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立光就是“荒原狼”。近些年来，这位名为“荒原狼”的诗人以其强悍的诗风出现在我视野的地平线上，他的诗和诗人的这个笔名一样，带着一种野性的冲动和生命的张力，其中不无自然的新鲜和原色在。《北纬47°》是他的第一本诗集，这是诗人耕耘多年之后的收获，是他在发表了大量作品、创作进入了较为成熟时期的一次阶段性的总结。
在黑龙江的诗人群中，“荒原狼”曹立光已是赫赫有名的一位。多年来他对诗歌执著、痴情地追求，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不断有各种奖项收入囊中，影响可谓一浪高过一浪。在诗人的笔下，故乡小兴安岭注满了诗的深情，那里的土地、河流、草木、云霞都被人性和诗情的灵光所普照。一个离开故乡的人，心里永远装着故乡，他的诗从怀恋和反思中表达着诗人的赤子情怀。在诗集的后记中，曹立光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此刻，当我在台灯笼罩的键盘上，敲击出这些和小兴安岭有关的文字时，我在内心深处得到了一种宽慰和满足。不为别的，只为我是一个有故乡的人，我是一个有根的人就值得了。等老了的时候，和妻子一同回去，在汤旺河边盖一间桦树木刻楞，亲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听风，听雨，听松涛，闲看吃饱草的马儿甩动尾巴，累时煮一锅星星共品夜的清凉，与来访的亲人在天狼星的守护下，诗意地栖居。”其实作为诗人的曹立光，重要的不是他“等老了的时候”能否回到故乡的土地上“诗意地栖居”，而是写诗的当下心系故土的一种精神返乡行为。这样的怀想和思恋就是诗人的真性情，他写出的诗才能有情怀有境界。毫无疑问，诗人曹立光深爱着自己的故乡，是小兴安岭这片神奇的土地赋予了他诗的灵感，他的诗思开阔而渺远，像山泉宛转回环，像涧谷幽谧深邃，像雾岚飘逸空茫。他的诗多是短制，或以情致见长，或以灵性取胜，诗人着力提炼语言和诗意的纯度，让自我内在的心性在直觉的境界中快捷而强烈地突显出来。在这首《一些草》为题的短诗中，诗人写下了这样十个短句：“送走白露/阳光从流水深处/伸出手来/掐掉黄叶、花朵和风/包括鲜活的生命/”我不是以精选的方式引述此诗，而完全是以抽样的方式把它提取出来，这样或许更能体现一种代表性。诗写得简洁、干脆，语体朴实自然，但又是平中见奇，警策而有深度。诗人写“一些草”在严酷的现实中与命运抗争，白露、秋分天气转冷，自然界中的“草”由绿变黄，那些叶子、花朵及“鲜活的生命”将走向悲剧的时刻。关注事物最微末的部分，去发现事物本质中被人忽略的微妙内涵，含泪的秋分，被空白压低的土地，写草的生命动态，“招展良知与信念的旗帜”，“一次次弯下腰来”，经验性的内容不是直白地表现出来，感性和理性含而不露地诗化为意象的存在。在曹立光的这一本诗集中，像这样的诗不是特例。
在哲思追索和生命探求的诗学本质意义之上，作为一个诗人又必然寻找一种感性世界里有关个人化的“个在”的身世与角色的内容，这当然是艺术创造前提下所不能忽略的。曹立光对于乡土的关怀，让故乡的具象性事物进入艺术化的情感世界，从根本上说是真实的生命历程、是灵与肉深切体验和感悟的一种过程性的足迹。当一个人以其真实身份的角色返身回到诗中，它便是诗的血肉精魂和根性所在，诗意的本身便不再是凌空蹈虚之物了。在《我写下》一诗中，诗人有这样的表述：“在一卷风湿的阳光中，我写下/汤旺河白纸的青春和黑字的履历/怀揣火苗，在生活的低处/随时保持自己的坚硬和清白/简单爱，好好活着/学习流水的从容和落花的无畏/让这个我所经历的人世/因为我写下的每一个字而颤栗”在这样一首宣言式的诗歌中，诗人以一条故乡的河作为感性的精神依托，表达了一个平常的人努力追求的人生与生命境界，白纸黑字，流水落花，保持了与土地有关的质朴和本色。在“生活的低处”不断砥砺自我，“简单爱，好好活着”，并“随时保持自己的坚硬和清白”。语言平实，但诗意的境界却高拔向上，诗的余音让人体味不尽。“汤旺河”是与家乡有关的标志性意象，它自然也是诗人身份与角色的佐证，对于整个诗意的拓展有一种固定性意义。这实指的事物当然不仅仅地只局限于一条河流的本身，在诗中是与人的生存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著名诗歌理论家沈奇在评述先锋诗歌话语取向的《“说人话”与“说诗话”》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为此，以伊沙为代表的更年轻一拨的先锋诗人们，针对惟美惟雅只说‘诗话的诗坛积弊提出诗人也要说人话，要言体及物，力图让诗变得有血有肉，有生命痛感和生活气息，不再那样滥情矫情和伪贵族气，实在是又一次革命性的进步。我们曾将诗作为向庙堂献礼的祭品，后来又将诗局限于精神后花园中的散步，总之转来转去，总转不出高蹈酸腐的调调。现在终于有一只年轻的手，将诗拽回到我们生存的现实、生活的大地和日常生命状态中来，让它说点人话，多点人气，变得更坚实、晴朗和亲和一些，甚至性感一些，不失为对积弱甚久的中国新诗，一剂‘壮阳补钙的良药。”（《沈奇诗学论集[卷一]》第31—32页，中国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当然，曹立光还不属于伊莎那样的先锋诗人，但他的诗歌写作中涉及的“人话”和“诗话”的问题却有着必须面对的共同性。曹立光的诗是从自我生命的特定角度来实现诗歌说“人话”和“言体及物”的转型目标，他选择了与他生命攸关的故土，选择了养育了他陶醉了他的山川河流及与此相拥的风物景观，从中汲取艺术的汁液和元神，进而生长出自己诗的血肉来，让诗有了“生命痛感和生活气息”，他也是用自己这只“年轻的手”，“将诗拽回到我们生存的现实、生存的大地和日常生活状态中来”。从这个角度说，曹立光的诗也同样有着扫除积弊、增加诗的新质的先锋性，不过他的先锋性不是割断传统的脐带，而是强化了传承的基因，他的诗更多的是温情和灵性。
包括乡愁乡恋在内的乡土情怀，是诗歌写作的永恒的题材，好像哪一个诗人也无法不被童年和亲情所吸引。惯常的乡情的书写也当然地存在着一种难度，古往今来，诗人们都在这一领域里反复咏唱，今天怎么能唱出别一番情调和韵致来，实在是要费些力气的。在这一点上，曹立光的基本策略是深入到故乡的细节中去，找到生命本质和生命张力的契合点，并从中加大思辨的力度，引导经验和理性进入直觉的空间和抒情的渠道中来。读《永翠河畔》这样的诗，可以感受到细节之中所含纳的情感的魅力：“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着奔跑的云/“滴溜溜”的鸟鸣/滑过山坡，草就绿了/穿过幽谷，花就红了/此刻，患关节炎的石头，举着风/把蝌蚪吹成青蛙/把少女吹成母亲/把炊烟吹成家/香椿炒鸡蛋，青丝变白发”。“永翠河”可能是诗人故乡的一条河，诗人深情灌注其间，以风物和景致的具象性构成了自然而优美的诗意情境。这样一条河边，无数诗的细节抽出了诗性的内核，不经意的笔致刷新了流水的生命过程。“奔跑的云”被“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拴着，“鸟鸣”是动态的，“滴溜溜”地“划过山坡”“穿过幽谷”，草与花便获得了鲜活的生命。诗人写“风”被“石头”举起，而“石头”是“患关节炎的石头”，包含了故土上生存的痛感，引导着诗意朝着特定的方向前行。“吹”是由“风”而生长的一个特殊的动词，形成了生存的诗意风景，也率性地提示了生命演进的过程。诗中的生活场景描述，有强烈的主观性，“顶天立地”的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在“食草的牛们”的眼里，“彩霞出嫁”有着丰富的诗性内蕴，是对故土之河的一种特殊的寄情方式。endprint
一个优秀的诗人，可以选择人们通常习见的题材来表现自己内心的情志，但诗人的写作又可不必为题材所局限。曹立光写故土情思，我想这只是他诗意抒写的一个基点，一个感情表达的平台，其实他的诗性疆域早已溢出了乡土和亲情的框架，进入了更大的、更有深度的情境之中。人性深度的体验、生命的灵性和感悟为某一题材注入了更充分的活性，使那些具象的事物在诗人的笔下产生了更大的张力。正如曹立光在诗集的《后记》中说的那样：“诗歌，就在这时候照亮了我黑暗的生命。就像我内心的森林摇曳着生命的叶片，在时间的河岸，宁静自在，热烈而淳朴，以原始的自然风貌存在着。这时，就有一种力量驱使我的笔墨成为文字。我觉得自己在逐步告别郁闷和酸楚，慢慢向一个光明的山顶前进。那一刻，我对自己和诗歌有了更多的奢求。我难以觉察隐藏其中的究竟是什么，我至今似乎也说不清楚，但我可以觉察到诗歌的存在：如我身体里的那条叫做母亲的河，无声而亲切地注视着我，并且时时刻刻校准我内心飞翔的方向。”从乡愁、乡情这个深切而具象的门走进来，诗人曹立光的心灵以其极大的敏感度迈向了情境的纵深处，生存和生命的感悟在故乡土地的观照中呈现出更为悠远博大的气象。在题为《守望生命》的诗中，诗人写下了这样的句子：“真的羡慕飞蛾，/他们生来/就注定是一团火，而所有的火/都必然成为路。就像/鸟，追逐天空；雨，追逐闪电/黎明划破黑暗/庆幸，我在黄昏的皱纹中/终于读懂了生命，那流失的寸寸光阴/就是我默守的良心和担当/一生一世，咬紧牙关永不放弃”。诗人对生命的认识和理解或许和怀乡的题材没有太大的关系，是许多更为广博的空间里的诸多自然意象如“飞蛾”“鸟”“雨”“黎明”给诗人以启迪，“默守的良心和担当”，“咬紧牙关永不放弃”，一生一世的守望，生命在觉醒中获得了灵感和悟性。像这样的诗，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对于抒情性的重视，还保留了诗歌传统中较为鲜明的倾诉式表达特色，形成了一种流畅自如的描述性，使诗的境界与主体心灵达成了某种高度的契合。他的诗中虽然有着较强的“及物性”，但总体看与先锋诗歌的“叙事”方式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诗中的鲜明的情感脉络使诸多具象的内容成为不容质疑的心灵诉说的载体。
对于诗歌文体来说，“抒情”有时被狭义化了，让人们误解了对文体具有主导性的话语方式，以为那些强化感情的特殊修辞手段就是“抒情”，而把其他方式都排除在抒情之外。其实，诗的抒情是文体的常态，具有极大的开放性特点，是以巨大的包容的可能与诗歌共生。曹立光的许多诗中有明显的“叙事”因素，但这些表达的基本形态还是一种情感的流动，而不是“事”的过程延伸。
在《叙述中的当代诗歌》一文中，诗论家姜涛说：“叙事性首先是作为对80年代迷信的‘不及物倾向的纠偏而被提倡的，与其说它是一种手法，是对写作前景的一种预设，毋宁说是一次对困境的发现。较之于自我表露的诸多花样，中国诗人处理现实的能力要远为逊色，叙事发生在写作与世界遭遇时不知所措的困境中，而正是困境提供了创造力展开的线索。”（《巴枯宁的手》第1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其实，叙事性并非与诗的抒情相悖，而是抒情的一种必要的方式。曹立光的诗中较好地吸收了“叙事”的营养，读来掷地有声，有了充分的“及物”的现实性。在《母亲》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三岁扶着药罐站起/八岁摇摇晃晃上学/一九五三的夕阳/像张漏风煎饼/挂在光秃秃/榆树之上/十四岁下地扶犁点种/十八岁在灶口前清点口粮/高粱米饭熟了一锅又一锅/日子总是喊饿”这些叙事性很强的句子，是曹立光抒情诗中不能缺少的因素，对于诗人艺术表现的个性是重要的。诗以简洁叙事方式陈说着母亲人生艰难的一种过程，虽是“事”性因素，但情感的表达是极为充分的，其本质还是抒情，这与诗歌文体本身的出发点有关。抒情可以有许多方式，曹立光的诗游刃有余地驾驭了叙事性，他的诗更显充实厚重。当代许多先锋意识较强的诗人们在这方面表现的优长之处，是诗歌写作应当学习的。
在诗歌写作中，叙事性所说的“及物”其实是对具体事物和具象内容的重视。一个诗人的实际生存景象、生活经历的记忆是重要的，诗中任何细节性描述，其实都是经历表象和心灵虚化的再造的过程。曹立光的许多诗都可以看到人间烟火的景致，能够在近距离的观照中找到自我情怀抒写的热点。《雨落黄昏》一诗是如此表现生活直觉的：“蒿草之上是如芒的岁月/摇晃的麦田边，蝈蝈/抱着炊烟的大腿/在日子的饭碗上，守望黄昏”。
诗人面对黄昏，写下的是具体、感性的生活现象，这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都化为血气十足的细节，现实的过程性充满了历史感，落日和灶膛是一种意味深长的叹息，诗在变形的物象中使感情的流水曲折有致。这样的诗是直觉的，但又不是把不加改造的生活事物及过程性呈现出来，是生命体验深度的诗性表达。《雨落黄昏》是情境的言说，在生活的表现和细节的描写方面，它有别于散文，不可否认地包含着象征和隐喻的因素。比如说“在日子的饭碗上，守望黄昏”，比如说“虚幻似的彩虹”、“千年的鸟巢”，都暗示着生活和命运某些深度的东西。我想，诗是无法逃离象征和隐喻的，包括那些生活流口语化，或者反诗反文化的新派诗人，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能指和意象的多义性可能。象征和隐喻是诗的文体宿命，你可以玩弄不同的形式和手段，但不可能最终离弃。
曹立光的诗的深度还在于他能以达观的心态来表现生活和人生的悲剧性。他的关于故乡山水的咏唱，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他把困境和苦难的人生情境纳入了一种诗意的氛围中进行深入的思考，在真善美中提升人性人情的品位和质地。像《雨落黄昏》这样的诗在涉及苦难的情怀表述时，就有一种充分的旷达、开阔之美，不是那种悲观的调子，是超然中的大气，是真情流露，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沉郁之美。《日子头上的喜鹊窝》也是这种类型的诗作：“喜鹊叼着弯曲的夕阳/突然出现在西山口，那棵/曾见证过/王大小子初恋的歪脖榆树上/戴在日子头上的喜鹊窝/年年漏雨，年年翻修/两根年老多病的榆树杈儿/令多少外出打工的眼睛，哭红黎明”。诗人写平常的生活，时光在不经意中流逝，许多离家在外的人为生存忙碌着，人的生命也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衰减着，正如树上的喜鹊窝“年年漏雨，年年翻修”，以及“两根年老多病的榆树杈儿”，都隐含着一种人生的无奈和伤怀的感叹。但诗人在抒情的过程中并非是一种灰暗的看世界的方式，而时时表现出一种从容和自信，让人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和希望所在。诗人王鸣久在《诗悬》中说：“诗无力消弭世界的苦难，但它可以以其真善美的光芒烛照人类认识自己，反省自己，清洁自己，改变自己；引导人类在直面苦难时，不苟且，不沉沦，不绝望。最终摆脱了苦难，也就摆脱了罪恶。”（《中国诗人》第84页，2011年第五卷）在生存的现实中，诗人曹立光虽然不无感伤甚至哀婉的情愫，但他却能以自我充分的内在精神的阳光照亮生活，照亮他笔下的事物，进而以诗意的真善美照亮心灵世界，因此他的诗有了一种与光明心性有关的亮色。
《北纬47°》是诗人曹立光这个“荒原狼”的第一部诗集，它带给我们的是这位并不陌生的诗人对于人生世界、故乡土地的深切而充满命运色彩的情感剖白，其中生命的活力虽不无直面人生的痛感，但基于积极的生存信念和对于未来的瞩望，他为人们留下的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美好的记忆和从容舒放的诗意情怀。
人生的过程遥远而漫长，我们只是对曹立光这位还很年轻的朋友寄以厚望并祝福他在诗的路上大踏步地走下去，不断地找到自己的芳草和绿洲，写出更让人心仪和情动的美好诗篇来。我想强调的是，诗之路难行，但你只要选择了这条路就只能无畏地走下去，风光无限处就在你的前方。曹立光的诗歌写作追求处于一种强势状态，大门已经打开，朝前走就是了。在对生命风景的守望中，我们看见亲切的炊烟正袅袅升起。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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