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

　　

1

　　突然接到倪飞教授的电话，我觉得声音很熟，却一时没听出来是谁。电话是倪飞用他办公室的座机打的，我的手机上没存这个号码。

　　“请问您哪位？”我客气地问。

　　“怎么？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倪飞显得很吃惊。

　　我只好撒谎说：“对不起，隔壁正在搞装修，电钻打个不停，把我的耳朵都快钻聋了。”

　　倪飞愣了一会儿，随后扩大嗓门说：“我们好长时间没吃花饭了吧？广八路的那家花饭馆，不晓得还在不在？”

　　对方一说吃花饭，我猛然就明白了打电话的是倪飞。这让我感到十分尴尬。幸亏我们用的不是可视电话，否则他肯定会发现我的脸红一块白一块，比猴子屁股还要难看。

　　要说起来，倪飞应该算是我的贵人。以前，我在这所大学的电教馆工作，每天扛着机子四处摄像，虽然也被校外的人喊作教授，但实际上连个教师编制都没有，说白了只是一个教辅人员。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认识了倪飞。从此，我的人生命运便发生了重大转折，借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快车道。

　　那是五年前，我不幸患上了一种病毒流感，每天去校医院打针。有一天，我刚挂上吊瓶，倪飞突然来了。他也染上了流感，也是来医院打针的。那天注射室人满为患，只有我身边还空着一个位子，倪飞便别无选择地和我坐到了一起。我的性格比较外向，倪飞也很随和，我跟他很快就攀谈上了。相互一介绍，我才知道他是新闻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并且分管科研。这让我禁不住一下子兴奋起来。在大学里混了十几年，我知道科研是怎么回事，除了发表论文和出版专著，更重要的是申请项目，因为项目有经费支持。当时，我正好搞到了一个国家级项目，经费高达两百万。为了激发倪飞的谈兴，我马上把项目的事告诉了他。没想到，倪飞一听说我手头有国家级项目，立刻就对我刮目相看了，进而还萌生了调我的念头。他很认真地问我，你愿意调到我们学院当老师吗？我万分惊喜地说，当然愿意。此后没过多久，倪飞真的把我从电教馆调到了新闻传播学院。

　　调入新闻传播学院后，短短五年时间，我从一个工程师直接评上教授，又从教授升为博士生导师，半年前还当上了龟山学者。凭良心讲，我能混到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倪飞鼎力相助的结果。倘若没有他，说不准我如今还在电教馆扛摄像机。所以我说，倪飞是我的贵人。

　　然而，我这个人太注重实际了，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个势利眼。以前，倪飞对我有用的时候，我三天两头就要跟他联系，每个月都会请他去广八路吃一次花饭。广八路离我们这所大学很近，出了北门，朝右一拐便是。那里有一家扬州花饭馆，老板娘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倪飞少年时代曾在扬州外婆家生活过许多年，所以对扬州花饭情有独钟。因此，每当我提出请他去广八路吃花饭，他都会满口答应。如果要算起来，我和倪飞这五年间少说也在广八路吃了四十次花饭。当然，我每次请倪飞吃花饭，都是有事和他商量，或者说请他帮忙。比如评教授，比如升博导，比如当龟山学者，这每一步都与花饭有关。可是后来，倪飞对我没什么用处了，我便中断了与他的联系，也没再请他去广八路吃过花饭。坦率地说，我的确有点儿忘恩负义。

　　我最后一次请倪飞吃花饭，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当上龟山学者。为了感谢倪飞对我的帮助，也为了庆贺自己的进步，我去花饭馆时还特地带上了一瓶湖北名酒白云边。那天晚上，我和倪飞都喝过了量。我醉得一塌糊涂，把吃进去的花饭都吐出来了。深夜分手的时候，我和倪飞趁着酒劲还拥抱了一下，并且约好下个月再一起吃花饭。谁想到，打那以后，我和倪飞就失去了联系，居然大半年没见过面，甚至连他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现在，倪飞突然打电话找我，而且一开口就提到花饭，真让我感到尴尬。我举着手机，足足有两分钟没有说话，不知道如何跟倪飞开口。好在，倪飞没太怀疑我的谎言，似乎真以为我的邻居在搞装修。大约过了两分钟的样子，倪飞问我，你隔壁的电钻还在打吗？我终于松了一口气说，停了，总算是停了。

　　倪飞急忙说：“今天晚上有空嗎？我想请你去广八路吃花饭。大半年没吃了，心里怪想的，昨夜还做梦吃花饭呢。”

　　“有空，有空的。不过，还是我请你吃。”我赶紧说。

　　倪飞说：“不，这次是我请你。以前都是你请我吃，今天无论如何都该让我请你吃一次了。酒，也由我带。你只要赏光就行了。”

　　“看你说的！你是我的贵人呢，还是让我请你吃吧。”我说。

　　倪飞却没有答应我的要求。他的态度显得很坚决，说这次非他请我不可，听口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倪飞好像也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和我多费口舌，说了一个碰头的时间，然后就匆匆挂了电话。

　　这让我不禁有些纳闷。以前，我们频繁出入广八路花饭馆的时候，每次都是我请倪飞，他从来就没请过我，甚至提都没提过。今天，太阳怎么忽然从西边出来了？难道倪飞有什么喜事？这时，我猛然想起了我们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人选。一个月前，前任院长荣升为学校副校长，此后院长的位子便一直空缺。我听说，现任的三位副院长都想当院长，并且实力相当，各有优势，所以竞争十分激烈。但相比而言，倪飞的资历要老一些，当副院长差不多快满两届了。倪飞今天突然请我吃花饭，莫非院长的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他要擢升院长了？想到这里，我心里释然了许多。

　　本来，我想先给倪飞打个电话，含蓄地祝贺一下他。但我后来没有打。我转念一想，晚上我们反正是要一起吃花饭的，还是当面向他道喜吧。

　　

2

　　下午五点半，我便到了位于广八路的花饭馆，比倪飞约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一个钟头。我到这么早，并不是迫不及待，而是把手表看错了。这段时间，我在学校里没课，几乎每天都在校外和一帮教授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满眼都是血丝，看什么都模糊不清，似是而非。

　　老板娘眼睛好，一眼就认出了我。她连忙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一边跟我打招呼，一边给我上烟。真是稀客呀，你有大半年没来了吔。她用温软的扬州话对我说。我吐了一个烟圈，然后骗她说，我去美国哈佛大学做了半年的访问学者，昨天才飞回武汉。我话音未落，她便夸张地哇了一声，好像是更加崇拜我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受用，心里美滋滋的。

　　“倪教授呢？他今天为啥没来？”老板娘突然睁圆眼睛问。

　　我佯装不快地说：“怎么？难道我一个人就不能来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在我的印象中，你和倪教授以前总是一道来的，两人那么亲密，那么默契，就像一对双胞胎。”她边说边对我古怪地笑了一下。

　　我也忍不住一笑说：“呵呵，你说话真逗。既然你说我们像双胞胎，那他今天肯定也会来的。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他一个小时之内就会到。”

　　花饭馆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一楼很宽敞，摆放着十几桌散席。二楼稍微窄一点，布置了四个雅座和一个包房。包房非常豪华，有电视，有音响，有羊毛地毯，有真皮沙发，还有配置了浴缸的卫生间。在不同的楼层和不同的房间，所供应的花饭也是不同的。散席上吃的，一般都是普通的鸡蛋炒饭;雅座里吃的，除了鸡蛋之外，炒饭里还会放进一些肉末或火腿肠;包房中吃的，炒饭里的鸡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融入其中的山珍海味，比如松子、竹虫和鲍鱼丁。当然，每种花饭的价格也不一样，便宜的十块钱一碗，贵的高达一百多。

　　我坐在收银台对面的沙发上，一边抽烟一边等候倪飞。客人越来越多了，花饭的香味已经开始四处弥漫。这时，老板娘迈着碎步走过来问我，今天要包房吗？我愣了一下说，暂时还说不好，这次是倪教授请客，等他来了再定吧。老板娘面有难色地说，你晓得的，包房只有一个，我怕别人先要了，你们到时候想要也没有了。我想了想说，那你还是先留一会儿，倪教授很快就会来的。

　　二楼的那个包房，既安静又舒适，无疑比散席和雅座好。但是，它有最低消费标准，用一次至少要八百。从前，我和倪飞虽说是这里的常客，但我们基本上都坐雅座，进包房的次数少而又少。原因在于，包房太貴了，两个人一次吃八百块钱的花饭，不管怎么想都不划算。再说，我经济上也不怎么宽裕，工资都被老婆捏着，自己能支配的只有一点项目奖励。而我又不是省油的灯，除了喜欢打麻将，还喜欢找女朋友。打麻将总是十打九输，找女朋友也是只赔不赚。这么一来，我的手头就比较拮据，所以在生活中能少花一分钱便尽量少花一分。

　　前面提到，自打认识倪飞后，我至少请他来广八路吃过四十次花饭。但是，我们总共只进过三次包房。没错，绝对只有三次，我记得一清二楚。我还清楚地记得，三次进包房，每次都是我遇到了特殊情况，急需找倪飞汇报，跟他商量，然后请他帮忙。

　　我第一次请倪飞进包房吃花饭，是在我从电教馆调到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二个月中旬。当时，学校正在评职称，我希望从高级工程师直接评上教授。

　　在那之前，我已经请倪飞吃过好几次花饭了，都是在二楼雅座。回想起来，我的调动还是很顺利的，自己几乎没操什么心。当时，新闻传播学院的科研比较弱，在全校排名中倒数第三，主要是项目太少。作为分管科研的副院长，倪飞一天到晚都在为项目发愁。后来倪飞对我说，当他在校医院注射室得知我有国家级项目时，他仿佛看见了一根救命稻草，当即就决定要不遗余力地把我抓住。在调动过程中，尽管也遇到了一些阻力，但都被倪飞轻而易举地冲破了。每当有人出来阻拦时，倪飞就说，如果不调他，你给我搞个项目来！此言一出，那些人立刻就偃旗息鼓了。

　　事情也是赶巧，我刚调到新闻传播学院一个月，学校启动了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原先在电教馆，我的职称是高级工程师，相当于副教授。我对照学校人事处关于参评教授的要求看了一下，发现我的硬件都够，于是就当仁不让地申报了。谁想到，新闻传播学院符合教授条件者大有人在，而人事处此次下达的教授名额却只有一个。由于僧多粥少，申报教授的一群人便展开了激烈角逐。我当然也不甘示弱，因为我手上捏着一个国家级项目。

　　然而，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我这次评职称非常不顺，可以说费尽周折。倪飞是院里的职称评委，还担任评委会副主任。我听他说，不少人反对我评教授，认为我资历太浅，除了一个国家级项目，其他方面都不占优势。听倪飞的口气，我这次评教授似乎希望不大。这让我感到十分郁闷，甚至有点恼火。

　　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服输，经常是不达到目的就誓不罢休。既然在新闻传播学院评教授无望，那我就只好另找门路了。我有个姓刘的大学同学，在广州一所名牌大学里当人事处长。我迅速和刘处长取得了联系，希望到他那里混一口饭吃。刘处长颇念旧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我的要求。在刘处长答应我的第二天晚上，我便请倪飞到广八路吃了花饭，并且第一次进了花饭馆二楼的包房。

　　那天晚上，倪飞来到花饭馆的时候，我已经在包房里备好酒菜恭候他了。那次我表现得特别大方，不仅点了乌龟，而且还买了一瓶每天在电视上打广告的梦之蓝。花饭也是最贵的，即一百块钱一碗的那种。倪飞一进包房就傻了眼，目光直直地盯着我问，规格这么高，有什么喜事吗？我略显忧伤地说，倪院长，我很快要调往广州了，今天特地请你吃个告别宴。倪飞大吃一惊，问我是什么情况。我没有急着回答他，只顾低着头默默地斟酒，显出依依不舍的样子。直到碰杯后，我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倪飞。

　　倪飞惊慌地问我：“你是我作为人才引进的，调到我们新闻传播学院才一个多月，为什么突然就要调走？”

　　“唉，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啊！俗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广州那边，已承诺给我教授了。”我边说边叹息了一声。

　　倪飞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你是因为职称啊！”

　　“是的，既然评不上教授，那我还待在这里干什么？”我说。

　　倪飞接下来半天无语。但他没有停止喝酒，还连续自斟自饮了两杯，看上去内心十分不安。两杯酒下肚之后，倪飞把空酒杯朝桌子上使劲一放，大声对我说，你先别急着走，职称的事，我再给你想办法。听倪飞这样说，我心里顿生感激。不过，我没有表示愿意留下来，反而显得去意已定。我诚恳地说，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我不想太为难你。再说了，我手上有国家级项目，到哪里都可以评教授的，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我这么一说，倪飞猛然激动起来。他放大喉咙说，正是因为你有国家级项目，所以我不能让你走。已经到碗的肥肉，我怎能眼巴巴地看着被别人抢跑？说完，他又自斟自饮了两杯。

　　进包房吃花饭过后没几天，新闻传播学院正式召开了职称评审会议。在会上，倪飞力排众议，舌战群儒，最后硬是把我评上了教授。

　　

3

　　花饭馆生意兴隆，刚到六点钟，一楼的散席全都坐满了。我看见二楼也上去了好几拨客人，全都是财大气粗的派头。我想，他们中间肯定会有人要那个包房，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我扭过头，朝门外面看了一眼，却不见倪飞的影子。

　　这时，老板娘再次走到我身边，问倪飞什么时候到，说已经有好几个客人要包房了，不晓得到底是留还是不留。我说，倪飞约的时间是六点半，他也有可能会提前到。老板娘撇嘴苦笑了一下，然后建议我给倪飞打个电话。我很快拨了倪飞的手机，对方却正在通话之中。我没有立即把手机挂断，想等他通话一结束就问订座的事。可是，我等了好几分钟，手机都发烫了，倪飞那边的通话还没完。我想，倪飞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重要事情，否则不会在电话里说这么久。我还猜测，倪飞在电话里所说的内容，十有八九与他当院长有关。

　　“对不起，倪教授的手机一直占线。”我挂了电话对老板娘说，同时学着外国人的样子把两个肩头耸了耸。

　　老板娘皱起眉头说：“那个包房，我最多再给你们留十分钟。如果十分钟还定不下来，我只好给别人了。”

　　“再留一刻钟怎么样？我们是老吃客呢。”我嬉皮笑脸地说，随即还给她抛了一个媚眼。

　　老板娘做个怪相说：“什么老吃客？我看你就是个老油条！”

　　老板娘说到老油条，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年晋升博导的事，同时还想到了我老婆。博导是博士研究生导师的简称，我们大学里特别在乎这个头衔。我至今记得，就是在我为升博导四处活动的时候，我老婆说我是老油条的。那是她第一次这么说我，从此往后就经常说我是老油条了。

　　我從学校电教馆调到新闻传播学院不久，便取得了硕导资格。所谓硕导，也就是硕士研究生导师的简称。如今，硕导在大学里是不值钱的，因为硕士生招生人数一度猛增，一个小讲师都可以指导硕士研究生。所以，我并不看重硕导这个头衔，只是对博导资格垂涎三尺。说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一段屈辱的遭遇。有一次，我到外地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报到签名的时候，我发现我前面的人在职称栏里填的都是博导，于是灵机一动，把我的职称也由硕导变成了博导。谁曾想到，那个会，我们学校居然有两个人参加，另一个与会者还是我的同事。那个同事与我向来不睦，立刻就在会场上揭了我的老底。当时，我真是难堪到了极点，仿佛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扒光了我的裤子。从那时起，我对博导身份就更加心驰神往了，做梦都想弄个博导干干。

　　调到新闻传播学院的第二年，学校研究生院决定增补一批博导，先由教授自己报名，再经所在院系初审，最后报到研究生院审批。我那次也报了名，遗憾的是没能申请成功。按照学校规定，教授必须任职两年以上才有资格申请博导，而我当时评教授才一年零两个月。

　　第二年增补博导的时候，我在新闻传播学院是第一个报名的。院里初审时，尽管我的教授任职年限已够，但还是遇到了不少阻力。有人指责我论文水平不高，有人批评我上课效果不好，有人甚至还拿我的硕士生做文章，认为我在指导上不合规范。幸亏，我有倪飞为我说话。初审会开到关键时刻，倪飞毅然挺身而出。他用指头指着那些反对我的人说，你们说人家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可人家有国家级项目啊！搞到两百万项目经费的人不能当博导，那请问谁还能当？倪飞这么一问，那些反对者都哑口无言了，只好让我通过了初审。

　　然而猝不及防的是，我的博导申请送到研究生院以后，居然又遇到了新的麻烦。那年，研究生院突然出台了一条新规，凡是申请博导的教授，必须自身要有博士文凭。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当即就崩溃了。因为，我不仅没读博士，而且连硕士文凭都不过硬。我当初读的是一个硕士研究生班，交了一万多块钱，利用暑假听了几次课，后来就混了一张结业证。

　　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晚上，我差不多彻夜未眠。次日天亮时分，我猛然想到了上海的一位哥们儿。哥们儿姓关，在上海一所著名大学担任科研部部长。多年以前，关哥来武汉参加一个主题为高等教育与信息技术的研讨会，我和他在会上一见如故。散会之后，我留关哥在武汉玩了一天，陪他登黄鹤楼，还请他吃武昌鱼，而后就成了哥们儿。我很快给关哥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的境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关哥真够意思，一听便为我打抱不平，并立刻建议我调往他们学校。来吧，只要你把项目带来，我们立马给你解决博导。关哥一边说着，一边还在电话那头给我拍了胸脯。

　　就在关哥提出调我的当天中午，我迫不及待地把倪飞约到了广八路，第二次进了花饭馆二楼的包房。从家里出来之前，我在酒柜边再三考虑，最终拿了一瓶五粮液。到了花饭馆，我又慷慨地点了一个野生甲鱼火锅，还有刚刚推出的蚕蛹花饭。倪飞进到包房时，酒已打开，火锅也上来了。他先愣了一会儿，然后对我淡淡地一笑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八成儿又是绝路逢生了。我喜形于色地说，没错，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倪飞问我，什么喜事？我举起酒杯说，先喝酒吧，喝了酒我再告诉你。直到酒过三巡，我才把调动的事讲给倪飞听，同时还让他看了关哥和我在手机上的聊天短信。关哥在短信中说，拿了国家级项目还不能当博导，真是岂有此理！

　　倪飞一看短信便焦急起来，赶紧问我：“上海那边要调你，还答应一去就给你博导，有什么条件吗？”

　　我如实回答说：“他们让我把那个国家级项目带过去。正好，我那个项目还没结项，按规定可以带走。”

　　“不行，这绝对不行！”倪飞顿时激动起来，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说，“你先不要答应他们，我今天就去找院长汇报，然后和院长一起去研究生院交涉。”

　　“多谢院长厚爱！”我双手合十，给倪飞作了个揖说，“不过，你就别再为我费心了，研究生院是不会同意我当博导的。”

　　倪飞没再言语，接下来只顾埋头吃甲鱼，边吃边喝五粮液。吃饱喝足之后，他拍着我的肩，喷着酒气说，事在人为，一切皆有可能。说完，倪飞就跟我握手道别，匆匆忙忙离开了花饭馆。

　　果不其然，吃过花饭后的第三天，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研究生院新增博导的名单之中。倪飞见到名单后，迅速给我打来了电话，问我还走不走？我有点难为情地说，既然解决了博导，那我就只好不走了。

　　

4

　　我一直等到六点半，倪飞还没到。老板娘这时又来了，有些不耐烦地对我说，你们到底还要不要包房？我说，我马上给倪教授打电话落实。我拿出手机，正要拨倪飞的号码，倪飞发来了一条短信。短信上说，学校组织部突然找他谈话，所以要迟到一会儿。我连忙回了一则短信，问他订不订包房。可是，我的短信发出去后，倪飞却没有回复。依我猜测，组织部的人肯定在跟倪飞谈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八成儿是关于院长的人选。我想，倪飞当院长看来是板上钉钉了。

　　“倪教授怎么说？”老板娘盯着我问。

　　“他说组织部长正在找他谈话，看样子马上要当院长了。”我说。

　　老板娘瞪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我是问他要不要包房！他当不当院长，跟我这个开花饭馆的没半毛钱关系。”

　　我露出一脸怪笑说：“此话差矣！如果倪教授当了院长，你这儿的花饭生意会更加红火。你知道阿庆嫂吗？她有句名言，叫背靠大树好乘凉。”

　　老板娘可能看过《沙家浜》这出戏，听我说到阿庆嫂，态度顿时变得柔软了，居然又给我上了一支烟，还亲自帮我点燃。临走的时候，老板娘双眉一挑对我说，既然倪教授要当院长，那我就把包房一直给他留着。假如他到时候万一不要，我也认了。我觉得老板娘这话说得很有水平，连忙伸出一个大拇指，把她好好地夸了两句。厉害，你比阿庆嫂还要厉害！我这么夸她。她被我夸得喜不自禁，一边扭腰一边走了，看上去就像一条游动的锦鲤。

　　老板娘走后，我手机上来了一个电话。刚听到电话铃声，我还以为是倪飞打来的，举起手机一看，才发现打电话的是一个牌友。牌友是武汉另外一所大学的教授，他也通过关系搞到了一个国家级项目，项目经费比我的还多。其实，他压根儿没心思研究项目，具体的工作都摊派给了他的研究生。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社交上，另外就是打麻将。他打麻将的赌资，基本上都是从项目经费中支出来的。虽然项目经费管理比较严，但他有足够的应对办法。比如，他经常会设计一些诸如专家咨询费之类的表格，让我们几个牌友以咨询专家的身份在上面签名，每人的咨询费三千到五千，而实际上这些钱都进了他一个人的荷包。不过，我们不会因此对他有什么意见，并且还会为他保密。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这帮人都是这么干的，圈子内称之为换手抠背，也叫换背抠痒。

　　牌友这次来电话，不是约我打麻将，而是邀请我参加一個评审会。他的一个项目要结项了，按规定必须召开一个专家评审会，先由与会专家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审阅，然后形成一个项目鉴定书。

　　事实上，项目评审会都是走过场。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没有什么项目是不能结项的。至于成果形式，无非就是论文和专著，再就是实验报告。这些，都可以让研究生们去完成，只要发表时把导师的名字挂在前面就行了。结项的时候，评审专家都由项目负责人自己请。这些专家和项目负责人的关系，往雅里说是同行，往俗里说就是一伙儿的。在评审会上，他们一个个都要发言，虽然讲得头头是道，但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怎么好听怎么说。专家们发言结束后，时间也差不多到了。这时，项目秘书会把事先准备好的项目鉴定书拿过来，请每位专家在上面签名。专家们发言也累了，拿到鉴定书看也懒得看，便草草地把名签了。与此同时，专家们还要在评审费发放表上签个字，签完就可以领到一个鼓鼓的牛皮纸信封。走完这些程序，项目就可以宣布结项了。然后，所有与会者一起鼓掌。再然后，大家再一起款款步入宴会厅。

　　牌友在电话中说，他的项目评审会三天后在他们学校举行，希望我一定参加。我假装推辞说，你知道，我是个水货专家。你的评审会，我就不去滥竽充数了吧。牌友呵呵一笑说，你就别谦虚了，水货专家能当上龟山学者？他这么一挖苦，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要是再说下去，他没准儿会把我挖苦得体无完肤。

　　说到龟山学者，我多少感到有些脸红。打从国家设立长江学者之后，各地高校纷纷效仿，一时间，各种名头的学者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铺天盖地。比如珠江学者，湘江学者，乌江学者，又比如黄河学者，淮河学者，黑河学者，还比如泰山学者，华山学者，黄山学者。江用完了用河，河用完了用山，国家的好山好水差不多都用到了学者身上。我们这所大学也不甘寂寞，因为学校附近有座龟山，便照葫芦画瓢搞了一个龟山学者奖励计划。龟山学者虽说不如长江学者值钱，但每年也有十万块的奖励，所以诱惑力还是很大的。半年前，在那每年十万块钱的诱惑下，我也申报了。

　　令人不爽的是，我的申报材料送到学校之后，有关职能部门在进行资格审查时，认为我有一项指标不合要求。按照龟山学者的评选细则，申报者必须承担一门本科生的课程教学，并且学生的满意率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本科生的课程，我倒是上过一门，即《视觉新闻学概论》，主要讲的是摄影和摄像。但是，学生们觉得我讲得杂乱无章，所以满意率只有百分之六十。因为这个该死的满意率，龟山学者评委会在初评阶段就把我刷下来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差点气晕了。让我生气的是，不仅每年十万块钱的奖励泡了汤，而且脸面也丢光了。一气之下，我又产生了调走的念头。这次，我想到了北京的一所大学，因为我的一位老乡刚刚荣升了那所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正好分管人事和职称。我的老乡姓张，在他们兄弟中排行老三，所以小名叫张三。我给张三发了一个邮件，迫切表达了我的投奔之意。张三很快给我回了邮件，认为我的条件完全符合他们引进人才的标准。张三还允诺说，只要我把国家级项目带去，他们可以特聘我为该校燕山学者，每年奖励十二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