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父亲打柴
儿时，村西有片柳条通，秋季柳条通里的蒿草半人多高，各种野花挤在蒿草的缝隙中努力地开放着。风和日丽，鸟儿、蝴蝶、蜻蜓……在头顶上飞，蝈蝈以及一些无名小虫的叫声此起彼伏。露出的胳膊偶尔被大瞎虻叮了下，针扎似的……除了瞎虻还有蚊子，白天蚊子大都躲在草窠里，人走过去，才会飞起来。最可怕的是一种头上长角的绿虫子，角是黑色的，头是方形的，阴森冷峻，身上散发出一种令人作呕的味儿……
我和父亲在柳条通里钻来钻去，父亲拿着把大镰刀在前面，我拿着把小镰刀在后面，父亲割粗大的蒿子，我割茁壮的大草，我们在打柴。像天上的鸟儿，我在父亲的屁股后面叽叽喳喳吵个不停。一会儿嚷着镰刀不快了，一会儿喊草窠里有个贼眉鼠眼大耗子……父亲猫腰只顾割草，也不理我……最后父亲实在不耐烦了说，小点声吵吵，把人都喊来就割不成了，这是生产队的。消停了片刻，我忽然惊叫着喊，爸爸，爸爸，快看！父亲回过头，抹了一把脸上流淌的阳光与汗水说，一座空坟把你吓成这样！
一座掩映在草丛中的孤坟，坟头很矮，一个洞穴黑洞洞深入坟里。父亲弯下腰继续割草，我紧紧跟着，胆子也就大了。
傍晚，远远地能看见村子上空炊烟袅袅，鸡飞狗叫声也遥遥地传过来。我和父亲从腰间解下麻绳，开始往路旁背蒿草……父亲背着一捆蒿草在前面走，就像一座绿色的大山在前面吃力地移动着。
父亲给我讲的故事
父亲给我讲过的故事不多，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关于父亲自己的。有一次，父亲和两个村里人夜里在南大洼子迷了路，很熟悉的路，还能看见远处有灯光闪烁，可绕来绕去的，就是在原地走不出去。撞见“抹搭鬼”了，抹搭鬼是乡下传说能让人迷路的鬼。父亲让另两个人搭伴奔着灯光继续走，他在原地一座土坟旁守着。两个人走后，父亲一个人躺在土坟的斜坡上睡着了……人死了就啥也没有了，活人就是自己吓唬自己……这个故事我深深地记住了，每次回味都觉得父亲了不起，我一直试图做个胆大的人，可我做不到。胆大需要的不单是勇气，还需要内心无比的坦荡……
另一个故事是我很小的时候父亲讲的：村西有座土地庙，庙前有个水泡子，小燕垒窝时节，一双一对在水泡子边上衔泥垒窝。有一天，一对小燕子各叼着一片草在泡子边上衔泥，哗啦啦一阵水响，一条大黑鱼跃出水面，啪地一甩尾巴，把一只燕子打到泡子里淹死了。另一只幸免于难的燕子飞上空中，久久不肯离去。
转眼秋天到了，泡子里的水也不那么丰盈了。死了同伴的燕子每天都衔枯枝败叶往泡子里扔。一日清晨，有香客给庙里上香，香客走后，小燕子飞进去叼起香火头，把香火头插进土地庙的屋檐下用翅膀扇着，不一会儿土地庙就燃起了大火。乡亲们拎着钩杆铁尺、水桶脸盆跑来救火。救火要用水呀，一会儿功夫，庙前水泡子里的水就被舀干了，大黑鱼露出了水面。一个人眼疾手快，举起三齿挠子刨了下去，大黑鱼的肚子朝了天……小燕子在空子呜咽着飞走了……
我长大后，觉得这故事和“精卫填海”有些类似，或许就是精卫填海的翻版。
读书不多的父亲，讲故事很纯粹，故事就是故事，从不会告诉我，这个故事有什么寓意，那个故事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很喜欢坐在父亲身旁，听父亲讲故事。
父亲带我买雨靴
刚上小学那年的夏天总下雨，乡村土路泥泞不堪，泥水渗进绿胶鞋把脚都泡烂了。大队供销社没有雨靴，父亲带我到八里远的保伦供销社去买。那天风和日丽，天上的白云散漫而悠闲。大片大片的青玉米，噼啪地拔着节。细线一样穿行在田野中的毛毛道上，父亲在前，脚步矫健；我在后，亦步亦趋地跟着。
我一会儿去撵蝴蝶，一会儿去抓蝈蝈……没走一半的路程，就累了。父亲停住脚步说，歇会再走。父亲从兜里掏出“葡萄”烟，坐在垄台上慢慢吸着，目光漫过田野……远处，一头牛正在树下悠闲地倒嚼。那时的父亲好年轻，脸上荡漾着笑容。父亲说，等买了雨靴，好好念书！
那年父亲病倒在床上，我回老家看望父亲，我扶着父亲坐起来，泪水就无法忍住了。我多想父亲能站起来，走回那段时光，再陪我去买雨靴……
父亲在黑河
90年代初夏，黑河到处“叮叮当当”的，整座城市都像在大修。父亲觉得自己还年轻，和我大叔宫义结伴来黑河，想在黑河找点活干。找了几天也没找到。两人闲不住，就在那些拆迁楼的残垣断壁间砸钢筋。钢筋大都在水泥横梁与水泥柱子里，两人就用大锤砸，一砸一冒火星。每晚回来两人的衣服都水洗过似的，头发打着绺儿，汗水从头顶一直流到脚底下。
一天，父亲正在邮政路砸钢筋，旁边工地上两个搬运工忽然打了起来，一块砖头飞过来正好砸在父亲的额头上，父亲捂着流血的额头说：“我找我儿子去！”那一刻父亲像个无辜的孩子，很可怜。父亲找到了我——这个城市他唯一的亲人，以为就找到了靠山或依靠。而我也不属于这个城市，我和父亲一样——都是这个城市的漂泊者。
秋季来临，天就凉了，父亲租住的阳台四处透风。父亲回老家时，找了辆村里来黑河干活的小四轮，顺便把那堆砸下来的弯曲溜巴的钢筋捎了回去。父亲说，收钢筋的太黑，给价太低。
那年冬天，回老家看见那堆千里迢迢运回去的钢筋，堆在屋外的窗台下，上面落满了雪。
转年，我再回老家发现钢筋没了，问父亲是不是卖了？父亲告诉我钢筋被村里一家盖新砖房的用了。给多少钱？我又问。父亲淡然一笑，乡里乡亲的，啥钱不钱的。
父亲为我做手擀面
父亲知道我爱吃过水手擀面，每次只要我一回老家，父亲就把八仙炕桌放到地上，开始和面。父亲用凉水和面，凉水和出的面够硬度，擀出的面条才筋道，有咬头。
擀面杖被束之高阁在碗橱上，落满了灰尘。父亲从碗橱上把擀面杖取下来，用清水洗了又洗，然后再用豆油擦拭几遍，擀面杖就又油汪汪锃明瓦亮了。看得出，我不回来，父亲是很少做手擀面的。
父亲猫着微驼的腰身，摊开老茧横生的大手，用力地压着擀面杖……八仙桌的一条腿不平稳，咣当咣当不断地和地面碰撞着。父亲先是额头渗出细小的汗珠，最后顺着鬓角有汗水淌下来。父亲把面团擀成桌面大小的薄饼，然后撒上浮面（即干白面），折叠成三四指的宽度。父亲的刀工也非常好，速度极快，切出的面条粗细均匀。整个过程父亲不让任何人插手，包括从外面酱缸里捞出两根咸黄瓜，切小细块掺和肉末打卤，都必须亲自动手……endprint
我走过一些城市，吃过“天下第一面”、“北京炸酱面”、“藁城宫廷面”……可所有我吃过的面，唯有父亲做的手擀面最好吃，我一连能吃上几大碗还想吃，吃不饱也吃不够，端着碗问父亲——爸，还有吗？
父亲的二胡
父亲有把二胡，二胡很古老，马尾巴弓子，八角形的传音筒，要在上面滴上松香才能拉响。
父亲带着这把二胡参加过社教运动，走村串户搞宣传演出。拉当时流行的曲子——“东方红，太阳升”、“社员都是向阳花”、“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社教结束后父亲学了兽医，给村里的猪马牛羊看病……父亲背起红“十”字医药箱没多久，就把兽医的职业让给了别人。父亲是党员，听从组织的安排，当了生产队长。
就这样起起落落，父亲的一生也就过来了。
农闲时节，父亲从墙上取下二胡，吹去上面的灰尘，搬个板凳坐在院子里，拉上几段。父亲最拿手的曲目是“月牙五更”、“王二小放牛”、“小二黑结婚”。父亲粗糙长满老茧的手指，只要按在二胡的两根弦上，就像荒野上的垂柳遇到了风雨，自如飘逸地舞蹈起来……抖动，跳跃；舒畅，紧促；忽喜，忽悲……就像被注入了灵动敏锐的灵魂。
我跟着父亲学过几天二胡，父亲拉二胡时，大家都侧耳倾听，我拉二胡时，大家都捂起了耳朵，一副受不了的表情。于是我再也不敢碰二胡了。
生产队解体后，父亲组织了一个二人转小剧团，在小剧团里父亲依然拉二胡。可折腾了半年，只演出几场就散伙了。父亲似乎是一夜间就老了，也折腾不动了。
二胡永远挂在了墙上，看不上去和父亲一样，苍老而憔悴。父亲再也拉不动二胡了，遇到胡弦就会跳舞的左手指，木头般僵硬。有几次，父亲把左手按在墙上，用好使的右手“啪啪”拍打，直到拍出了眼泪，左手也没有丝毫的知觉……
一场脑血栓病，夺走了父亲唯一的爱好。
父亲的遗言与遗物
2014年5月22日晚11点多，横躺在炕上两年多的父亲，忽然间哮喘发作，嗓子里像拉风匣，憋得头上冒冷汗。父亲用右手抠住炕沿，挣扎着想坐起来。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勉强半躺半坐。父亲对母亲说，活着真遭罪，死了算了。这句话成了父亲最后的遗言。几分钟后，父亲慢慢闭上了眼睛。
父亲有个红漆小木柜，木柜里有一摞《党的生活》、《党的章程》，几本内页发黄的红皮语录本，几张父亲年轻时的老照片。还有几样木匠用的斧子、凿子、刨子等（父亲会点木匠活儿，有时帮邻里乡亲打个猪槽子，修理扇木头大门）。
一件灰俄罗斯呢子大衣，是十多年前我从黑河捎回去的，父亲一次也没舍得穿，纸包纸裹地一直放着。
父亲贴身的衣兜里，还有700多元钱，都是看望父亲的亲戚和乡亲扔下的。
墙上挂着一把二胡，一个隐约能看见红“十”字的医药箱。
父亲的遗言、遗物，简洁、明了。父亲的一生，像村西的小河，曲折中坦荡着。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