淌的黑暗潜质。”作者是理解弗罗斯特的。秋其居住在中国庐山风景区，对大自然之美有着深切感受，“有些飘忽不定的事如奇迹一般，是借着星光而来的，也会有飞走不见的时候。我可以在欢喜中迎接，是否也可在平静中送别？”不由想到，作者为什么能够体会得到？是因为心情安静也。李汀的《花间事》也是写大自然的，在作者的笔下，有洋槐花：有向日葵花。李汀善于体会花朵的独特美感，作者笔下的洋槐花是“一地的碎银子”，用槐花做成饼，有着老母亲的味道。作者笔下的向日葵花则含着一种强大的气势，是浩荡的金黄美，“一颗瓜子，原是一颗太阳、一滴露珠、一朵花的魂。”
刘梅花的《古风习习是岷州》写的是植物海洋，“大地苍茫，草木葳蕤。每一个地方，都有一味好草好木，拿捏住光阴。”作者重点写岷县的药草——当归，“有些草木却清瘦轻柔，和众植物平起平坐，不张扬，亦不霸气，当归就是这样柔弱优雅的草药。它喜欢闲散的生长，瘦而不枯，淡而不郁，自有一种古拙的气质，自在度过光阴。”这哪里是写药材，分明是刻画一种做人的境界。曼娘也是善于写植物的，不过曼娘笔下的植物更加贴近了人的气象。人是植物，植物亦是人，作者在《一粒种子的萌芽》里写到自己的父母，写自己的出生，是因为“父亲把一粒种子种在了就是这般的母亲体内，从此，我就与体态健硕的母亲相依相生了。”然而美丽而聪慧的母亲对丈夫是有不满意的，“比起父亲，似乎母亲更会种地。她喜欢陪伴一粒种子成长为一枚果实。”这样的散文语言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王俊写的《植物》直接以植物为主角，有薄荷，芦荻，百合。作者写薄荷，写出了一种情调和历史记忆，“我觉得薄荷像古时的男子，虽然历经沧桑，但不愤世嫉俗，有着自己最动人的深情。”写芦荻，写出了一种从容之美；写百合，写出了专一和深情，“百合是深情之花，养在空谷，等待着百花凋零了，它才崭露自己的初心。”
朱丽娟的《一纸香气》也写植物之美，作者路过街边，有人家趁着阳光晴好晒莲蓬，发出感慨，“以前一直想做如莲花一般的女子，路过莲蓬后，却想，做一朵莲蓬其实也是好的。”人如莲，莲通人，可谓是物我合一也。张世忠的《杨树雪》写出了北方常见的杨树的性格，“不奢华不张扬，不显贵不媚俗”。作者重点写了杨树开花，称呼为——杨树雪，在作者眼睛里，杨树性格鲜明，杨树开花也是有个性的，“她不择土壤，不拘环境……她靠自己顽强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生存下去，默默地经受着风吹日晒，霜打雨淋。”杨树开花的过程以及杨树花的性格，何尝不像中华民族的性格呢？宋先周的《古渡·苦渡》则是以古渡口为散文主角，作者寻觅到古老大地拉仁码头，刚开始看到的是荒凉、沉寂，没有一点点生机，和想像中的码头反差很大，但是后来看到码头“又活了回来了”，因而满足了内心审美追求，同时产生对生命的嗟叹，“这条水路，这个码头，也许什么都可以渡，唯独渡不了我的生活疾苦，渡不了我在时间长河里荒废的美好青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过好生命里的每一天就足够了。
散文的艺术效果是多方面的。有的散文优美，令人享受；有的散文角度奇特，令人开慧；有的散文则是借物而抒情，令人思索。陈峻峰的《窗户的饶舌》即是借助窗户而抒情，写出了窗户的“性格”，文笔遒劲，夹叙夹议，淋漓酣畅。作者悠然地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在乡下的窗户“土坯茅屋很小，双扇扇的窗户很小，记忆中它日夜都向外打开着的。”但是进入工业时代后，窗户又成了令人尴尬的符号，窗户发展到现时代，实用的意义以及象征的意义都复杂起来。“即使窗户都关了，窗帘也拉紧了，但依然不能阻隔窗外的好事者、卑劣者、变态者、阴险者、盗窃者、偷窥者，通过关闭的窗户对你觊觎和猜测。我不知道这是窗户设计者的尴尬，还是窗户享有者的愤懑。”进入工业化时代，不仅是人心，连同窗户也产生了这样的变异，确实值得思索。陈苑辉《幽光、少年及村庄》写了一个村庄，一个南方的村庄，写了守寡的叔婆是仙婆，“专门化解被神神鬼鬼惊吓的诡异之事。”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这样的现象简单地归结为——迷信。感受夜晚光的作用“光亮是夜晚的窥探者，被赋予了发现、呈现或者揭露的权利。”作者相信“我们免不了在幽光中生活，而很多真相不被我们掌握。”
来自贵州的苗族作者刘燕成的《柔软的苗乡》以西南苗族生活的村庄为审美对象，他写了“瓦上青烟”的美丽婀娜，木楼，各色的花草和苍绿的翠竹、清幽的老枫、乡间青苔，高大的苍松等，这些北方难得一见的植物就存在生活西南贵州，物象不是生活的配角，而是主角。阿炉？芦根的《狗灵》是把狗当作主角来写，具是彝家人的爱狗情结。作者自家养的一只叫做“鹰翅”，因而熟悉狗，“狗有预知之明，它们真算是知者一类。所以彝族人从来不吃狗肉，认为那是犯罪。”作者写了父亲两次把鹰翅卖到城里，而鹰翅又寻路逃回家。写了全家人喜欢这只狗，写了狗对于其儿女的爱护，对主人的忠诚以及狗可以预知自己的生命尽头，“它会在临死前离去。早就找好了安息之所”，狗有很多优点，确实值得人类学习。王乐群的《养鸟的日子》主角是鸟——一只画眉鸟，既有人和鸟相处和谐的欢乐，也有鸟因为不自由毋宁死的悲壮，“笼子——成了它的监狱和囚室，它的鸣叫也变得哀怨凄凉。似乎催促我把它带回它赖以生存的故乡。”
解读和评析一个刊物的全年散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梳理，需要排列，需要寻找众多文本的思想脉络，即是去隐蔽，呈光亮。总起来说，《歲月》2017年散文是有力度的，有思想的，有对全国各地火热的现实生活的感知，有对共和国精神文明步伐的感咏颂，有对世人做人处事的提升。通过阅读，可以净化自我；读毕全年文字，手有余香。虽然笔者阅读了全部散文，亦不可能把每篇散文都解读在综评里，即使进入综评里的散文，也不见得符合作者写作原意，好在时间方长，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是激励，更是鞭策，笔者愿意和《岁月》所有作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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