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

　　

　　无论是《羊的门》中的呼天成、《城的灯》中的刘汉香，还是本期所选《杏的眼》中的祁小元，李佩甫的小说中总有一个被他刻画到极致令人难忘的人物。呼天成对于呼家堡的控制，小说结尾处那振聋发聩的狗叫声，至今不绝于耳;刘汉香的善良、忠贞、奉献，对传统信念至死不渝的坚守，树起了一个地母般的形象;而祁小元，这个从部队转业回来成为交通协警的村人眼中的“傲造”，即使站在最偏僻车辆最少的交通路口，即使是瓢泼大雨风雪漫天，他都站得笔直，向每一辆经过岗亭的车送上一个标致而完整的敬礼。他的“傲造”，改变了他的命运，在雨雪之中接受过他两次“敬礼”的市委书记的青睐，使他成为了正式编制的交通警察，而他在城市中心点的岗位上站成了那个城市的“一道风景线”，又因勇斗酒驾司机迅速升职为交管所的副所长。在这个不起眼的新的岗位上，依然“傲造”的他万万想不到，就是手中那一点点微小的权力，竟然让他成为了整个“傅夏祁”村的大恩人，改变了整个村庄的命运。可是最后，东窗事发，祁小元锒铛入狱，出狱后，不知所踪。

　　“傲造”的含义是特异，是格色，是不妥协、不苟且的鲜明个性。可是“傅夏祁”村的两个“傲造”人物：祁小元和夏保生，事实上都“消失”了。只是二人消失的方式颇为不同。即便是在接受审查时，祁小元依然保持了“傲造”的本色，他“拒绝解释和被解释”——想到那么多人因他的“恩惠”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没有为自己辩护，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罪责。消失于人海的祁小元，更像是一個自我退守的孤独者。夏保生则如他的名字一样，他成了老板，拥有了城市人的身份，他保住了“生活”却失去了一个“傲造”的灵魂，他的“消失”更为彻底。

　　小说中有一段特别讲到傅夏祁村人的“活路”。活着，活得更好，是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本能。可是，他们的“活法”与祁小元的“活法”却是截然不同的。祁小元的严以律己讲原则不徇私不枉法，近乎绝情;而村人们却是为了“活路”罔顾其他。如果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在微小的权力与巨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遇之间，必然会出现小说中那个“一手托两家”的王宽。这个有“先天缺陷”的人，以无比谦卑的态度和无比坚韧的钻营精神，从交管所的祁小元那里，源源不断地向在外省开出租公司的夏保生输送利益。仅靠着祁小元写过的一张纸条，他模仿祁小元的笔迹并私刻公章，又买通具体办事的工作人员，为全村数百人以及王宽自己开设的驾校里的一千多人，违规办理了驾照。这样一个“扭曲的嫁接者”， 不仅富有了，还成为了“县政协委员”，事发之后，又因揭发有功，很快被放了出来。李佩甫在他的《生命册》这本书中，也刻画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有先天缺陷”的人骆国栋。跟“股神”骆国栋相比，王宽的“事业”虽然要小得多，可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自私和卑劣却是如出一辙。这里的“先天缺陷”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物的生理特征，更指向精神层面的缺损，以及制度和文化的基因缺陷。

　　与祁小元等人的命运缠绕始终的一条线，是傅夏祁村的那棵“神树”“十里香”。夏保生这个“傲造”带领全村人致了富，村人认为都是因为夏家有“神树”护佑。守护“神树”果实的夏家奶奶死后，这里就成了村人“祭拜祈福”的地方。一面是突围、进城、致富，一面却是朴素信仰的愚昧倒退。富裕，并没有使传统乡村文明真正被现代性染色，甚至，在失衡的发展模式的裹挟和挤压之下，在物质与精神反向行走的撕裂中，传统文明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畸变。这种畸变的形态，同样出现在祁小元去“杭城”开会期间被夏保生接待的场景里。夏保生包下了“西湖春天”整个二楼，“十二桌”人轮番来向祁小元敬酒谢恩，第二天一早一百多辆车一百多号人又列队鸣笛敬礼，夹道为他送行。那情景让人想起梁山泊，想起聚义厅。那极致的古老而悲壮的仪式，令祁小元“不安、感动”，在我，却是体味出一种锥心之痛。酒席上，众人合唱的那首“我们是钉……水泥钉”，更是让人对这样一群生活于文明都市、生命力强韧却依旧观念陈腐精神匮乏的人，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愫。透过王宽和夏保生的“扭曲嫁接”模式，他们的生活境况改变了，他们可以不断复制这种“新的活路”，繁衍不息，迅速壮大，可是他们并没有“被更新”。他们或许摆脱了贫困成为了更富有的人，但他们并没有成为“更好的人”。

　　李佩甫的多篇小说都曾出现过类似“神树”的意象，使他的作品架构在了一个更高的“神性”的精神维度上。“神性”的仁慈“不是通过扩增来显示，而是通过创造来显示”。创造才意味着“更新”，意味着“被造物”拥有了“进入新的阶段的能力”。伴随着新生活而来的，应该还有人、制度、文化的生长与更新，否则，被王宽和夏保生联手输送出去的村人，如果没有了这种“活路”他们又将如何？可想而知，只能等待另一次“扭曲的嫁接”。而这种循环往复，恰是催生各种腐败的生生不息的土壤。

　　整个傅夏祁村人命运的改变，是以祁小元的彻底“牺牲”为代价的。一个小小的个体 “单元”的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看上去是那么微不足道，却折射出变革时代特有的复杂性以及突围与丧失、逃离与返回的悖论和隐忧。几十年的经济大发展，成就与获得随处可见，目标毋庸置疑，趋势不可阻挡。李佩甫却像一个时代的拾荒者，深怀悲悯和忧虑地关切着这一过程中的“消失”——《羊的门》中被呼天成灭掉的狗、《城的灯》中死去的刘汉香、《杏的眼》中不知所踪的祁小元。与他们的“消失”相伴随的，是真诚、善良、独立等等这些重要的珍贵的精神特质的日益稀释。这种关切恰是文学的力量，它不逃避现实，而是激活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曾经、正在和即将面临的一切，警惕固有文明基石的崩坏，警惕连接与返回的阻断，警惕“新”与“旧”之间，或将出现的无法弥补的断裂与鸿沟。

　　夏家奶奶每年都会把“神树”顶端两颗最黄最甜的杏子留给鸟儿啄食，那是向天“献祭”，以期来年。它们可视为祁小元和夏保生这两个“傲造”的象征。祁、夏同样成为了这个时代的祭品。可他们的“消失”，难以预示一个更好时代的来临。富裕起来的有了很多新房子的傅夏祁村，却几乎变成一座“空村”，“下雪天，连麻雀都很寂寞”。“神树”犹在，却已不再结果。它被烟熏黑的挂满“红布条”的枝干，更像是一个冷峻而严肃的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