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去东营看望病重的丁庆友兄，在病房里，我已听到死神迫近的脚步。癌细胞溢出原发病灶，在颅腔和周身骨骼间加速复制，生命遭遇的摧残，像烧红的铁刺直抵人的心口。我找不到适当的话安慰他。我不知怎样把持故作平静的语调。他躺在那里，消瘦，孱弱，像一小把在灰烬中皱缩的火。他安慰我。“化疗坏了胃，我吃不下东西。现在是最难熬的时候。熬过这阵就好了。”他不知道，或说他不同意，死神正越过一道道防线。我能看出他素所谦抑的外表下深藏的坚毅和倔强。临走时，抓着他的手，我告诉他朋友们的关心。我说出一个个身在异地的朋友的名字。不奢望给他扭转终局的力量，只试图让他潮湿的眼睛看到增援的旗帜。
在医院停满车辆的院子里，在陪同的朋友和路人面前，我忍不住泪水和啜泣。我再次诅咒苍天的不公，竟忍心一再掐灭我灵魂的空旷中日益珍贵的灯火。燕生、雷霆、作荣、陈超，在短时间内被一一召去，它的穹窿该已装点得足够辉煌，怎么还不放过人世间越来越稀疏的光亮？
5月28日，凌晨，庆友儿子发来短信：“叔叔，家父于2015年5月27日23时15分因病去世，追悼会定于29日8时30分垦利县殡仪馆一号厅。”预料中的结局仍让我措手不及。一个让人惦念的生命在夜的最深处走到了终点。直到朱兆静兄打来电话，我久久陷在愣怔中。不愿接受的现实被再次确认。我想立即起身，赶到黄河入海口，送敬重的兄长最后一程。可第二天还有一件一周前就安排的事情，一件无人替代的事情。实际上，没有什么是别人不可替代的，甚至心神不定不宜驾车也不算理由。是另外的原因阻止了我的脚步。这两年来，太多师长、亲友的离世，在心中积聚了太多的阴影。我也许在下意识躲避那根会压垮我的稻草。
整整一个上午，我在办公室无暇他想。给张中海打电话，他也得到了消息。他正在大西北，也赶不及明天一早的葬仪。“送个花篮吧，我让在东营的女儿女婿去办。”“行。不过还该拟个挽联。”“我们都想想，看怎么写合适。”
短信往复多次，草稿拟了多个，改来改去总不如意。想说的太多，而挽联的限制又太困人。“还是请晓渡兄斟酌定夺吧。”我把草稿分三个短信发给晓渡。时间已近正午，东营那边的朋友等得着急，她已找好书家，把午饭都放在了一边。
晓渡斟酌得也苦。他来电话说：我倾向于第二个，即“笔耕一世 岁丰有庆菽豆压枝低 粒粒怀珠；情深千尺 随处结友牛眼看人高 目目识丁”。前一个以“美玉亦有瑕”起语不妥，后一个“允诚允美诗无非诗，至纯至真人有完人”显得空泛。我再琢磨一番。
斟酌了近两个小时，晓渡把改定的挽联发过来，“笔耕一世 逐垄有庆 菽豆压枝低 谦朴深处怀珠玑；情拓千尺 随缘结友 牛马看人高 温润源头识一丁”。整饬，准确，雅致了许多。唯“牛眼”改作“牛马”让人不舍。晓渡说，“牛眼”更生动，更传神，尤其对应庆友兄的形象也更贴切，但想想他的为人，他未必愿意给人更多的，诸如“狗眼看人低”一类的联想，对他来说，那太尖锐了点。喻之“牛马”，也许更适于体现他做人的襟怀与厚道。再说，“牛眼”虽能独传庆友形象之神，“牛马”却可喻指更多服精神劳役的诗人，既暗含反讽之意，同时也为下面的“识一丁”做了铺垫。
致敬的同时还要考量致敬的方式。这仍是基于对丁庆友一生谨严的敬重。
改定的挽联发过去不久，东营的朋友又打来电话，朱丽娜再三传达的是书家的意见，说上联的“怀珠玑”和下联的“识一丁”对仗欠工，宜改作“藏万谷”。我犹豫再三，“万谷”照应“一丁”，工则工矣，但呼应前边的“菽豆”，就成了同义反复。“珠玑”则不然，它说的是质地、本性和密度，是步步深入和层层打开，是对丁庆友一生创作的透视、端详和敬礼。意达和辞工之间，我说还是舍弃后者吧，尽管书家的用心我们已然感激。
傍晚时分，朱丽娜再次打来电话，说挽联写毕，已在灵堂悬挂妥帖；说书家拿出珍藏很久的最好的生宣，用隶书写了四米多的长卷；说殡仪馆从未见过这么长的挽联，费了好多功夫才给挂上；挽联一边一幅，从顶端一直垂拂到地面，现场的人都说很棒。她说拍了照片，已发到我邮箱里。
晚上9点多回到家，打开电脑。邮箱里，手机拍的照片虽看不清整体的样貌，但看大概还比较理想。她们费了很大力气。不巧，落款却漏掉了我的名字。短信中，我是明明白白把“韦锦”二字写在唐晓渡、周所同、张中海、刘亚伟后边的。忍不住还是给朱丽娜打了电话，我想这充其量也不过让人觉得小气而已。我是希望还能有补救的方法。我不好意思埋怨她，不想让她觉得我太较真。听着她一遍遍解释，我知道，事已至此，再麻烦朋友们就太不应该。“虽然没写你的名字，但丁老师在天之灵能感到你的心意。”她说得不错。她不说，我也会这样自我安慰。
我只是不想在不能亲往送别的同时，又让名字缺席致敬的行列。
5月29日，晚上，正在地铁口接一位朋友时，朱丽娜又打来电话，告诉我追悼会很感人，挽联给人印象很深，有人说，就是局长也没人享受过这种礼遇。我匆匆挂了电话，我接的朋友已走出地铁口。
我明白她作为老大姐对一个历来任性的小老弟的心意，她还在想着要宽慰我。她知道我在这件事上肯定小心眼。至于“有人”的说法是否妥当我不想置评。说得绝对些，身后事已与逝者无多大关联，人们做这做那多是自身的需要。我只觉得，那个一生如牛马的人生前身后都未必期求超过他人的哀荣。局长、部长有他们的价值，丁庆友有丁庆友的分量。局长、部长，甚至地位更高的人，在过去和将来都很多，能有独特贡献，能让人一直铭记的却实在少。但丁庆友只有一个。他生命的高度很少借助行政的、经济的，抑或其他社会性的平台和阶梯。他的高是自己长的。他质朴、谦卑、勤勉、耐劳、纯净又深厚。如他心心念念的泥土一样，他的稿纸上曾长出一茬又一茬籽实饱满的庄稼。如今，回望他一生，我未必独到的发现恰好让我——或许不只让我一人欣慰：他留赠给后世的，和普通的五谷不同，对于一茬又一茬品味者，营养汲取者，它不会日渐消耗，减少，它所擅长的是抵御消耗乃至毁损，并会日渐增殖。它会一直和我们心灵的长势同步。
忽然想起去年3月25日，在千佛山脚下一间简朴至极的会议室里，山东文艺出版社为丁庆友新作《村庄里的爹娘》举行首发式，张炜最后一个发言，他把书托在眼前，缓慢的语调里饱含诚挚的恳切：多么好的一个人才能写这么好的一本书！
我相信，有一天，不止有一天，不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有一天，人们细读丁庆友那些滴沥着心血的文字，为了不让泪水滑落会久久仰着脸，会一遍遍重复张炜的感叹：多么好的一个人才能写一些这么好的诗！进而，人们通过深思它为什么好，好到了什么地步，或可为新诗写作找到某种标杆和尺度。
致敬的道路不止一条。致敬的里程刚刚展开，他生前的亲切、平易将代之以越来越多的人在他身后的郑重。由此，我会愈加感激同代人中那些闪亮的星辰，珍惜，祝福，并尽可能细心地领受这些近在身旁的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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