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群

　　几年前的一天，我忽然收到高小军发来的一条短信。高小军是我的同学，从小学到中学，初中他没念几天就被保送上了大学，这中间有过联系，但后来便断了，如今已经好些年没有音信了。高小军问我还记不记得他这个同学，我说当然记得。高小军回头就把电话打了过来。

　　我说“当然记得”是真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么多年了，很多小时的同学早已忘记了，有的见了面，记忆中的名字和眼前的形象对不上号；有的听说名字之后，要在脑海当中搜寻一阵才能模模糊糊想起来。但高小军不是。高小军的名字，包括他小时候的模样，我却记得很牢固，立刻就能在眼前浮现。我对高小军印象如此深刻，这其中一大半是缘于他有个当生产队长的爷爷，大人们都叫他“高大干”，我们小孩子通常则叫“高小军他爷”。一说“高小军他爷”，人们都知道是高大干。高大干是我小时候我们红旗五队的生产队长。那时候，我们红旗五队的男女老少，不知道省长是谁，不知道县长是谁，甚至不知道公社革委会主任是谁，但是你要一说高大干，连穿开裆裤的孩子都知道。

　　高小军最近给他爷新买了块墓地，打算迁坟时给他爷立块像样的墓碑，让我帮他写段碑文。我推辞不掉，便让高小军将他爷的生平事迹详尽地跟我讲了讲。现在，我就将高小军讲述的，加上我所知道的有关高大干的一些零碎的片段整理在下面。

高大干

　　打我记事起，高大干就是我们红旗五队的队长。在这之前他已经当了多少年队长，哪一年当的队长，我并不知道。高小军也不知道。访问屯里几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已经没一个能说得清楚明白。像农村生产队长这一级的“干部”，方志也无记载可查。我记得，一直到我考上师范离开家乡，我们红旗五队的队长都是高大干。高大干能当二十多年的队长，说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呢，高大干是个地道的庄稼把式，种地在行，把粮食当成自己的命根子，地上见到一棵麦穗一颗谷子甚至是一粒苞米粒儿，都要哈腰捡起来，夹在腋下，揣在兜里，送到场院去。高大干如此爱惜粮食，据他自己说是挨饿饿怕了。三年困难时期，人们没粮吃（其实听老人们讲，我们这里本来农业是丰收的，粮食并不缺，但大部分被国家收走了），就吃野菜，野菜吃没了就吃榆树叶，吃榆树皮，吃苞米瓤子，吃得浑身浮肿，腿上一摁一个坑，半天起不来。据我母亲讲，榆树皮的吃法是这样，用刀子把榆树皮剥下来，然后晒干，晒干之后再用碾子碾成粉，用筛子筛一筛，拿榆树皮粉煮稀饭或做馒头，勉强可以充饥。母亲说，榆树皮粉做出来的馒头，又苦又涩。苞米瓤子也是用碾子碾成粉状，也用筛子筛一筛，拌上少许的粮食，母亲说，苞米瓤子比榆树皮更难吃。长时间吃这些东西，人吃得连屎都拉不出。这样的日子才刚刚过去十多年嘛，谁能这么快就忘了呢？那样吃糠咽菜的日子一生经历过一次，便会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对粮食的珍惜热爱，导致高大干对那些牛粪马粪猪粪狗粪好像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地上见到一泡牛粪也要用脚踢回来（这当然指的是冬天），一步一踢，一步一踢，一路踢到生产队的粪堆上去。高大干有句口头禅，叫“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冬闲的时候，他号召全队的社员上甸子上去捡粪积肥。这是说高大干爱惜粮食。再一个呢是高大干的为人。高大干为人正直，处事公道，有韬略，有魄力。在我们红旗五队，四五十户人家，几百口人，高大干说话，从老到小，没有不听的。队长队长，一队之长。队长高大干实际上就是我们队几百口人的当家人，大掌柜。队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都找高大干给拿主意。比如社员谁家脱坯盖房子，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包括谁家的孩子当上了兵，社员们去帮忙，去贺喜，当然要预备饭菜，要请大伙喝酒，这些事高大干都张罗在前面。不但张罗着办事，替你分忧解难，高大干還以生产队的名义，格外给这户办事的人家多分几斗粮食，秋天的时候多分几百斤白菜，多分几十斤粉条，多给十尺二十尺的布票，三斤五斤的棉花票，等等。社员们的家属，也就是那些家庭妇女，那些嘀嘀咕咕背后好讲究人的老娘们，私下里都称赞高大干，说别看高大干表面上像个粗人，整天骂骂吵吵，实际上心比老娘们还细。喝酒的时候，高大干张罗得最欢，有他在场，气氛格外热烈。所以，家家办事喝酒的时候，不能没有高大干。那时社员家的房子都不宽绰，往往是两间低矮的土平房，最多是三间，炕上炕下放上从各家各户借来的桌子板凳，摆上也是从各家各户借来的杯盘碗盏。客人们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人们都把说话的调子提得高高的，音量放得大大的，甚至趴到对方的耳朵上去说，否则谁也听不见谁在说啥。厨房烟雾弥漫，热气腾腾，对面连鼻子眼睛都看不清。大狗小狗坐在门口，朝屋里眼巴巴地张望，冲进进出出的人们摇尾巴。

　　春天是农村脱坯盖房子的时候，这是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用我母亲的话说，叫“苦春头子”，就是“苦春”。平常吃饭多数时候啥菜也没有，饭桌上常常是一盘芥菜条，一口饭，一口咸菜。小孩子不到饭时就饿了，当妈的便给他攥个小米饭饭团子，再给个芥菜疙瘩，孩子就一手拿着饭团子，一手拿着个芥菜疙瘩，乐颠颠地跑走了。办事了，总得掂兑几个菜吧，费了挺大劲，最后端到桌子上的是：白菜片炒干豆腐（白菜是头年秋天储存在窖里的），韭菜炒土豆丝，炒黄豆芽，炒绿豆芽什么的。冬天办喜事的多，儿子娶媳妇姑娘出门子，大都选择冬闲季节，菜呢也比春季丰富多了：像干豆腐丝白菜丝海带丝拌的家常凉菜、海带白菜熬冻豆腐、血肠白肉烩酸菜、小鸡炖粉条子，一般是鸡肉少粉条子多。此外像土豆片过油、油炸四喜丸子、油炸花生米、油炸小鲫鱼等等，这就算挺不错挺不错的席了。大鱼大肉可劲造的酒席，在我们农村几乎罕见。支客人（主持人）宣布开饭之后，话音尚未落地，屋里便早已响起一片嘴巴咀嚼的声音，那声音，犹如蝗虫吞食庄稼叶子，听起来相当的有气势。小孩子多的桌上，眨眼之时，一扫而光。我们当地管这叫“搂席”。负责热酒的社员，肩上搭条白毛巾，拎着个大水壶，里面是烫得滚热的烧酒；负责上菜的社员，一只手手掌朝上托举着一块方盘，方盘上的菜盘码得层层叠叠，红头涨脸的，嘴里连声喊着“油着，油着——”，“借光，借光——”，往来穿梭于桌子之间。主人家把高大干让到炕头。在我们那里的乡下，“炕头”代表着一定的地位，比如睡觉，炕头的位置永远属于家中男主人的。坐在炕上吃饭的时候，炕头的位置就是正位，就是“上座”。把客人让到炕头上坐，这表示对其无比的尊重，也说明客人的尊贵。高大干端着酒碗，冲炕上地上的人们举一举，高声说道：喜酒不醉人，大伙甩开腮帮子造，敞开肚皮喝啊，别喝肚皮外边就行！我先打个样！大伙就住了嘴看，看高大干喝酒。高大干毛烘烘的嘴唇含住碗边，但见喉头只滚了那么两滚，半碗酒便下肚了，抹一下嘴巴，夹一大片白肉填进嘴里。厚厚的白肉送进嘴之前，粉粉的舌头先伸出半截，把那一片白肉热情地迎接进去。一面嚼一面又叫：王哼哼，王哼哼呢？王哼哼嘴里嚼着，语音含混不清地答应着，爹在这呢！将一口酒菜咽下去后，腾出嘴来，骂高大干，大伙瞅着了吧，看我儿子多孝顺，喝酒都没忘他爹！高大干也骂，今个儿咱俩较量较量，谁不喝了这一大碗，谁是八个爪的！大伙把酒菜笑喷出来。各桌在高大干的带动下，掀起一个又一个喝酒新高潮。endprint

　　高大干酒量大，一般人喝不过他，常常把公社来的包队干部们喝得两三天起不来炕。致使很多包队干部都不愿包我们红旗五队。高大干则不然，即使头一天喝多了，睡一宿觉，酒劲过去了，第二天照样起得那么早。

　　我们红旗五队的人都知道，在我们屯里，每天起得最早的人是高大干。高大干起来之后，往往是天还没亮，影影绰绰还看不清东西，他先到生产队的院里转悠一圈，屋里屋外，马棚啦，牛圈啦，仓库啦，好像是看一眼就放心了。几十年如一日。秋天的时候，第一个先去的地方必定是场院，第二个是粉坊。场院里垛着一垛一垛山梁也似的粮食，社员们贪黑打场，披星戴月，石头磙子吱吱呀呀响一宿。生产队的粉坊是秋天土豆起了之后才开张的。我们红旗五队高大干当队长的时候年年都开粉坊。给社员分点粉条只不过是个借口，更主要的是想给队里挣点外快，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副业。有一句话叫“农业损失副业补”。但搞副业在那时是不允许的。所以别的生产队都不敢开。只有高大干是老虎拉车——不听那套。高大干有主意。高大干说，我开粉坊是为了给社员分，又不是卖，有啥不行？高大干对粉坊的事业特别关心，每天都要进粉坊看看。粉坊的院子里，一人多高的粉架子上晾着半湿不干的粉条。粉条搭在一根一根的横杆上，雪白雪白地垂下来，像一排排的冰挂。高大干嘴里叼根晾干的粉条嚼着，想知道粉条干到了什么程度。看看天光放亮了，便去敲钟，敲那口挂在生产队房后一棵老榆树下的破钟。钟声一响，没多久便听见各家各户的门吱吱呀呀响，社员们纷纷拿着农具下地了。我猜想，或许正是高大干这种苦干实干的精神，带动了广大社员群众，社员们都把生产队当成自己的家一样爱护，所以我们红旗五队的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增加，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给的公粮任务。而有的生产队，非但完不成“交公粮”任务，连社员的口粮都不够分，还要吃国家的“返销粮”。因为每年都能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交公粮”任务，所以我们红旗五队年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高大干也年年都是“农业学大寨”的劳动模范。生产队得的奖状和高大干个人得的奖状，全贴在生产队的墙上，旧的新的一大溜。日子一久，慢慢慢慢都落了铜钱厚的灰尘。

　　高大干没念过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叫斗大的字认不上一麻袋，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上来，开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全凭脑袋记，脑子里记住多少，回来就传达多少。那时候运动多，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会呢也就开不完地开，天天开，天天开，像备耕生产啦，打井抗旱啦，農田基本建设啦，“农业学大寨”啦，“社教”啦，“学习小靳庄”啦，“批林批孔”啦，没完没了。无论社员白天干活有多累，晚上都要开会学习，传达上边的这个精神，那个精神。没啥精神传达了，念报纸上的社论。不积极参加的社员，不但要扣工分，弄不好还可能给你扣上一顶大“帽子”，说你态度啊立场什么的有问题。天天给社员开会的，并不是高大干，是上边派下来蹲点包队的干部。这“上边”嘛，有时候是公社派下来的，有时候是县里派下来的，不管是哪儿派下来的，都一样，土地佬放屁——神气。只要这些包队干部一来，社员们就知道，“上边”又要搞什么运动了。若是没有这些人来，又没有啥重大事情的话，高大干从来不郑重其事地开会。平常有事情，往往是干活的时候，一边干活一边就跟大伙说了，用不着专门开会。用高大干的话说，那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些包队干部，不管是公社派下来的，还是县里派下来的，用社员的话说，“上边”派来兔子大个人，都可以指手画脚。仿佛是，这些包队干部，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一把尚方宝剑似的。包队干部们多数不愿在生产队住，生产队也没有专门给包队干部住宿的地方，要住的话，只能是临时安排在社员家。社员家条件不好，不舒适，不方便，所以晚上开完会，念完报纸，包队干部宁可贪黑也要骑上自行车往家跑。

　　生产队队部的房子有四五间的样子，宽绰倒是宽绰，就是不太干净，由于屋里的炉子是烧石油（我记得大人们当时都管石油不叫石油，叫粘油）取暖，墙壁，窗户，包括墙上贴的标语口号，都熏得黢黑。北面是一溜火炕，地上靠边是十来个长条凳子，一张看不出木头本色的大头沉办公桌放在地当间，无论是凳子还是桌子，都被人们的屁股磨得乌亮。办公桌的上方吊着个二百瓦的电灯泡子，开会的时候，社员们就坐在炕上和凳子上，听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包队干部讲话，念报纸。高大干虽然不喜欢开会，不喜欢听包队干部们念报纸，但每逢开会学习，他依然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像模像样地组织社员。只要一开会，高大干的责任似乎就是给人家包队干部组织好会场，人一到齐，高大干对着众人吼两嗓子，都给我好好听，谁也不许睡觉，吼完就完事大吉了。社员在开会的时候，多数都抽烟，抽的又都是自家园田地种的旱烟，辣辣的。女社员们开会，往往挤做一堆，小声嘁嘁嚓嚓。烟一起来，都拿头巾捂着嘴，也挡不住呛得直咳嗽。念报纸的杨排长，几次被烟呛得停顿下来，几乎是用哀求的口吻让大家把烟掐死。杨排长不敢说让抽烟的上外边去抽，只要他这么一说，社员们就一会出去一个，一会出去一个，都说犯瘾啦，连不抽烟的也说犯瘾了，也跟着上外面去，撒泡尿，放放风，半天半天不回来。而此时的高大干呢，躺在炕头上，两脚耷拉在炕沿下，早已是鼾声如雷。不仅是鼾声如雷，还咬牙，还放屁。别的社员当然不敢像高大干那样躺在炕上，别的社员坐着就睡着了，头歪靠在墙上。鼾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一声，此起彼伏，像夏天的蛙鸣。包队干部就让跟前的社员扒拉扒拉。鼾声停不了几分钟，复又响起。包队干部无可奈何，只好把念报纸的声音一再提高。到第三次把高大干扒拉醒，高大干反倒有些不耐烦了，说杨排长，几点了？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白天有工夫睡觉，大伙明天还得战天斗地呢！

杨排长

　　包队干部老杨，是个转业兵，喜欢穿身草绿军装，经过部队这个革命大熔炉的锻炼，思想积极进步，平常除了喜欢唱“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再就是喜欢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社员们都叫他“杨排长”。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不是有个英雄侦察排长杨子荣吗，社员们对杨子荣崇拜有加。一开始老杨还谦虚，说咱可比不上杨子荣，人家是真正的英雄，咱算个屁？差远啦！久而久之也习惯了，听之任之。杨排长兜里习惯揣个红色塑料皮的小笔记本子，上衣兜里插管锃亮的钢笔，时常掏出来记点什么。开会的时候，杨排长就端着那个红色塑料皮笔记本给大家传达啥啥精神，要不就是念报纸，念社论。即使是给社员随便讲讲话，杨排长也郑重其事地端着那个红色塑料皮笔记本，好像他讲话的内容都写在那个笔记本上的，讲两句往笔记本上扫一眼，讲两句往笔记本上扫一眼。一回有好事的社员，伸脖过去看，结果发现，杨排长一会看一眼，一会看一眼的那页纸上，光溜溜的啥也没有。杨排长除非不讲话，只要一讲话，基本上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一抓就灵”，“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等等，社员背后说他是“没屁硬挤，锻炼身体”。endprint

　　杨排长这个人，阶级斗争观念强，对待“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是一肚子的阶级仇恨。其实在我们红旗五队，没有“反革命”分子，没有“坏分子”，更没有“右派”分子，也就有那么几户地主和富农及其子女。所谓的“黑五类”，在我们队里最多也只能找出这么两类。杨排长来了之后，有一次在社员会上郑重宣布，无论谁家，来了亲戚朋友，要住下不走的话，必须提前向他打个报告，他批准了才能住，否則不能随便乱住。你知道谁是“苏修特务”？凡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家，有事外出则必须跟他请假。否则扣工分不说，还要开会批斗。

　　高大干对这个新来的杨排长，怎么说呢，心情不好的时候是不冷不热，心情好的时候呢是客客气气。每逢开会，高大干都先让杨排长讲话。杨排长讲话前，高大干先强调一番，说杨排长是公社派到咱们红旗五队的包队干部，有文化，有水平，被窝子放屁——能文（闻）能武（捂）。政治觉悟高。高大干说杨排长“政治觉悟高”不说是“觉悟高”，而是“脚悟高”，把“觉悟”的“觉”发音成“脚”。并且很严肃地要求社员，都不许睡觉，把耳朵支棱起来，别他妈的像牛屁股的苍蝇——瞎哄哄！大伙反倒嘻嘻哈哈。会一开上，第一个睡觉的人就是他。

　　高大干喜欢开玩笑，屯里无论年老年少的，包括年轻的妇女，他都开玩笑。与杨排长熟悉之后，跟杨排长也开玩笑。有一回，夜晚开完学习会，高大干问杨排长，明天社员还用不用下地了？把杨排长问得愣眉愣眼，为啥不下地？高大干说，你刚才开会不是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吗，“一抓就灵”，那咱们社员还用下地干啥。咱们就成天开会，成天抓“阶级斗争”，庄稼不就自个噌噌往起长了吗？还用得着咱起早贪黑伺候它？社员们憋着不敢大笑。杨排长瞪了一眼高大干，指着高大干的脑袋说：高大干，我看你这脑袋有问题！

　　社员背后说，他们能从杨排长的脸上，观察出“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是“一派大好”呢，还是“一派小好”，一看杨排长的脸色就知道了。杨排长的脸色如果是晴朗的，社员就说今天“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大好”。杨排长的脸色如果是阴沉的，社员就说今天“国际国内形势一派小好”。队里那几户成分不好的人家，自从杨排长来了之后，大气不敢喘。杨排长心情不好的时候，往往好拿那几户成分不好的社员撒气，动不动就把他们整到队部，半宿半夜地给他们上政治课。散会了，社员都回家了，也不让这几户社员回家，让他们靠墙站着反省。到后来，社员开完会，即使杨排长没说让他们留下，那几户成分不好的社员也不敢随便走，等着杨排长发话。

　　有个老王太太，老头儿是地主成分，她自然是地主婆，老头儿死了之后，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腿脚又不便，不能下地劳动，更当不上“无保户”，日子过的，怎么说呢，用高大干的话说，那是马尾儿穿豆腐——提不起来。（这里的“马尾”的“尾”，读“以”音，特指马尾巴上的毛。）就这样的人，别说是“乱说乱动”，连喘气都喘不匀了，杨排长每次开会的时候，还非得派人把老王太太叫来。夜晚老王太太的眼睛看啥都模模糊糊，碰见牲口还赶紧打招呼呢。老王太太从家里走到队部，跟头把式的说不上得摔几跤，歇几歇。进到队部，浑身上下是泥，头发上，脸上，都是。鬼似的。高大干跟杨排长说，你看看，你看看，就这样的人，走道都浑身直掉渣了，还能有啥章程“乱说乱动”。高大干又凑近老王太太，一手扶着她，问，你最近乱没乱说，乱没乱动啊？老王太太摇着头，两腿颤微微，咳嗽个不停，喉咙里拉风匣，脸色青灰，眼睛又不好使，看不出哪个是包队干部杨排长，只是瞎眼模糊地对着说话的声音磕头作揖的。高大干指着杨排长说，老王太太，菩萨搁这儿呢，要磕头要作揖，你得冲着他。他要是发了慈悲，往后你老太太可就享福啦！高大干把老王太太扶到炕沿儿上，摁她坐下，忽而厉声厉色地训斥道，让我说呀，像你们这样嫌贫爱富的大小姐，是该受受教育。当初嫁个贫下中农，何苦现在遭这份罪？杨排长翻了高大干一眼。

　　高大干私下里对老王太太的照顾，完全可以用无微不至这个词。当然不仅仅是对老王太太一个人这样，对谁都是。用高大干自己的话说，叫“一碗水端平”。只要是他统治下的臣民，不管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都一样。你就拿老王太太来说吧，名义上挂着个地主婆的头衔，实际上是无依无靠，又丧失劳动能力，你能看着她自生自灭冻死饿死？所以分粮食，分蔬菜，分柴火，分什么都跟社员一样，并且让社员给送到家里，嘱咐社员帮老王太太把东西安置好。比如粮食，分门别类地倒进仓房大大小小的粮囤子里；大白菜码放在院子里，等腌酸菜的时候，还要派人帮她把酸菜腌上；土豆下进外屋的土豆窖里；青萝卜胡萝卜挖坑埋在园子里；柴火不要卸了车就拉倒，要整整齐齐地垛在柴火栏子里，免得被牲畜们祸害，被风刮跑。有一回拉柴火的社员卸完车就赶车走了，高大干就有些疑惑，说你咋回来得这么快？活儿干完了？那社员忘了把柴火给垛到柴火栏子里，高大干骂他是王二小放牛——不往好草赶，上去连踢了那社员两脚。那社员笑嘻嘻的，一手捂着屁股，一路狂奔向王家。

　　这样的事，不止一次被人反映到公社。一次会后，公社革委会主任把高大干留下，亲自找高大干谈话，问他阶级立场站哪儿去了，让他跟“地富反坏右”划清界限。高大干装傻充愣，说我又咋的了？公社革委会主任指着高大干的鼻子，我告诉你高大干，我看你这个队长是当够了吧？脚上的泡可是你自己走的，到时候别怪我没提醒你！高大干马上换副笑脸，主任你不知道啊，我高大干苦大仇深，对待地主富农，我是满腔仇恨哪。高大干猜是包队干部杨排长向公社打的小报告。再往后，高大干当着杨排长的面，对待那些成分不好的社员，连说话都咬牙切齿的，像是对待仇人似的，有时候开会也讲上几句狠抓阶级斗争之类的话。并且忽悠说，从打杨排长来咱们红旗五队之后，在杨排长的教育下，不但我们广大社员的思想“脚悟”（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连我们红旗五队的牛马驴骡的思想“脚悟”（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干活都不用你拿鞭子抽，积极主动，脏活累活抢着干，那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社员哄堂大笑。杨排长往窗外看看，压着嗓子吼：高大干，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endprint

　　

大凤子

　　在高大干二十多年的队长生涯中，曾经无数次地被表彰奖励，也无数次地被点名批评。最严重的是，公社曾经不止一次把高大干从生产队长的岗位上撸下来，成为普通一兵。原因嘛挺多，其中一次就是因为有人向公社反映高大干有生活作风问题。那时候，领导干部生活作风问题，可不是一般的小问题。关于这一点，高小军也不否认。高小军说他爷确实犯过类似的错误。三十多年之后高小军还为此专门拜访过他爺当年的那位相好，如今已经六十几岁的大凤子。高小军拜访的目的，主要是想从大凤子嘴里得到证实，就是在我们当地风传多年的一个流言：大凤子的儿子韩二全，到底是不是高大干的儿子。也就是说，令高小军特别感兴趣的是，韩二全到底是不是他的亲叔叔？

　　高小军颇费了一番周折，才寻访到改嫁外地的大凤子。这个当年跟高大干关系不一般的女人，当时的年龄尚不满三十，风华正茂，且身材高大而健壮。丈夫韩喜和是个地主子弟，与老婆相比，韩喜和则显得身单力薄，一张黄白净子脸，几根黄胡须，看外貌，用当时的标准衡量，绝不像个好人。而实际上韩喜和老实巴交，不喜言谈，干活不惜力气。常一个人躲在一边抽闷烟。别看韩喜和身单力薄，却非常能吃，他一个人顶两个人的饭量。说起来多数人都不会相信。平常社员家脱坯盖房子，如果两家不是有啥矛盾，一般情况下，全村的男女劳力几乎都去帮忙，男劳力脱坯或者垒墙，女劳力帮着做饭，大伙亲眼见识过韩喜和吃饭，小饭碗口大的馒头，别人吃五个的话，他能吃十个。不知道他把这十个馒头吃哪儿去了。家家分的口粮本来就不足，人家能吃大半年的话，他家的粮食就只能吃小半年，下半年就揭不开锅了，就得东借西讨。高小军说到这不往下说了。我问啥意思？高小军说，我想考考你这作家的智商。我不懂。高小军挖苦道，还作家呢。你们作家写小说不是讲究含蓄、留白吗？不能全说出来，全说出来就没意思了。我依然困惑。高小军说，告诉你吧，大凤子家粮食不够吃，你说怎么办？我说那能怎么办？借呗。冲谁借？我说东邻西舍。我妈就这么借过。端着个饭盆，东家借盆米，西家借盆面。高小军白了我一眼，家家都不够吃，你冲谁家借去！我一拍脑袋，说对呀，家家都没粮，那冲谁借呢？大凤子就去找我爷。没粮吃了就去找，没粮吃了就得找，我爷把生产队留的种子都借给她了。一来二去，大凤子就跟我爷勾搭上了。我说这是大凤子亲口说的？高小军说当然。她没说是你爷强迫的？高小军摇头，大凤子说，是她主动跟我爷好的。我看着高小军。高小军说真的，大凤子说的。我说当初社员们还以为一定是你爷强迫大凤子的呢。看来还真冤枉了你爷。这么说，还真是大凤子这个阶级敌人把你爷给腐蚀了。高小军说他没好意思把大凤子跟他爷相好的细枝末节问得那么详细。不过，依我爷的脾气，也没准。也可能是大凤子不敢说实话吧。

　　小时候我亲耳听过屯里大人们私下议论过大凤子。大人们私下讲啥话，往往不在意我们小孩子，不把我们当回事。他们哪想到，在那帮屁事不懂的孩子当中，我却是个成熟比较早，耳朵拿事的孩子，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几十年之后我还会记着这事。或许是因为大凤子的关系吧，连我们这帮小孩伢子，给屯里好看的女人排座次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把大凤子排为第一把交椅。夜里做梦都梦见过大凤子。那些年，生产队一有个大事小情，需要安排饭，高小军他爷都安排在大凤子家做。别的谁家也不安排。为啥非得安排在大凤子家做呢？高小军他爷的理由是，大凤子家干净。谁有大凤子干净？可屯子数数，一家也没有。整个红旗五队挑不出一个像大凤子那么干净的妇女。大凤子挽起袖子和面，露出半截胳膊，手上和胳膊上都粘了面，手上的面能看清是面，胳膊上粘的面，和大凤子的皮肤一样颜色，分不清。也就是说，大凤子长得白。人一白就显得格外干净。同样的饭菜，大凤子一做，谁吃了谁都说好吃。给生产队来的客人做饭，不白做，生产队既要给大凤子记工分，又要给大凤子家米面油盐。一年当中，这样的事不少，比如公社下来人检查备耕生产啦，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啦，秋天检查粮食颗粒归仓啦，生产队的牲口生病，找公社兽医站的兽医来给牲口看病啦；麦收之后，大队的拖拉机轮到我们队翻地啦，拖拉机成宿地在地里来回奔跑，轰鸣声在夜晚的旷野上传出很远，辛辛苦苦的驾驶员半夜能不吃顿夜宵吗……这种时候，高小军他爷都会兴冲冲地走进大凤子家，让大凤子杀鸡宰鹅，大凤子家里时常飘出的香滋辣味，把全屯子人的口水都给馋出来了。屯里的人家，一年到头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一点肉星星。

　　高小军面对已是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大凤子，半天认不出。当年那个浆汁饱满的大凤子，如今则像一个风干的土豆，圆型的脸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褶皱。想不到大凤子的记忆力还好，见到高小军的第一眼就认出了他，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一把抓住高小军白皙的手：妈亲哪，这不是小军吗！这要是走在道上，我上哪儿嘎敢认去。你说说！你瞅瞅这家什胖的。唉呀妈亲哪，长破模样啦！你忘了，小时候，你成天跟我屁股后，让我给铰小猫小狗的。还让我给你铰大狮子，铰黑瞎子……我哪会铰大狮子黑瞎子啊！我见都没见过大狮子黑瞎子。不铰就哭。不铰就哭。你说说！大凤子似乎对当年她跟高大干的事全然忘记了，像没有那么回事。高小军吸着烟，问了大凤子这些年的境况，末了才转到正题上来，高小军原以为大凤子会百般抵赖呢，没想到高小军一问，大凤子立马就点头了，并且带着嗔怪的口吻，说你没看出来吗，二全多像你们高家人！高小军看着大凤子。大凤子的率直让高小军有些怀疑大凤子的精神是不是出了问题。高小军半晌才说，这么说，韩二全真的是姓高不姓韩？大凤子脸色渐渐变得凝重起来，看你这孩子说的。我自个生的孩子，姓高姓韩我还能不知道。就是呀，这么些年，我从来没敢跟二全说过。小军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跟二全说。二全那个犟种要是知道了，只怕是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能认啦！你说说。作孽啊！高小军再问，那三全呢？三全“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大凤子直着眼看高小军，高小军说，我是说三全是姓韩还是姓高？大凤子摇了摇头，往后拢了下头发，不紧不慢地说，三全不姓韩也不姓高，三全他姓杨！高小军禁不住啊了一声。

　　原来，杨排长来包队的第一天午饭，高大干也像往常一样，把他安排到大凤子家吃。杨排长先问了大凤子家的出身，一听韩喜和是个地主子弟，杨排长说什么也不去，还怪高大干怎么往这样的人家派饭。高大干说他家干净，大凤子做的饭菜像样。没事，上面来干部，我都安排她家吃饭，他们都愿意。啥事也没出过嘛。杨排长还是犹犹豫豫。高大干说已经安排了，再上别人家，人家也没准备呀。就这一顿，下顿我给你另找一户人家吃饭。endprint

　　杨排长怀着十分戒备的心情走进了大凤子家。大凤子早把酒菜预备好了，八仙桌放在炕上，摆了四盘菜，韭菜炒鸡蛋，干豆腐炒白菜片，酱炖豆腐，还有一个最好的菜，蘑菇炖小鸡。这四个菜往桌上一摆，绿的绿黄的黄，红的红白的白。大凤子正在厨房烙油饼。烧酒壶在热水里热着，壶嘴儿冒着袅袅的热气，一进屋门，酒菜的浓香便扑面而来。高大干还表扬大凤子说，这几个菜整的，真硬。杨排长脸上本是乌云蔽日，脚一迈进门坎便顿时云开雾散。高大干还以为杨排长是见了大凤子做的饭菜高兴呢，撇撇嘴，心说这个杨排长啊，我还以为是不进荤腥的得道高僧呢，原来也跟我高大干一个鸡巴味，见了酒肉就眉开眼笑啊！

　　大凤子长得虽然人高马大，但体态丰满匀称，粉团脸，一忙，更是粉中带红。大凤子见了杨排长，略略显出了一些忸怩之态，莫名其妙的，脸上似有一片红霞一掠而过。眼睛不敢正视杨排长，只冲高大干说，饿了吧，快洗洗手，喝吧。高大干一面洗手一面说，杨排长，看着没，酒都烫蹿啦！这可是千里扛猪槽子——为（喂）的都是你啊！今天你可千万不能客气。热情地把杨排长让到炕上，坐在饭桌子的东面，高大干坐在西面。二人相对而坐。临要动筷，杨排长还客气地喊躲在厨房吃饭的韩喜和跟大凤子上桌一块吃，俩人都不进来。席间大凤子进来往桌上添了两回菜，大凤子添菜的时候，杨排长盯了大凤子两眼。杨排长坐东面西。东为大，属上座。高大干则坐西面东。大凤子家是两间平房，厨房在东屋，因为进屋的房门开在此间，所以我们当地通常把这间房子称作外屋，西屋则称作里屋，即卧室。所谓的卧室，不过是南面一铺大炕，北面一口大柜，别无他物，一家人的铺盖都靠西墙垛在炕上。大凤子端盘子添菜，一来一去，高大干的眼光可以一直追着大凤子。而杨排长呢，眼睛若想追着大凤子，只能回头，杨排长忍不住回头看了大凤子两回。丰乳肥臀的大凤子，让杨排长的目光流连忘返。那天，杨排长没少喝。

　　第二天高大干给杨排长换了一户吃饭的人家，高大干也没有陪他，杨排长草草吃罢告辞。后来杨排长跟高大干抱怨，说这家人家忒埋汰，屋里有股啥味，打鼻子。高大干说，这户社员家庭出身可好啦，全队再没有比他们家出身更好的了，旧社会是给地主扛大活的，雇农成分。

　　杨排长啥话也没说。

韩喜和

　　关于大凤子的丈夫韩喜和之死，发生在我考上学校离开家乡的前两年。对于此事，我亲耳听人们说过，至今仍有印象。韩喜和他爹叫韩大棉鞋，旧时是个地主，韩喜和算地主子弟。韩大棉鞋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住在我们屯后面的另一个屯子，过去叫韩家窝棚，后来叫北岗大队，距我们红旗五队有十里之远，其间隔着一片大碱沟，就是挺大的一片草甸子。那片草甸子，我们儿时一年四季经常去玩。先是春末，草长莺飞，成群的鸟从南方飞来，我们拎着夹子，衣兜里鼓囊囊地揣着弹弓泥蛋去甸子上打鸟；然后是五月节，我们每个孩子的衣兜里都揣了两个煮熟的红皮鸡蛋，成群结队地上甸子上去采艾蒿，采黄花菜，采马兰花；暑假一到，我们天天跟着生产队的猪倌，帮他赶着各家各户集中起来的猪群上甸子，手里拎着用高粱秸秆扎的蝈蝈笼子去抓蝈蝈；麦子青黄的时候我们在甸子上烧生产队的麦穗吃，入秋之后，我们在甸子上用晒干的蒿草烧生产队的青苞米吃，烧黄豆吃，把一张张小嘴吃成黑色；八月节之后，我们又是三五成群地到甸子上去挖药材，然后把晒干的药材卖给供销社；冬天的草甸子，白雪皑皑一望无际，我们拉着捡粪的爬犁在雪原上飞奔。其实捡粪是幌子，是怕家长骂我们贪玩，主要是为了领狗撵兔子，打野鸡，打毛腿鸡……这么说吧，反正那片辽阔的草甸子，算得上是我们小孩子的一块乐土。不过有一样，一两个人是不太敢去的，年深日久，甸子上埋了数不清的坟包，这一个，那两个，也有三五成群的，也有规模更大的，成片的坟包，挨挨挤挤，密密麻麻，像是什么人蒸出来的一锅土馒头。猪倌羊倌们张嘴就能说出那些成片的坟包是谁谁家的坟茔地。在这样的坟茔地里，往往生长着几棵歪脖子老榆树，树上有老鸹们的家，老鸹们在那里生儿育女。远远望去，只要看见有树木的地方，下面多是一片坟茔。有的坟包，起先是一个两个，渐渐越埋越多，杂七杂八，成了乱葬岗子，时间久了，连自家人也找不准先人的坟头了。有的坟包由于多年没人填土上坟，被牲畜们践踏，被雨水冲刷，矮趴趴的，让荒草野蒿覆盖住了，稍不留意，人会踩到坟包上去。把坟包一脚踩露的时候都有。有的坟包，已经露出了赭红的棺材。有的坟包上，居然有着黑森森的洞窟，水筲般粗细，有说是狐狸的，有说是狼的，我们小孩子见了，异常恐惧，这时候，如果有人突然喊一声“狼来啦”，吓得我们撒丫子就跑，屁滚尿流的。夜里偶尔会有狼溜进屯子，跳进猪圈叼走猪崽。那片草甸子，大人们都说方圆至少有十几里吧。韩大棉鞋与他的大儿子在一起生活，就住在那片草甸子北边的北岗大队，我们屯子的人通常都把那儿叫做“碱沟北沿儿”。

　　有一天，韩喜和的大哥捎来口信，说他爹病了，病得不轻，叫韩喜和赶紧去看看。韩喜和就硬着头皮去找杨排长请假，杨排长不准。杨排长皱着眉头。韩喜和跟杨排长请假不准的事，韩喜和回家也没跟大凤子说。如果由大凤子去跟杨排长说，事情可能就是另一种情况了。但不知为什么，韩喜和没有跟大凤子说这件事。韩喜和白天依然干活，晚上则贪黑走夜路去看他爹。当时是冬天，夜晚气温达到零下二三十度，天寒地冻滴水成冰。韩喜和徒步穿过那片白雪皑皑的草甸子，就得花一两个钟头的时间。为什么呢？草甸子上积雪没膝呀。韩喜和下半夜还要往回返，天亮还要跟其他社员一样劳动学习。韩喜和在他爹韩大棉鞋病重的日子里，一直是这样。直到有一天已经亮天也没见韩喜和的影。大凤子心里惦记，就上生产队把这事跟高大干偷偷说了，高大干马上打发社员上北岗去问，结果在草甸子的深处，发现了韩喜和，已经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

高大干

　　高大干喜欢二人转。尤其喜欢老的二人转，像旧时东北老艺人杨傻子小浪张刘世德马文秀马老倭瓜他们唱的《红月娥做梦》、《王二姐思夫》、《杨八姐游春》、《马前泼水》、《小寡妇上坟》、《罗成算卦》等，高大干一听上就听不够，如醉如痴。那真是“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但后来这些传统剧目不知怎么都变成“毒草”了，既不让艺人们演，也不让民间百姓唱。唱什么呢，当然是唱“样板戏”了。电影，广播，剧团，各种各样的宣传队，等等吧，全都是，清一色，演的是“樣板戏”，唱的是“样板戏”。社员走在田野上，嘴里唱的是“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高大干不喜欢“样板戏”，咿咿呀呀的。觉得“样板戏”没二人转好听。二人转“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不仅唱腔丰富多样，里面男欢女爱的故事，听起来也叫人浮想联翩神魂颠倒。高大干年轻的时候就把《红月娥做梦》啦，《王二姐思夫》啦，《杨八姐游春》啦，看过一遍又一遍，有些经典的唱段完全烂熟于心，平常高大干时不时就会不自觉地哼上两句：“我要你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五两火苗六两气，七两碳烟八两琴音……”endprint

　　队里有个叫王文山的老社员，外号王哼哼，过去在草台班子呆过，后来不让唱老戏了就回来跟社员一样下地干活，农活干得稀松二五眼，但因为会唱那些老戏，高大干对他是另眼相待，总给他安排些轻巧一点的活儿让他干，工分照别的社员一分不少。干活休息的间隙，正好又没有包队干部在场，高大干就把王哼哼喊过来，让他唱上一段。王哼哼不唱。王哼哼不是不想唱，王哼哼是唱二人转的出身，一天不唱，嗓子眼痒。王哼哼是不敢。高大干看看左右，拉上王哼哼，说走，尿泡尿去。钻进苞米地里，后面跟着十来个社员，都说去尿泡尿。社员们也喜欢听二人转。有时候，社员干活没劲头的时候，高大干就会鼓动一下，说快点干哪，到地头让王哼哼给咱们唱段《红月娥做梦》。“做梦”高大干不说是“做梦”，说“揍梦”，“做”说成“揍”。社员就兴奋得孩子似的。秋天上草原打羊草，高大干特意把王哼哼带上，让他给打草的社员做饭，打半个月羊草，王哼哼要唱上半个月，高大干觉得那半个月过的，跟他妈神仙似的。可惜的是，二人转有丑角和旦角，王哼哼本属丑角，现在是丑角旦角全由他一个人来，不但王哼哼受不了，大伙听着也多少差那么一点。不过瘾。这要是再有个会唱二人转的女的就好了。

　　王哼哼原来的搭档在另一个地方住，有一年冬闲，高大干实在是犯了戏瘾，让王哼哼去把他那个女搭档找来。王哼哼犹犹豫豫。高大干说不能让人家白唱，回去咱队上给她拿点年“嚼裹”（好吃的）。王哼哼依然犹犹豫豫的，一是怕人家不来，更主要的是怕被公社知道。高大干说有我在，你怕啥。王哼哼把女搭档真的找了来，白天不唱，就说是王哼哼的表妹，来串门子的。夜里王哼哼家人擠得满满当当，高大干事先有令，听可是听，嘴一定得有把门的。谁说出去，我扣他半年的工分！又命人把窗户门挡严，一唱唱半宿，一唱唱半宿。一连唱了好几宿。进不来屋的，站在窗外听，冻得直跺脚也不回家。

　　“我要你火烧龙须三两六，天鹅绒的毛手巾；四棱鸡蛋要八个，三搂粗的牛毛要九根；雪花晒干要二斗，冰流子烧炭要五斤；我要你万年龟尾麒麟肉，我要你蛟龙肝花凤凰心；我要你苍蝇心来蚊子胆，兔子犄角蛤蟆鳞……我要你天那么大的菱花镜，地那么大的洗脸盆；泰山大的一块玉，黄河长的一锭金；一步一棵摇钱树，两步两个聚宝盆；摇钱树上拴金马，聚宝盆里站金人……”

　　人家唱戏的在地当间扭着唱，高大干坐在炕上闭着眼睛跟着哼。

　　正唱在兴头上，外面有人咚咚地擂窗户框，是公社的人来了。

杨排长

　　高小军说，三十多年后的一天，他在县城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拜访了当年的那个包队干部杨排长。杨家供佛，香气浓郁。此时的杨排长已是年逾古稀，但依然精神矍铄，尤其是记忆力相当的好，嘴皮子依然那么利索。说起当年的往事，杨排长如记忆的闸门被打开，滔滔不绝。

　　杨排长感叹道，说起你爷高大干哪，那是一本大书，几天几夜也说不完。在当时所有的公社干部里，没有比我更了解他的了。我在你爷那个生产队，也就是红旗五队包队，前后几次加一块儿，总共包了三年零八个月，我们俩在一块摸爬滚打，怎么说呢，既像一对战友，又像一对冤家。按理说，我是公社派下去的包队干部，大政方针得由我掌握，具体工作由你爷这个生产队长来抓。好比一挂马车，我是驾辕的，你爷是拉套的。但你爷的缺点是，只拉车，不看路。说你爷是“革命的老黄牛”一点不错，但你爷这头老黄牛缺乏政治头脑，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观念，说到底就是阶级觉悟低。虽然你爷年龄比我大十多岁，是我的兄长，但在这方面，我可是没少帮助教育过他。我不能看着他犯错误啊，你说是不？小军你说，那个年代，举国上下都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大讲“农业学大寨”，大讲“以粮为纲”，上面讲什么，下面就得跟着讲什么，就得干什么。上面是风，下面是草，风往哪面刮，草就得往哪面倒。草还能硬过风去？你不按上面说的整，就是跟上面唱对台戏。谁敢跟上面唱对台戏？不是我给你爷扣帽子，我告诉你，也就是我，换一个人，把你爷的情况往上一反映，你爷呀，那就是反革命啊，“蹲封眼”都够啦！杨排长说的“蹲封眼”是老百姓话，就是蹲监狱。你就说吧，第一个，我说你爷脑子里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有根据的。你爷不但不跟那些“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划清界限，还处处包庇他们。那个地主婆老王太太，富农刘陪绑，你爷背地里没少护着他们。高小军点头说这个我听说过。杨排长说，你看，连你都听说过，我不是瞎说吧。第二个呢，生活作风不检点，乱搞男女关系。此时高小军忍不住插嘴，脸上带着坏笑：那，向公社反映我爷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一定是你了？杨排长忙摇头：这事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是我反映的，你爷更是。其实真不是我。哪个庙里都有冤死鬼啊！我知道，你爷那个生产队，没有你爷不行。有人猜是韩喜和。依我看也不是。韩喜和一杠子压不出个屁，他连公社的大门朝哪面开都不知道。这个反映你爷有生活作风问题的人，依我看，肯定不是你们红旗五队的，他不了解详细情况。

　　高小军沉吟一下，忽然问道：你知道韩三全吗？杨排长愣了一愣，哪个韩三全？就是韩喜和家的三小子。杨排长摇一摇头。高小军说真的不知道？杨排长说真的不知道。至今不知道？杨排长说至今不知道。我只知道韩喜和家有个韩大全、韩二全，不知道还有个韩三全哪。高小军说，你在我们那包队的时候，他刚一两岁，还在大凤子怀里吃奶呢。杨排长似乎想起了什么。高小军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笑意，注视着杨排长。杨排长用一只肥厚的手掌抹了两把脑门子上的汗。高小军说你应该找找这个人。杨排长说你这孩子，我找他干啥。高小军说，大凤子如今生活得不好，我前两天刚刚拜见过她。也是代表我爷。我爷好几回给我托梦，说他一直惦记着大凤子，不知道在咱们这面过得咋样。杨排长又用另一只也是肥厚的手掌抹了抹脑门子上的汗。高小军再一次现出坏笑：杨叔你不够意思，跟我爷抢一个女人。杨排长说，你这孩子，瞎说啥呢。高小军说，这可是大凤子亲口告诉我的。大凤子还说，当年，你说要把我爷跟她的事反映给公社，大凤子吓坏了……杨叔，你可真有两下子。杨排长这回没再说高小军是瞎说，亮晶晶的汗珠子从油光光的脑门上往下滚落。endprint

　　行了，咱爷俩唠点别的吧。高小军适时地转移了话题。杨排长说，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就说说你爷的那些烂眼子事。我向你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可信的，绝无半句掺假。整个一个红旗五队，你爷是每天起得最早的人。你爷起来的时候，天还影影绰绰看不清东西。你爷就趁着影影绰绰看不清东西的时候，从场院往出背小麦，背谷子，背糜子，背苞米，背黄豆，背红芸豆，场院里打下啥他就背啥。你爷呀，那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哪。你别拿这种眼神看着我好不好？我说了，我跟你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是真的。但你爷没有把这些粮食背回自个家。高小军长出一口气，说吓我一脑瓜头发。我说我爷不会干这种偷鸡摸狗自私自利的事嘛。杨排长说，你爷是没有把粮食背回自己家，他是背到别人家去了。谁家？你说呢？大凤子家。高小军说，我小时候就听人说过。一点也不新鲜了。说点我没听说过的。高小军又说，再说了，这事你肯定也是听别人说的，你亲眼看见了？杨排长说你不信拉倒。富农刘陪绑家缺吃的，两个半大小子正长身体的时候，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的，两口子不敢像别的社员那样偷生产队的青苞米，你猜你爷怎么的，你爷半夜敲人家窗户，踹人家门，让人家两口子去偷苞米。刘陪绑胆小不敢去，吓得腿直哆嗦，被你爷踢了两脚，硬逼着人家去偷。你说，有你爷这样的生产队长吗？高小军挠着脑袋，这事我还真是头回听说。你说我爷咋能想出这样的高招呢，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社员的饥饿问题，高！高家庄，实在是高！高小军竖起大拇指。杨排长用鼻子笑了一声：你听说过生产队长看见偷生产队粮食的小偷不但不抓，反而帮人家把装粮的口袋给人家扛到肩上的吗？高小军连连点头听说过听说过，你说的肯定又是我爷。除了你爷，谁能干出这样的事来！高小军说，不用问，我爷肯定又是在幫一个“黑五类”了。杨排长说，这回你猜错了，不是“黑五类”，是军属吕二黑媳妇。高小军吃惊地问道，啥？军属吕二黑媳妇？吕二黑媳妇一只眼睛有玻璃花，一只手是个“六指儿”，我爷不会看上她吧？再说，她也算不上是军属了。吕二黑当兵之后不就来信不要她了吗？杨排长说，你爷不是看上了她，是可怜她！我就烦他这一点，怎么就一丁点儿事非观念都没有呢！高小军叹一声，我爷这个人哪，没啥优点，就是心眼好使。你说可咋整！杨排长乐了，你爷心眼好使？可别提你爷心眼好使啦！有一回，社员干活歇气儿的时候，我领着社员学习，有个社员躺到树阴下睡着了，被茂密的杂草遮盖着，谁都没理会。你爷去撒尿，尿了那个睡觉的社员一脸，那社员还以为是下雨了呢。你说，你爷是真没看见那个草窠里睡觉的社员呢，还是看见了故意把他给尿醒的？高小军乐不可支，说应该是没看见吧。杨排长说，我看见你爷乐得连裤腰带都系不上了，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关于偷生产队青苞米一事，我少年时也曾是偷青苞米队伍中的一员小将，不妨再赘述两句。是这样，秋天青苞米刚灌浆，手一掐苞米粒直冒白浆呢，有的社员家就迫不及待地偷生产队的苞米了。家里吃的不足嘛，成天喝稀的，大人孩子早就盼着秋天的到来。他们把这样嫩嫩的青苞米掰回家，先是把嫩嫩的青苞米碴成糊状，稠稠的，乳白色，然后用苞米糊在锅帮上贴出一圈淡黄的饼子，或者蒸出一帘子淡黄的发糕，怎么吃都香。那是贼香贼香。等苞米上得成实一些了，社员们的吃法又变了，这回是把偷回来的苞米用大锅烀着吃，或者扔在灶坑里烧着吃。在苞米刚刚成熟的那段时间，家家跟过年了一样，人人都是沟满壕平，连走路都有了精神。高大干家也不是不吃。但高大干家吃的青苞米不是高大干自己家的人偷的，不知道是哪个社员偷的，也许是大伙吧，每个社员偷的时候，都给高大干家捎带上十穗八穗，夜里悄悄放在高大干家的窗台上。几乎每天早晨起来，窗台上都有这样一堆沁人心脾的绿色苞米穗子。

　　高大干对社员偷苞米这个问题，是睁一眼闭一眼。原因嘛，其实跟交公粮有关。在交公粮这个问题上，高大干跟杨排长的意见完全相左。杨排长坚决主张积极完成国家给的公粮任务，支援国家建设，宁可咱们自己少吃点。高大干呢，跟杨排长吵，说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粮食却不够吃，你让他们饿着肚子干活？“又让马儿不吃草，又让马儿跑得好”，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高大干虽然不识字，但记忆力好，有些俏皮话听过一遍就能记住。高大干主张少报粮食产量，这样就可以少交些公粮，社员就可以多分点口粮。杨排长说，你高大干要是那样干的话，我就上公社汇报你。粮食不够吃的时候，高大干又主张向国家伸手要“返销粮”，杨排长也是坚决反对。国家基本建设本来就缺乏资金，我们怎么好意思向国家伸手呢？我们应该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才是。没办法，高大干就想出了这么个招数，背地里放纵社员偷粮食。这事当然瞒不过明察秋毫的杨排长。问题是，地主富农怎么也能让他们去偷啊？杨排长夜里亲自去抓，有一回竟抓到了富农刘陪绑家的两个半大小子，杨排长毫不客气地组织广大社员开批斗会，不但批斗那两个小孩，连同刘陪绑两口子也一块批斗，还给那两个小孩脖子上挂了苞米穗子游街。两个孩子手里各拎一面铜锣，走几步咣咣敲两下，走几步咣咣敲两下，然后说“我叫刘大孩，（另一个说我叫刘二孩），我俩偷生产队苞米了，我俩错了，大家不要向我俩学习……”人们听见铜锣响，纷纷走出家门围观。高大干闻讯赶来阻止，说教育教育算了，游啥街呀，一个小孩子！杨排长说，小孩子怎么了？一个富农家的小孩子居然敢偷队里的粮食，背后肯定是大人支使的。我告诉你高大干，别忘了过去他们是怎么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过去我们穷人挨饿受冻的时候，他们可怜过你吗？“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高小军笑了，说杨叔你的记忆力可真是好，好极啦！我很想听听，今天的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无改变。杨排长看看高小军，啥问题？高小军说，关于当年的粮食问题。到底是我爷做的对呢，还是杨叔你做的对。杨排长挠着脑袋，舔了舔嘴角的白沫子，这个问题嘛……高小军不错眼珠地盯着杨排长的嘴。杨排长嘴里喔喔了半天，才说，首先，我觉得我没错。我是按上级要求做的。你爷嘛，也没错。你爷是从实际出发，社员辛苦一年，打下那么多粮食，结果却要饿着肚子劳动，这不公平，也不现实。杨排长叹息一声，将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闭目无语。静默了好一会儿，杨排长闭着眼睛说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我退休之后，就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了，基本上是在家闭门思过。杨排长微微叹息一声，现出颓废的衰老状态，脸上忽地浮现出一层老年斑，就好像，那些难看的黑褐色斑块是刚刚才生出来的。杨排长往起挺了挺身板，对高小军说，要是你爷还活着的话，我真想跟他喝个一醉方休啊！眼圈红了。endprint

　　高小军走时对送出门来的杨排长说，杨叔如果有一天想找韩三全的话，联系我。

高小军

　　现在该说说高小军了。初中的时候，老师看他爷高大干的面子，让高小军当班干部。干部嘛，干什么都得表现积极一点，思想境界要比别人高，行动上要给别人做出表率。那时流行一句话，叫“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好像是雷锋，还是谁说的。学生们做好人好事，当无名英雄蔚然成风。譬如，利用放晚学之后的时间，上供销社买瓶写毛笔字的墨汁，买墨汁的时候还鬼鬼祟祟的，害怕被别的同学发现，然后自己一个人偷偷把班级的黑板刷得油黑发亮，第二天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心思都不在上课上，而是交头接耳地打听是谁做的好人好事，把班级的黑板刷得这么黑这么亮。那个把黑板刷得又黑又亮的学生，则装作心无旁骛的样子听课；再譬如，某一天早晨起来，猛然看见外面下了大雪，想做好事的学生连饭也顾不上吃，抢先来到学校，在别的同学到来之前，一个人把班级门前的积雪打扫干净。诸如修理班级的门窗啦，假期帮助孤寡老人擦玻璃挑水扫院子啦，不胜枚举。在十几岁的高小军头脑里，整天想着的不是学习，而是想着学雷锋，做好事，当英雄。高小军自己有个小木箱，外面挂一把小铜锁，里面锁着的是一摞一摞的“小人书”：《王杰》、《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刘英俊》、《鸡毛信》、《刘胡兰》、《董存瑞》等等，应有尽有，尽是表现英雄人物的。应该说，在那个特别崇尚英雄创造英雄的时代，这些“小人书”对一个少年的成长，比课堂上教科书的影响还要大。

　　高小军初中还没有念完，就被“推荐选拔”上了大学，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也叫“工农兵学员”。所谓“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就是从工厂、部队、农村推荐选拔那些出身好、根红苗正的青年人上大学。而事实上，那些真正根红苗正的老百姓家孩子是上不了大学的，能够被“推荐选拔”的，全是那些有头有脸的干部子弟。

　　高小军能被推荐选拔上大学，当然是他爷高大干的力量。高大干听说公社来了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就一个，高大干当天晚上便直接去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家里，公社革委会主任摇头，就一个指标，现在光公社干部子弟就有好几个报名的。再说，你孙子初中还没毕业呢。高大干说，那还有初中都没念就上大学的呢。我孙子管咋还念几天呢。公社干部咋的，推荐选拔“工农兵大学生”，上级也没规定非得从公社干部子弟里推荐选拔吧？哪儿规定的，拿给我看看。我孙子根不红，苗不正吗？公社革委会主任赶紧说不是那么回事。我是说那些公社干部……高大干说那些公社干部还有机会，我一天比一天老了，说不定哪天就蹬腿了。不行，这次说啥也得轮到我孙子了。高大干说，跟你们那些整天吃闲饭的公社干部比，我高大干比不比他们贡献大？公社革委会主任说那是那是，你高大干在“农业学大寨”这方面的贡献，远的不说，起码在咱们红旗公社无人能比。不过话又说回来，公社干部怎么能说整天吃闲饭呢？你这个高大干哪，就你这张破车嘴，没有个把门的。公社革委会主任语气一下子变得硬气起来，你知道有多少人反映你的问题，到我这儿都给你压下了。高大干脖子一梗，我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我们红旗五队“以粮为纲”，年年多打粮食，多交公粮，为国家多做贡献，谁能跟我比？县里来参观，你为啥不往别的地方领，让他们参观别的生产队去呀？不还得是我高大干给主任你装门面吗？公社革委会主任说那是那是。高大干说，这次我孙子上不了大学，我这个队长也不干了！最终，经过“群众推荐”，公社革委会批准，高小军顺利上了大学。

　　上了三年大学的高小军毕业的时候，本来根据“社来社去”的分配原则，他应该回到我们红旗公社，当一名普通的公社干部，但高小军在大学的时候处了个对象，对象的父亲是省城一家国营工厂的厂长，这样毕业的时候，高小军借了他对象的光，留在了省城。高小军他爷本来一百个想叫孙子回公社，当个公社干部，一辈子吃香的喝辣的，现在看是不可能了，但他坚决反对高小军进工厂。念了一回大学，到头来当个破工人，有啥出息？高大干愿意讓孙子当干部。后来高小军对象的父亲就把高小军安排进了政府机关，当了一名机关干部。高小军踌躇满志，一心想干出点成就，弄个一官半职，也不辜负他爷高大干的殷切期望。可好景不长，“文革”结束不久，清理“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拉帮结伙的人及打砸抢分子），高小军的岳父因为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打过人，被老干部们举报，撤职罢官不算，还判了刑。高小军当干部的梦想也由此破灭。

大凤子

　　大凤子手巧。大凤子能用做家务活的剪子，随便一块纸，或者一个香烟盒，就能铰出一朵花啊一只鸟啊什么的。大凤子家的墙壁上，窗户上，常年贴着她自己铰的这些小玩意，猴年铰猴，鸡年铰鸡，鼠年铰鼠，龙年铰龙，十二生肖，应有尽有。大凤子的这些剪纸，多是用大红纸铰：干枝梅啊，花喜鹊啊，喜鹊落在梅花上啦；大鲤鱼啊，胖娃娃啊，胖娃娃怀抱大鲤鱼啦；小毛驴啊，老太太啊，老太太骑头小毛驴啊；趾高气扬的大公鸡啦；长胡子的小山羊啦；趴在炕上睡懒觉的小花猫啦；卷着尾巴的小花狗啦；蝴蝶，孔雀，梅花鹿，猪马牛羊，什么都有。上她家吃饭的那些包队干部们，一边吃饭，一边忍不住夸奖大凤子的手真巧。每到年根儿，大凤子家就热闹了，女人们拿了供销社买来的大红纸，五彩纸，求大凤子给她们铰东西。女人喜欢花鸟，小孩子们喜欢动物。喜欢什么大凤子就给他们铰什么。之后欢欢喜喜拿回家去，赶紧贴上，贴在窗户上，贴在墙上，贴在门上。后来还有让大凤子给铰“挂钱”的，铰大肥猪的，“挂钱”呢过年就贴在门楣上，有招财进宝的意思，跟我们旧时或者现在家家贴“财神爷”的意思差不多，但看着可比“财神爷”好看，含蓄，有诗意；大肥猪呢就贴到猪圈的门上，意思是肥猪满圈吧；趾高气扬的大公鸡呢就贴在鸡架的门上，意思当然是金鸡满架了。这么一贴，给新年，给日子，平添了几分热闹和喜庆。

　　那些还没找婆家的大闺女们，有事没事都愿上大凤子家玩。都说是来跟大凤子学剪纸，其实大凤子心里明镜似的。大凤子常常三下两下就铰出个人物来，悄悄递给她们看：相没相中这个？相中了，嫂子给你当媒人。那些大闺女，心里相中谁了，嘴上并不好意思说出来。而且先还百般不看，大凤子就将那小人送到她眼皮底下，大闺女飞快地瞥一眼，暗暗摇一摇头。大凤子就再剪一个小人，再让人家看。大闺女这回没摇头，却把脸捂上了。大凤子铰的人物，还真能让你认出个大概来。endprint

　　常常是这样，大凤子一面手里铰着东西，嘴里一面哼着调子，那调子，一听就听出是“二人转”的曲调，像“红柳子”啦、“锔大缸”啦、“胡胡腔”啦、“小翻车”啦……“二人转”九腔十八调，大凤子差不多都能哼哼上来：

　　“想二哥想得我肝肠断，小脸瘦的一个蜡渣黄。两天吃不上一碗饭，一天喝不上半碗汤。一碗饭，半碗汤，饿得前腔贴后腔……”大闺女们听了捂着嘴乐。

　　“二哥你走了一天我画一道，走了两天我画一双。南墙北墙全画满，我一直画到大街上……”

　　从打韩喜和死后，大凤子家墙上的剪纸再没换过新的，红纸也罢，五彩纸也罢，全都褪了颜色，差不多快变成了白纸。纸也不铰了，曲也不哼了，拿东忘西的，做出的饭菜，不是忘搁油了，就是忘搁盐了。有几回吃饭，高大干没好气地说大凤子：你丢魂了？！

　　大凤子改嫁那天，队里跟大凤子要好的姑娘媳妇们，围着大凤子，扯着大凤子的衣襟，把眼珠儿哭红了。然后姑娘媳妇们，包括几个管大凤子叫嫂子的小伙子，坐着队里的马车，把大凤子送走了。

杨排长

　　杨排长对高小军说，你不是想听我跟你爷斗争最激烈的故事吗，其实也激烈不到啥程度，只不过，有一回，我跟你爷闹了个半红脸。杨排长说，你爷他们那个红旗五队，差不多年年粮食产量都比别的生产队高。说句公道话，这主要应当归功于你爷。要说在种地打粮抓农业生产这方面，你爷是个行家里手，绝对有两下子。你爷对上面的指示大都不太感冒，唯有对“以粮为纲”这句话，用你爷的话说，那是百分之百地贯彻执行，说这才是正道。社员也都听话，换了别人当队长，硬是支使不动，叫不动号。你爷一上来，让咋干咋干，干劲全来了，有多大劲使多大劲，一个个服服帖帖，没一个调皮捣蛋的。你爷的脾气你可能不知道，急眼时那是说打就捞。因为年年粮食打得多一点，年年完成上级交给的公粮任务完成得出色，所以你爷年年都被公社甚至县里评上劳模，往回捧奖状，戴大红花。有一年公社开表彰会还让你爷上台发言，给全公社的生产队长们介绍经验。我要说的正是这件事。

　　其实，说句心里话，你爷不愿得什么奖状，戴什么红花，也不愿上台发言。红旗五队之所以年年超额完成公粮任务，都是我嘚瑟的。所以开会回来，你爷把得的奖状、戴的红花，没好气地全塞到我怀里，说都是我得的，让我戴。

　　表彰大会在公社礼堂召开，相当隆重，全公社的劳模，全公社的三级干部，都参加，有二百多号人。主席台上方挂着横幅，墙上贴着标语，广播喇叭里唱着革命歌曲。你爷没文化不识字，不会念稿子，上台发言全凭自个说。想起啥说啥。事先我教给他应该怎么讲，先讲啥后讲啥，别老讲什么“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那个年代，得突出政治。“以粮为纲”也得突出政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叫他讲，我们红旗五队之所以粮食产量一年一个新台阶，上了“纲要”（粮食亩产达到四百斤谓之“上纲要”、五百斤谓之“过黄河”、八百斤谓之“跨长江”），主要是政治挂帅，狠抓阶级斗争的结果。我挺佩服你爷，他倒是不怯场，光腚撵狼——胆大不害臊。上了台，面对那么多干部，像给社员开会似的，讲得很随便，放得开。大喇叭嗓子，震得麦克风嗡嗡响。你爷上来先客套客套，说，‘我这个人，是耗子尾巴长疖子——没多大脓（能）水。然后就大講特讲广大社员苦干实干，贪黑起早，“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利用冬闲季节，发动广大社员掀起捡粪积肥大会战，一个冬天，各家各户交到生产队的粪肥就有几十万斤，终于夺得了粮食大丰收。台下坐着的生产队长和劳模们听得认真，还给你爷鼓掌，台上的公社干部们却听得直摇头。我在台下急得脑瓜冒汗。你爷还说，我们红旗五队这两年粮食增产增收不假，但是离“上纲要”还差不少。一旁的公社革委会主任插话问你爷，说老高，你们队今年亩产到底是多少？你说个实数。我坐在第一排，给你爷偷偷伸出四根手指，意思是四百斤，四百斤就达到“上纲要”的指标了。你爷居高临下，明明看见我伸的四根手指头了，愣装没看见，告诉公社革委会主任说，我们队今年粮食亩产嘛，没多少，三百多斤儿。公社革委会主任又追问，三百多斤，多多少？你爷想了想，说也就三百挂零吧。公社革委会主任指着你爷笑一笑，摇摇头。

　　会后在公社食堂招待劳模吃饭，酒菜很丰盛，公社还特意为劳模们杀了口猪，气氛十分热烈。席间公社领导挨桌给劳模们敬酒。轮到你爷这，公社革委会主任对你爷说，老高啊，你这个高大干的名字真是名副其实啊。干得好，干得好。只是，你介绍的经验嘛，有点墙上贴狗皮……公社革委会主任抿了半口，你爷一口干了。你爷说，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说啥。杨排长事先教给我的话，一紧张，全给忘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瞅瞅我，我赶紧笑。公社革委会主任说，小杨同志嘛，部队回来的，思想觉悟高，有文化，有水平，这方面，你高大干可得向小杨同志多学习。杨排长说，领导一表扬，我有点激动，对公社革委会主任说，高队长是老黄牛型的干部，只拉车，不看路。没想到我这句话把你爷给惹翻儿了，你爷骂我是放屁，狗戴嚼子——胡嘞！不看路，能拉车吗？你爷大嗓门，全礼堂的人都听见了，都朝我们这桌张望，一旁的几个公社领导比我还尴尬，都看着公社革委会主任。公社革委会主任拉下脸：高大干，你叫唤什么？你叫唤什么？我看，小杨同志说你是头老黄牛那是抬举你。给你安个尾巴，你就是头驴！我看以后你别叫“高大干”了，叫“高叫驴”得了！众人笑。高大干也笑。公社革委会主任又骂，对你这样的犟驴，就得惩罚你，不然，你都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大！冲旁边一挥手，拿酒来！听说你高叫驴的酒量大，今天咱俩比试比试。公社革委会主任据说从来就没有喝醉过，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大酒量。你爷不知深浅，说，比就比，谁怕谁！结果从来没喝醉过的你爷，那天喝醉了。最后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用他的绿吉普把你爷送回的家。

　　杨排长说，从那以后，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我跟你爷不和。其实，别看我们俩不和，有点小矛盾，但这种矛盾毕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吵归吵，一点也不耽误我们俩喝酒。每逢喝酒，你爷这老家伙都往死灌我，在喝酒这方面，我哪是你爷的对手。我知道他这是用这种方式整我。很多时候，我只有举手投降。但在原则问题上，我跟你爷依然是针锋相对，绝不让步。说句心里话，小军，我当时真的是怕你爷犯错误啊！你就说开粉坊吧，我不让你爷开，那是违背政策的事。结果咋样？真打我说的来了。那已经是我走之后的事了，我听说，那年年跟前，你爷领两个社员，半夜往外地拉一车粉条，被蹲守的公社“打办”（全称是“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当场抓住，证据确凿，你爷再也无法狡辩，最后给你爷定的是“投机倒把”的罪名。这下，连公社革委会主任也保不了他了。唉，他这个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知道这件事后，还给公社革委会主任打过电话，替你爷求情，但公社革委会主任说，不知是他妈哪个孙子把这事捅到县里去的。他也没办法。公社革委会主任气得在电话里大骂你爷，说你爷是个死爹哭骂的活犟种，这个高叫驴，活该！我早就告诉过他，脚上的泡是自个走的。怨不着别人！你爷的政治生命就这么结束了。杨排长一摊手，一副惋惜的样子。endprint

　　杨排长后来一路往上升，没几年就当上了公社革委会主任，后来又调到县里，当了县水利局局长。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时候，为了给生产队打井的事，已经不是队长的高大干，还特意跑到县里找过杨排长，没想到杨排长还真是不计前嫌，没几天就派来了县里的打井队，免费给生产队打了好几眼机井。

　　高小军说，关于你帮我爷打机井的事，我爷在人多的场合没少表扬你，还说要给你送面锦旗呢。

高小军

　　高小军再后来就弃政经商，跑到南方做生意去了，而高小军他爷高大干到死都以为他孙子在外面当大官呢。高小军在异地他乡打拼多年，举目无亲举步维艰，恰逢此时，他遇上了一个东北老乡，喝过几次酒后，俩人便开始合伙做起了生意。结果我不说你也猜得出，高小军被那个东北老乡给骗了。多年后的某一天，高小军在一家酒店竟然与那个老乡邂逅了，高小军怒发冲冠，毫不犹豫地挥起了手中的啤酒瓶子，将那个老乡的脑袋差点开瓢。为此高小军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的大好时光。

　　这次高小军回乡省亲，是在他爷高大干去世多年之后。高小军对自己出生的老屯格外亲切，屯里屯外转悠来转悠去，却发现很多地方已经改变了模样。小时候他几乎整天跟在他爷高大干的屁股后，最常去的地方就是生产队，连晚上社员开会他也跟着，大人们在灯下开会学习，小孩子们则在生产队的院子里，马圈里，草料棚子里，胶皮车下面藏猫猫，常常是会开完的时候，他爷从炕上把熟睡的高小军背起来回家。现在生产队的四合院早已经不存在了，生产队原来的房子先是处理给了社员，再后来因为年久被拆掉翻盖了，连一点痕迹都看不见了。

　　我抽空回到乡下陪了高小军两天。这么些年，虽然我离开老屯的时间没有高小军早，现在生活的县城离老屯也比高小军近多了，可以说想回去的话，也就是个把小时的工夫，但这些年回老屯的次数却是屈指可数。对老屯也是越来越陌生。对于老屯的许多事物，包括老屯的面貌，儿时的人和事，都只能在记忆里去搜寻了。高小军说他特别想念儿时念书的小学校，也准备为孩子们做点贡献，我告诉他，咱们小时念书的那个红旗小学已经不存在了，合并到另一个村去了。高小军说为什么？我告诉他，现在孩子少，整个一所小学，各个年级加起来，学生还不到二十个，而老师却有十多个。高小军还是上原来的小学看了看，校园还在，不过已经变成了一家养猪场，昔日沸腾的校园里书声朗朗，如今却是猪叫狗咬。不过令高小军感到欣慰的是，屯里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屯当中的街道也不是原来的土路了，变成了混凝土路面，屯东头还修建了一块休闲广场，除了一付篮球架子之外，还有几样健身设备。高小军问我这是啥时候整的，我摇头，具体我也说不上。但肯定是最近几年吧。在离开家乡的日子里，高小军说他曾经无数次在梦里回到了故乡，在梦里他依然是跟在爷爷高大干的屁股后，在生产队的院子里玩耍。梦见小学时的老师和同学，梦见公社中学那个前后两趟平房，四下是榆树墙子的校园，梦见演节目的公社礼堂，梦见跟爷爷吃饭的公社食堂。

　　高小军记得，公社在中学的后面，隔一条马路，也就是说，一个在道南，一个在道北。公社机关是个紧凑的四合院，一排正房是公社干部们的办公室，东厢房是公社礼堂，房子是起脊的，本是红砖乌瓦，墙面被粉刷成黄色，墙垛上写着标语口号；西厢房是公社食堂，整天大烟小气的。大门的两侧，一面一溜平房，干啥用的说不上。大门是铁的，安在两个砖垛子上，铁门的下半部分是用铁板焊的，结实，上半部分用钢筋焊成几何图形，透过几何图形，可以看得见院内的一切。铁门打开，可以进出车辆，经常看见一辆绿色吉普车出入，便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座驾。大门一侧的砖垛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的是“红旗公社革命委员会”。大门的上方，是五个毛体大字“人民公社好”，每个字都是用铁板铰成的，刷过红漆，由于天长日久风吹雨淋，油漆剥落，露出斑驳的铁锈。高小军对公社食堂印象深刻，小时他爷曾经领着他在食堂吃过饭，一张张圆形桌子上，满桌子的饭菜，煎炒烹炸咕嘟炖，令高小军眼花缭乱，垂涎三尺。鸡鸭鱼肉，血肠酸菜，熘肉段，炸丸子，高小军伸长了胳膊也够不着，高大干便不住地往他碗里夹，夹了一碗。但他爷有时夹的，并不合高小军的意，高小军干脆站起来，自己夹。衣裳袖子拂翻了菜碗，菜湯淌了别人一裤子。主食也不是简单的一样两样，而是馒头、花卷、包子、烙饼，糖三角，各式各样，高小军啥都想吃，吃不过来。有一回，高小军不知啥时候偷着揣兜里两个肉包子，回家掏出来，他爷看见了，不但没骂他，还笑着夸他孙子有心眼，说爷咋没想起来呢。以后再有机会在公社食堂吃饭，高小军他爷都不忘给高小军揣点好吃的回来。高小军对我说，我呀，小时候硬是让我爷把我给惯坏啦！这好吃懒做的毛病一直也没改过来。公社食堂的对面是公社礼堂，高大宽敞，能容纳几百人，公社开大会，或者演文艺节目，都在这里。上了中学之后，高小军也有机会跟同学们排着队去那个礼堂开过会，演过节目，庆“七一”、庆“十一”什么的。后来公社不叫公社了，改称乡，红旗公社改称红旗乡。但在很多中老年人的嘴里，他们依然把乡叫做公社，把村叫做大队，习惯了，公社那段时光早已融进了他们的生命里。

　　刚一回到老屯，高小军就想找儿时要好的同学聚一聚，喝点酒，叙叙旧，可是他提了好几个名字，回答说早就搬走了，天南地北的，说不上在哪里。最后只联系上了三五个，电话里，他们有的说在外地，有的没在外地，但也忙，说有时间来找他喝酒……高小军说，他兴奋地等待着，甚至连饭店都安排好了。可他的等待落空了。高小军没有等到人来，也没有等到约他过去喝酒叙旧的电话。高小军说那几天，他的失落感很强烈。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了李明，李明开着一辆机动三轮车，听说他家养牛，最近又开了棋牌室。看见高小军，他停下来，寒暄了几句后就匆匆地走了。李明是高小军少年时代最要好的同学，高小军的那些珍贵的小人书，别人借看是很难的，只有李明可以。李明因为一只眼睛不好，婚姻不顺利，老大不小了还没有娶上媳妇，现在孩子刚上高中。那天临走，他说最近要上邻县的集上去卖牛，已经赶了两个集了都没卖成。等忙完了会找高小军喝酒，但高小军一直没有等到他来。

　　高小军回到南方之后给我发过短信，谈到这次回乡的感受，感慨良多。说在外多年，公社时代的那些人，那些事，时常出现在他的梦境里。如今他回到了让他梦牵魂绕的故乡，他又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我问为什么，高小军答曰说不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