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永鸣

　　她在前边走走停停，我在后边如影随形——肩上背着她的小包，臂上搭着她的衣服。她需要空出手来，这摸摸，那指指，并不时地走进装有大镜子的小屋里，一阵忙乎……少顷，像换了个人似的闪出来：

　　还行吗？

　　不错，不错，挺好的。

　　我觉得颜色太跳了。算啦，再转转。

　　像所有的奥特莱斯一样，这家国际品牌的服装商场一共三层，设计独特，主体楼是圈型结构，中间留出开阔的天井，每一层都有一条悬空的人行通道。通道一侧，阿玛施、卓雅、阿迪、耐克、哥弟等等，全是一家挨一家的品牌折扣店，据说有三百多家。我们来到商场时，上午的时间已所剩不多，一层楼没转完就到了午饭时间。她问我先吃饭还是怎么着？我说吃饭，吃饭。

　　吃完了重庆火锅，她重新提起了精神，开始下一轮扫店。她用不同的眼神在琳琅满目的服装上扫来扫去，寻寻觅觅，那种不弃不舍的神态，就像在寻找一件遗失在这里的什么东西，而且非得把它找出来不可。当“扫”完第三家商铺时，她敏感地意识到了我的神情倦怠，也许觉察到了我在暗暗咬牙切齿也说不定。她说哎呀，我都忘了，你还是找个阴凉地方等我去吧。

　　妻子是个懂我的人，或者说我们彼此都懂。记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每次她买衣服都拒绝我陪着她。我会找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抽烟，待着，实在无聊了，就玩玩手机。她偶尔会送来一件新买的衣服，或递给我一瓶可口可乐以示慰问。这样的感觉就和谐多了。

　　此时，九月的阳光照进奥特莱斯宽阔的天井里，耀眼明亮。我在二层楼台一个休闲角的遮阳伞下坐着，悠闲地抽着烟，观察着眼前各式各样的过往行人，非常有趣。坦率地说，如果从男性的角度考虑，服装商场的规模真不应该太大。商场越大，选择的余地越大，消耗的时间就越多，挑来选去的过程就越是磨磨叽叽。在偌大的商场里，你会发现，被女人拖得愁眉苦脸的男人太多啦。说起来很正常，假如不是变态，假如前边走着的那个人不是刚刚搞到手里的小三儿，可能没有一个男人会对这样的跟差“打心眼里高兴”。但你又不能不高兴，且需要保持一种应有的谨慎。如果你因为她的磨磨叽叽不高兴，她就会因为你的不高兴而生气；她一生气，保不准你就会原形毕露了：还想不想买？

　　不买了，回家！

　　回家不吵起来就怪了。这是常识。作为一个男人，你必须得懂。

　　我抽了一支烟，又吃了妻子送来的一个冰激凌。就在这时我突然感觉到牙疼。开始，我并没怎么在意。我想这可能是抽烟、吃雪糕加上先前的麻辣火锅造成的反应。以往也有这种情况。从经验上说，这种冷热反差造成的疼痛很快就会消失。奇怪的是，这次却没有“消失”，还有不断加重的趋势。最初的感觉是满口牙疼，接着便集中到右上侧的三颗槽牙上。不用说，大面积的疼痛一旦凝聚为一个具体的部位，其疼痛的力度无疑会加重。就好比有人用力握住你的手臂，其疼痛也是一只手的疼痛，假如用两个指甲掐住你一丁点肉，那种疼痛感就会变得十分尖锐。

　　就在我被一种尖锐的牙疼折磨得坐立不安时，我妻子提着两个服装袋儿回来了，带着一脸的成功与喜悦。

　　等急了吧？

　　我沒吱声。

　　她把脸上的喜悦换成了疲惫：总算买上了。

　　我还是没吱声。

　　她看着我说，又怎么了？

　　我说什么叫又怎么了？我的语气抓住了她那个“又”字。

　　她说，那你怎么不吭声？

　　我用手掌捂着右边的脸，烦躁地说，我牙疼！

　　这下把她镇住了。她表情紧张地看着我说，咋还牙疼了呢？

　　我说，就怪你那个冰激凌，我说不吃，非让我吃！

　　她委屈地解释着，我不是怕你热吗。走，赶紧回家吧，吃药去。然后，又犯愁地嘟哝了一句，你这牙，可咋好……

　　毫不谦虚地说，我的牙原先挺好的。换过乳牙后，一共三十二颗，各就其位，上下对应，排列得还算整齐，不太难看。只是有些发黄。这黄不是烟斑，不是茶渍，也不是四环素或黄霉素牙。据村里一位权威的老人说，因为井水里有氟，人的牙齿就黄。这就没治了。你总不能因为牙黄就不吃井水，而且又不是你一个人，村里人的牙齿都黄。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冷光美白、无痛超声波之类的洁牙技术，黄就黄了，没人管它。甚至都没人刷牙。也许当时没那个条件，更主要的是想不明白：刷什么牙呢，刷完就不用啦？基于这样的逻辑，所以都不刷。

　　我不刷牙，但我剔牙———是跟小辉他爸学的。小辉他爸是个矬巴子，镇脸子人，村里人都怕他。他是队长。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起十多岁时的情景，我们几个孩子在生产队院里玩，小辉他爸蹲在一个碌碡上，一边给人开会，一边用一片席篾剔牙，只见他嘶嘶地抽几口冷气，然后呸儿一下，把嘴里的一个什么小东西射出老远。特别潇洒。我要跟他学！那时候哪有什么牙签，我就用笤帚苗剔，用炕席篾剔，然后像小辉他爸那样，把嘴唇半张半合，嘶嘶吸几口冷气，再呸儿一下……但不知为什么，没有一次能成功地射出一个“小东西”。有一次还把一个小铁片儿在牙缝里折断了。我妈费了好大劲儿，最后把牙花子都弄出了血，才把小铁片用针挑了出来。我爸在一边看着说：“好像吃了肉似的，你跟谁学的？”说完就给了我一个耳光子。那时候，我爸常用打耳光的方式校正我的人生追求，很有作用。此后，我再也不剔牙了。除了上中学的时候学会了每天刷牙，此外，我从没以任何方式关照过我的牙齿，甚至我都很少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那时候我的牙齿多好啊，吃黄豆，嚼糖块，嗑杏核儿，咯嘣咯嘣的。无论冬夏，专喝那种扎牙根儿的冰镇啤酒，瓶启子都不用，瓶盖一口就咬下来了。几十年的酸甜苦辣，连同金子一般的青春岁月，都被我坚硬的牙齿干掉了。

　　好点了吗？在回家的路上，我苦着脸开车，妻子不时地冒出一句。怎么说呢，有时好一点，有时又猛烈地攻上来。

　　她说，你慢点开。

　　不知不觉间，我已经把车子开得飞快。这是疼痛的反作用。极端的疼痛能让人忽略其他代价和成本。

　　我强忍疼痛，龇牙咧嘴地把车开回家，却没能像所期望的那样：药到病除。我不知道那三颗牙齿怎么对药物有那么大的抵抗力，什么镇痛的，消炎的，清火的，一起招呼，“下猛药”，完全不起作用。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要命倒不至于，没听说哪个人是因为牙疼而与世长辞的。倒是博尔赫斯说得更精彩。他说，只要一次牙疼，就可以否定上帝的存在。我暗想，这个阿根廷老爷子肯定不是一次牙疼就说出了如此绝望的话——连世界都改变了。

　　当然，我也不是第一次牙疼了。

　　我第一次牙疼，好像是32岁那年秋天。我们煤矿医院的台阶上落满了金黄色的树叶，让我记住了那是秋天。其实，我的牙疼与季节没关，而是与酒有关。煤矿人喜欢喝酒，这是全世界人都知道的事，至于为什么爱喝酒，挺复杂的，我就不说了。单说那段时间我一连喝了几天大酒，人没事，但把牙喝疼了，一连疼了两天，最严重的时候，都想撞墙。实在挺不住了，只好去医院。当时我们矿上的医院还没有牙科，更没有相应的检测和治疗设备。我找的是一个外科医生，姓李，大个子，很熟，曾在酒桌上多次碰到过。他捏起我的右侧嘴唇一看，说，你这颗牙怎么少一块，受过伤吧？

　　我想起来了，在多年以前，我这颗牙曾被王宝珠用技巧干掉了一块碴子。王宝珠和我同岁，他个头不高，见鸡撵鸡，见狗打狗，还用小木棍去捅生产队的驴屁股，对动物很坏。我们常在一块玩。有一次他引诱我说，你用手捏住自己的鼻子，就张不开嘴。我根本不信。因为我已经12岁了嘛，这点常识还是有的吧。一实践，我不但张开了嘴，还像个傻瓜似的张得挺大。就在这时，我觉得嘴里弹进了一个什么东西，吐出来一看，是个羊粪蛋儿！我恼了，回手给了王宝珠一个耳刮子。他没还手，我还以为他接受了惩罚，没事了呢。哪知过了半天，他趁我不注意，瞅冷子一拳捅在了我的嘴巴上，转身就跑，比兔子还快。后来我发现我的嘴角流了血，右侧的一颗上牙少了一块碴子（可能是在外力作用下，被别的牙齿垫掉的）。回到家，我妈一看就生气地说，“找他爹去，让他给换一颗金的！”

　　王宝珠他爸就镶着金牙，是他三十多岁的时候拔掉了一颗门牙镶上的。曾经，在我们那条山沟里，谁的嘴里有颗金牙那是一种富贵的象征，相当了不起。据说王宝珠他妈就是冲着那颗金牙嫁给他爸的。结果才有了王宝珠这个小坏种。但说起来有趣，后来我们村子里那批孩子，最有出息的就是王宝珠。多年以后，王宝珠曾请我喝过两次酒。回想起小时候村里的生活，我们都非常怀念那一段时光。我们都已长大成人。重要的是，我们都已经离开了村子。

　　王宝珠感慨地说，真是深山出俊鸟啊。一百多口人的小山沟，出了你这个会写文章的秀才。不容易呀。

　　我说不行，不行，没能耐的勾当。

　　他说，你这可是打架拽胡子——谦虚（牵须）了。我呢，好歹也弄了个派出所长的差事干干，虽说小了点，也还中吧？

　　我说，正经中了！再说了，你才三十岁出头，还得升呢。

　　许还能上上？

　　我说，能上，肯定的！

　　他表情严肃地骂了个短句，说，要是你说了算就好了。不说以后的事了。就说现在，在本镇的地盘上，再扩大一点也没问题，有什么事你尽管吱声，办不了，是我能力不够，不吱声就是你瞧不起我。我们什么关系？一块和尿泥长大的。对不对？

　　我说那是，那是。

　　接着，我们就很温情地回忆起了小时候的光阴，说到了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但是他打掉我半个牙齿的事，我们谁也没提起。几十年过去了，谁还把儿童时代跟谁打过一次架挂在心上呢。

　　现在我才明白，人不要动不动就说“一切都过去了”那样的傻话，那看什么事了。只要被伤害过，那种伤害就会永远存在着。尤其是牙齿，只要少了一块，你别指望它会长出来。这不，隔着几十年的漫长岁月，它带着当年的疼痛和往事终于找上门来了。

　　医生问我，你想咋办？

　　我说李哥，只要不疼，随你处置……疼死我了。

　　李哥斟酌了一下，很负责任地说，要是拔了呢，牙根没坏就可惜了。打个封闭吧，不行再说。

　　所谓封闭，就是注射盐酸普鲁卡因。李哥的技术不错，立竿见影，即刻解除了我的痛苦。

　　时间嗖地一下过去了十多年。

　　十多年不是短时间，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变了。为了谋生，我从煤矿来到了北京。其实我想说的是，那颗被派出所长在孩子时候打伤过的牙齿，那颗被李哥封闭过的牙齿，作为我身体上最坚硬的一部分，早就率先离我而去了，遗失在故乡往昔的风尘里。我常常在某一些瞬间怀念它。

　　如今，在它空出来的位置上，是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人工替代品。最早的，是那种普遍应用的塑胶牙，树脂冠，两端各伸出一个精巧的不锈钢丝卡环，像螃蟹的两只小爪，在前后两颗牙齿上一夹，挺好的，跟别的牙齿非常吻合，吃呀，喝呀，啥都不影响，可劲造。缺点是，每天必须取下来清洁、刷洗几次。最主要的还不是麻烦，而是不雅观。许多时候不敢笑，一笑，不锈钢丝就露出来了，嘴里就像含着一个曲别针。

　　后来有了烤瓷牙。按广告的说法是：“色泽柔和，媲美真牙”。我和妻子去了一家口腔诊所，墙上有介绍，有贵金属和非贵金属之分，根据不同材质，从五百到一千元不等，价格不菲！

　　我妻子看了半天，说，就换个八百的吧。

　　我说去个屁的，不换！

　　怎么說呢，现在的八百块钱不能说不是个钱，但至少与十八年前不是一个概念了。那时候，大米是一块三一斤，猪肉是三块四。说起来你可能都不信，当时有个蠢货竟在网上公开咨询：“我花八百块钱卖个女孩犯不犯法？”总之，我觉得八百块钱换个假牙太不值了。别的不说，少吃二百多斤猪肉哇。

　　我妻子说，哪还省不出来八百块钱？换！她盯着墙上的价格表说，能用二十五年呢。

　　我在脑子里费劲地做起了数学运算。我的心算能力很差，但还是算出来了：800÷25=32。也就是说，一颗牙的成本，每年平摊是三十二块钱。在北京租一间小房每个月是六百，就算是租个假牙吧，使用一年，平均成本才三十二块钱。倒也不多。那就换吧。

　　一换就傻眼了。

　　一看交费单，接近三千块。

　　我说一颗不是八百吗？

　　牙医说，对呀，一颗八百，三八两千四。加上修复时用的麻醉药，再加上一次性耗材什么的，单子上都有。您算吧，一点儿不会错。

　　我疑惑地说，咋还三八两千四呢，那个三是哪来的呢？

　　戴眼镜的中年男性牙医笑了，像是被我的无知气笑了。他告诉我们，缺失的那颗牙，要用旁边的两颗牙来固位，就必须把旁边的两颗邻牙磨小，做上相同的牙冠，就像建一座桥梁一样，两边要有岸或者桥墩，才能搭接上，所以要按三颗牙计价。我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吧？

　　医生的话不是高深的医学术语，而且比喻恰当，也很通俗。他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再说别的就是四六不懂了。一咬牙，做！

　　做得还行。比那种不锈钢丝卡环的塑胶牙强多了。就是色泽上太白，要是稍微黄一点就好了。不过，行是行，我心里总觉得有些郁闷，标一颗牙的价，收三颗牙的钱，哪有这么整的！

　　我妻子说，不这么整，说不定你还不做了呢。这都是策略。做都做了，还纠结啥？能用二十五年呢。

　　她一拿时间说事，我就平衡多了。这一次，我不是用二十五年去摊薄一颗牙的成本，而是由时间想到了比数学更深远的人生意义：人一天一天活着，说到底不就是在跟时间搏斗吗！为了有足够的战斗力，为了在饱含酸甜苦辣的生活中提取足够的营养，你就得需要一副好的牙齿啊。试想，在如此重大的人生背景里，花个三千、两千的安装上一颗假牙，借用一位已故熟人的话说：邻居家死个耗子，多大个事儿呀。

　　没想到，二十五年的三分之一还没到，我的假牙就不行了。也不是假牙不行了，那种金属特制而成的东西无比坚硬，怎么能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准确地说，是磨去三分之一、再套上牙冠、被当作“桥墩”的那一颗牙齿不行了，发炎了。疼得我三天三夜没合眼。那一波三折的治疗过程，容我稍后再说。

　　我先说这次。我这次牙疼，还是来自于那三颗烤瓷牙的内部。也是坚持了三天三夜。有些事情为什么总是以三天三夜为限呢？这是个谜。在三天的疼痛中，我换过无数种药品，凡药店里带有治疗牙疼字样的，都试了，都没用。先是右边上侧的几颗牙疼，紧接着是对应的下侧牙也疼起来了。说不疼，跟好牙一样，疼起来，就像那种电火锅，呼一下就开锅了。随之而来的尖锐疼痛一直窜到头顶，并迅速地扩散到半张脸，这时候，含一口冰镇的矿泉水，又呼地下去了。不到半分钟，又呼地开锅了。想不明白为啥这么一种疼法。都邪了。在如此反反复复的“开锅”中，我不止一次设想：这要是寒冬腊月就好了，找个冰冻的小湖，凿开一个窟窿，把脑袋扎到冰下的水里去，肯定要比现在的感觉好受得多。

　　根据当时的疼痛症状，我到网上去查。我知道网上什么都能查得到，可谓万事不求人。我在搜索栏里输入“牙疼一阵一阵的疼”，用鼠标一点，就哗地拉出几十个网页，悬河泻水，全是对同一种症状的询问与解答。我发现，遭受着牙疼折磨的不是我一个人，光是“一阵一阵的疼”的，就有着一个庞大的群体。我仔细阅读着十几个网页中的每一条答复，他们有医生，也有网友。建议不同，解答不同，但他们都是无私的、善意的，并富有一颗伟大的仁爱之心！特别是那些已“康复”的网友，详细地讲述着自己的疼痛症状、所用药名、治疗方法、注意事项，经验教训等等，等等，不厌其烦。最后，还“希望我的解答能对您有所帮助，并祝您早日康复！”真是患难之中见真情呀！我忘记曾跟哪个朋友说过了：病人的内心最善良，最纯净，绝不会邪念丛生、诡计多端。躺在病床上还构思着怎么整人的人，大概是少而又少。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至少，人在牙疼的时候绝对不会。

　　从网上下来后，我满有把握地告诉妻子，我是牙髓炎，肯定的！

　　我妻子不屑地说，知道什么炎就不疼了？别犟了，还是上医院吧。

　　说实话，我不是没动过去医院的心思。可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去医院，心里那种乱七八糟的感觉仅次于牙疼。所以我宁可吃点好药、贵药，但凡能挺住，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去医院！谁愿意去医院啊。

　　我妻子说，不去你就挺着吧，反正你自己受罪。

　　我挺了三天，终于挺不住了。

　　牙疼是个问题。去哪家医院是个更大的问题。

　　北京的医院很多，不是說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都在北京吗？此外，大大小小的口腔诊所更是遍地都是。远的不说，我们小区门口对过就有一家“镶得乐口腔”。好像是新开的，旁边一家婴儿用品店的电子广告牌上，还移动着一条有趣的“帮腔”字幕：“隔墙老张弄牙不赖！”这两天，牙疼得我一趟趟往街上的药店跑。我在“镶得乐”门前过了好几次，我假装是过路的，假装牙不疼只是好奇才往店里瞅的——经侦察，这家口腔诊所店面不大，只是玻璃窗子很大，店里有一男、两女，都穿着白大褂，怎么看，都没看见一个患者。晚上也没有。我想，要是银行这么清闲就好了。但是诊所就不行。虽然每次去医院总嫌那里像赶大集似的，人太多，烦，可是一个患者没有的诊所，你敢进吗？再说了，我第一次的烤瓷牙就是在一个小诊所安装的。几年后牙疼，去了一看，完了，口腔诊所没了，成了美容美发店了。

　　我妻子的意见是，去就去大医院，必须的。

　　几番权衡、斟酌之后，我选择了十五公里外的一家大医院。当然，它在北京绝对算不上大，但在我所居住的区域也算首屈一指了。我妻子排队挂了号，才知道挂号费已经涨了十倍。二十倍也得看呀，谁叫你牙疼啊对不对？挂上号，下个环节就是到口腔科去排队候诊了。候诊的男男女女真多！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受着牙齿折磨的人呢？这就是佛门所说的“人生即苦”之一种吧。

　　在三个多小时的候诊中，我基本都是在洗手间里度过的。为了缓解该死的牙痛，我必须不停地把冰镇的矿泉水含在口里，再不停地吐到洗手池里。在我旁边，有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像我一样，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不停地漱口。我们彼此看一眼，那种惺惺相惜的眼神，很有一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意味，差不多就是半个知己啊！

　　在叫号的扩音器里，我终于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了诊室，其急切的心情不亚于一个受难者去拜见上帝。当我走向指定的诊台时，却禁不住一顿。我敏感地意识到运气有点不佳。坦率地说——也许是偏见，我总觉得在所有技术和手艺方面，还是男人更出色，比如厨师，比如裁缝。医生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姜是老的辣。我眼前的这位医生太年轻了，而且是个女的。我心有疑虑，可又不能退出去不看了，况且我的牙正疼得要命，就算死馬当活马医吧。豁出去了。

　　后来我知道，这位年轻的女医生姓乔，叫乔路宁。应该超不过四十岁，身材窈窕，“天使”装束，蓝色的口罩上方闪动着一双漂亮的眼睛。估计看不见的部分也错不了。

　　怎么了？

　　牙疼。

　　几天了？

　　我告诉她三天了。同时非常庸俗地描述了那种不断演变的疼痛方式和过程。我甚至撒谎说，我正在写一篇有关牙齿的小说呢，牙就突然疼起来了，真是怪事！我以为她会问我一句：您是作家？但是没有。她平静地看了我一眼，态度很好地让我躺在诊床上，张开嘴，把一个像面包一样的无影灯转过来，对着我的脸，她戴上胶皮手套，让我“张嘴”，又扒着我的嘴问，哪颗疼？

　　我说，右侧，上下全疼。

　　哪边先疼的？

　　上边。

　　像所有的牙医一样，她用一个金属之类的东西在我右侧的上牙上一个一个地敲，又用冰棒在牙面上冰，以测试是哪颗牙出了问题，我感觉有两颗牙齿钻心一般地疼。

　　她让我去拍了牙片。我重新躺回到诊床上。她在转椅上对着电脑看了看片子，之后转过身来告诉我，有两颗牙已经坏了，一颗是冠里的，一颗是冠外的。如此看来，没挨过拳击的牙齿也会坏。因为你得用它。用它咀嚼食物，为生命补充营养，在咀嚼着生命的同时，也在咀嚼着时间，时间是个软东西，但牙齿干不过它。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从这种意义上说，牙齿都比不了舌头。舌头和牙齿总是在同时工作，但没听说谁的舌头坏了，换了个胶皮的。说到底，牙齿就太正直、太坚硬了，它就是被时间硌坏了。

　　我问她是怎么个坏法。

　　她说是牙髓炎。

　　跟电脑上的诊断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疑义。我知道，牙髓炎的常规治疗就是开髓、拔髓、封CP棉，做根管治疗。不过，女医生有言在先地告诉我，因为其中一颗是烤瓷冠里的基牙，开髓的时候有可能会打偏，或者把原有的牙冠损坏，那样就得拆卸烤瓷牙。

　　然后重做？

　　她说是的。

　　我想，以前她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果真如此，麻烦就大了。毕竟，我已经卸掉过一次了，回想起来，那简直就是一项工程，相当费劲。

　　您的烤瓷牙是哪儿做的？

　　我告诉了她。

　　不知道是对那家医院肃然起敬了，还是对我那几颗假牙产生了怀疑，她说真的？

　　我没有骗她。大约是五年前，我嘴里的第一代烤瓷牙不行了，发炎了，只好去了一家口腔诊所。医生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大胖子，金鱼眼，呼吸粗重。他敲了敲我的牙，又拍了牙片。最后确定是牙冠里的一颗牙发炎。结论是：必须拆除不良修复体，再治疗。

　　我说，什么是不良修复体？

　　他说，您这三颗假牙啊，哪儿做的？

　　我说，忘了叫什么诊所，没了，变成理发店了。

　　我说嘛，做出这种牙的地方肯定不成。

　　都拆吗？

　　他说，三颗是连体的，都拆。

　　没想到，拆牙比镶牙还费劲。先是用刀剥离牙龈，用钎子撬，把钎子放在牙齿上，再用锤子往钎子上砸，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凿。虽说这些工具都是微型的，但牙的传感力太强了，我甚至怀疑它还有放大的功能。他每凿一下，就有一颗微型的枪子射进了我的脑仁儿里，所幸没炸开。那种疼痛的记忆，吓得我真像是在等枪子似的，他不凿的时候，我还像挺尸一般，全身的肌肉都绷得紧紧的。

　　这牙就这么难卸？

　　好，您以为呢！

　　您是不是刚学的牙医？我的话已经很不客气了。

　　胖牙医喘着粗气说，开玩笑！我都干了三十多年了。

　　我心想，干一百年你也比不上我爹。真的，我爹不是牙医，他却是个拔牙的好手。村子里谁牙疼了，挺不住了，就会捂着腮帮子去找我爹。那时候我想不明白，比骨头还坚硬的牙齿怎么会疼痛呢？大人的许多事情可真怪。我爹一看，说这回活动得差不多了，熟透了，拔去吧。于是找一根线绳儿，从牙缝里勒进去，再绕一圈，如果是上牙，就用一只手抓住线绳儿，猛地往下一扽；如果是下牙，他会一手提起线绳、绷紧，另一只手按在对方的头顶上，猛地往下一压，一个寸劲，牙就下来了，连血都没有。我小时候，我们家窗台上有个罐头盒，装了半盒子牙，记不得都是从谁的嘴里拔下来的。如今，那些拔过牙的人大都像我爹一样，去了天堂。愿他们在天堂里不再牙疼。

　　时间过得真慢。

　　一个小时之后，眼前这位牙医仍在不停地忙着。他费劲地喘着粗气，不是累的，而是坐在那张小转椅上窝的。他胖呀。其实胖还容易使人联想到笨———至少，眼前这位牙医给我的感觉是这样。他把一个牙医所有的工具都用遍了，眉毛上直冒汗，就是卸不掉我这几颗烤瓷牙。没办法，趁他直起身擦汗、或去寻找别的工具的间隙，我自己都动手了。我抓住那几颗顽固的假牙，不停地晃荡，拧，感觉它们已经有点松动了。我的举动有两次都受到了胖牙医的不屑与蔑视。他鄙夷地说，您要是拔下来，我就歇菜了！

　　最后一次，我没听从他的制止。我瞪着眼，两只手指倔强地捏着我的假牙较劲。就在他眼睁睁瞪着我的时候，我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得胜似的举着一颗牙。那一刻，我真渴望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这牙是不是我自己拧下来的！

　　胖牙医先是目瞪口呆，接着就背过身去不停地咳嗽。或许咳嗽能在某些瞬间对人有一种微妙的帮助吧。当时我没说一句嘲讽之类的话，不是因为他咳嗽了我才没讽刺他，而是我不喜欢让别人过于难堪。生之为人，这点怜悯之心我还是有的罢。更何况，这并不是他所期望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一个多小时喘着粗气的不懈努力，为我打下了“松动”的基础，我也绝对不可能把假牙拧下来。这是真话。不过，后来我还是没在那个诊所修复我的假牙。这也许是我的错。谁能保证一个拆不掉假牙的医生，就不能怀有一身做牙的绝技呢？

　　我去的是一家大医院。其实“大医院”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我不是说那里的医生技术不行，而是那里的医生差不多都带有一名外地来的进修生。治疗方案由本院接诊的主治医生定，而修复牙齿的活儿都是由进修的医生操作。其实也正常，人家花了许多钱来取经，不让人家作临床实践哪行呀。

　　我现在的这几颗烤瓷牙，就是一个来自县医院的进修医生做的。四十多岁，态度很好，磨牙啊，取模啊，都很熟练。不过最后一道工序却出了问题，烤瓷牙冠做好了，试戴的时候，怎么调整也扣不严实。他说第二方案就是垫一个金属片，这样，看上去可能会露一个小边儿（估计在县医院他就这么干过，已经很有经验）。我明知道是他技术不够精湛，造成了失误，但我总不能野蛮地给他一个耳光子。那时候还没有“医闹”这种事呢。在我看来，医生就是上帝，况且我又是个很好说话的人，当时，我都委曲求全地同意“垫一个金属片”了。幸亏那位专家级的主治医师不知从哪转回来了，发现及时，亲自上手补救。谢天谢地，终于校正了那个进修生的愚蠢。否则，我的嘴里又得含着一个曲别针了。

　　其实，没有曲别针也不行。几年之后———也就是现在，还是出了问题。已经像开锅似的疼了三天三夜，谁受得了哇！得治。现在想起来，我的生命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修牙中渐渐衰老的。当然，即使不修牙，生命也可能会衰老的罢。

　　我用请求的口气跟年轻的小乔医生说，最好保守治疗，实在不行再卸掉。我没告诉她我这几颗牙是多么来之不容易，这不是个聊天的地方，医生也不是个可以随便聊天的对象。我只告诉她，需要无痛治疗，多打麻药！

　　小乔医生非常之好地照做了。麻药给得很足。她用电动砂轮磨，用手工锉刀锉，用小电钻打，用锥子扎、挑，再用小钩子钩……都一点不疼。只是感觉嘴唇厚厚的，好像少了半拉嘴。重要的是，年轻的小乔医生不愧为一位出色的牙医。她能透过坚硬的烤瓷冠，把里边的基牙干穿，把牙髓掏出来，而没让那几颗烤瓷牙出现她事先警示过的“崩瓷”，实在令人敬佩！虽说开髓、拔髓成功与否尚待验证，至少我的假牙是保住了，不用卸掉重做了。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第一次治疗结束。我走出医院，九月正午的阳光泼洒下来，丰沛、充足，世界异常明亮。麻药还没过劲儿，我眯着眼，用“半拉嘴”吸了一支烟，在一缕缕幸福的烟雾中，我又一次深刻体会到，牙不疼的感觉太好了！

　　谁说姜是老的辣？谁说女子不如男？后来的事实证明，小乔医生的技术非常出色。从开髓减压，消炎、镇痛，去除牙髓，到最后充填密封根管，我只去了三次医院便齐活儿了，没事儿了。

　　不过，外边的这颗牙得做个冠。

　　我说，不是做了根管吗？一点不疼了。

　　小乔医生说，根管治疗后，牙齿脆性会变大，容易劈裂。最好是做个冠，保护患牙。說到这，她第一次摘下了口罩，果然是一位漂亮的女性。

　　我问她，还是您做吗？

　　她微微一笑，说，不是，您得去修复室。

　　看出我有些踌躇，她进一步建议说，做吧，如果有了问题再做，用邻牙搭桥就得做两颗了。听我的，没错。

　　谢过小乔医生，从“第三诊室”出来后，我把小乔医生的建议告诉了妻子。

　　妻子审视着我说，既然晚做不如早做，那还拖着干啥？

　　其实做冠很简单。先是把你那颗需要保护的牙齿用砂轮磨小，再用牙托盘取模，之后把牙的模型送往加工厂，去加工假牙。这期间，他会给装上一个塑料材质的临时牙套，保护基牙。等烤瓷冠做好之后，换掉那个塑料牙套，就齐活儿了。

　　我问修复的医生，得多长时间？

　　他说，大约一周，到时候我们会电话通知您。别着急，这期间您该干嘛干嘛，啥也不耽误您干。五十多岁的医生是个幽默的人。

　　其实我啥也没干。当你意识到你的一颗牙还在加工厂里做着呢，你的感觉不可能会完全回到正常的生活。坦率地说，在等牙的过程中，我只参加了一次文学圈里的小型聚餐。是由刘坦老师召集的。刘坦老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评论家，著作等身，口才也好，常常到处讲课。著名评论家嘛，哪有不到处讲课的呢。几年前我听过一场他的美学讲座：“美与丑的纠结与裂变”，讲得好！我非常敬佩他。不仅如此，刘坦老师还是一位仗义之士，喜欢喝酒，于是我们成了朋友。这天中午他召集几个朋友小聚，也没什么事，就是好久不见了，一起坐坐。到场的一共六位，我大都很熟，只有一位老先生没见过面，属于第一次“幸会”。刘坦老师带来两瓶五粮液，往桌上一蹾，说，今儿个得好好喝喝！

　　我说，我今天可喝不了。

　　他问怎么了？

　　我抱歉地指指嘴说，戴着套呢，内装修呢。

　　刘坦老师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知己，又像是幸灾乐祸般地哈哈一笑说，这可真是巧了合啦！

　　原来刘坦老师也在修牙。他张开嘴，把上唇收紧，说，你戴一个套就骄傲了是不是？看了没，哥这是仨，昨天才换上正式的。

　　话音刚落，旁边的一位老先生啪地一拍大腿说，坏了，把假牙落家了。得，今儿就吃豆腐吧。

　　大家哈哈一笑。

　　于是话题就转到了牙上。没想到，在座的，只有年纪稍小的一位牙齿完好，其余的人嘴里全有假牙。说起来也没什么，都是一甲子左右的人了，嚼了大半辈子的酸甜苦辣，哪有不伤牙齿的。

　　看，我这边一颗，这边三颗。

　　我这是对角的，上边仨，下边仨。

　　几个文人，庸俗地捏着自己的嘴唇，彼此展示着自己的假牙，各有不同。有烤瓷的，有种植的，那位老先生落在家里的，则是那种戴不锈钢丝卡环的活动牙。为此大家都很兴奋，热烈地交流了各自牙疼和修牙的痛苦体会。还你一句，我一句，即兴地吟诵了几句古人有关牙齿的诗：什么“鬓发苍浪牙齿疏”；什么“牙齿缺落时，盘中堆酒肉”；什么“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都是好诗，都很伤感。

　　接着，就说到了牙齿的重要性。有的说，一个人口腔中必须保持十二颗以上的牙齿，衰老速度才会减慢下来；有的说，牙齿是体内重要的平衡器官，如果牙齿太少，会出现活动失误，容易摔倒；还有的说，不仅撕咬、咀嚼离不开牙齿，说话、唱歌都需要牙齿，没有牙齿会露风，吐字不清。强忍愤怒、表示仇恨的时候需要咬牙切齿，一颗牙齿没有的人，即使无比愤怒，脸上也显示不出什么力量。每个人都发了言，都研究得很透。其热烈的气氛不亚于一场小型的专题讨论会。

　　后来，又说到假牙的价格；说到所谓的植牙，就是用螺钉把假牙固定在牙巴骨上，令人不寒而栗，价格也吓人。说到牙医时，则各有不同的经历与体会。我主要讲述了那次拆卸假牙的艰苦过程，从而引起了那位老先生的强烈共鸣。

　　知道我为啥要做那种可以自由拆卸的假牙吗？都是那个二百五把我害的！

　　老先生的经历跟我差不多。原来的假牙也是烤瓷的，用了几年就不行了，发炎了。医生说必须得拆掉。拆就拆吧，总不能疼死呀，是不是？医生就用一个小凿子凿，梆、梆、梆，一下又一下地凿……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假牙啪地掉了，没想到崩到了嗓子眼，一抽气，直接咽进了肚子里……说到这，老先生都气乐了：我这是真正打掉牙齒往肚子里咽，我容易吗？！

　　众人哈哈大笑。刘坦老师笑着说，你咽到肚子里算啥？我跟你们讲个乐子吧。

　　他就讲，前几天有个人戴着假牙套在深圳讲课，讲着讲着，他突然鼻子一酸，一个喷嚏把假牙喷出去了，幸亏讲桌上有一圈儿围沿挡住，那假牙才没射到地上去。当时最前边的听众全都惊呆了。

　　大家都乐了。说打个喷嚏就掉了，这什么牙呀。

　　刘坦老师说，临时牙套嘛，做得比较粗糙嘛，又没粘牢，嗖一家伙喷出去了。

　　都问，谁呀？谁呀？

　　别问谁了。

　　说说，肯定是熟人，太好玩了。

　　刘坦老师苦着脸说，好玩啥呀，说起来难以启齿，就是鄙人！那人丢的，以后我再也不去深圳讲课了。

　　众人一怔，也可能把刘坦老师放进他讲述的事件里，重温了一下当时的情景，最后都尽量放松地笑了。

　　这不是个事儿。

　　就是，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不废江河万古流！

　　一个小小的幽默，又把大家逗乐了。

　　这时候，刘坦老师摊牌似的说，知道为啥叫哥几个来聚聚吗？我郁闷啊！他扫视完众人，又看着我说，就算抚慰一下老哥的精神创伤，给老哥压压惊，你能说不喝吗？

　　我说喝！大不了把假牙喝掉了。

　　你得承认酒是好东西。几杯下肚，刘坦老师的郁闷就烟消云散了。他把一饮而尽的酒杯啪地往桌上一蹾，耿耿于怀地说，不就是喷掉个假牙吗？算个啥呀，喝！

　　这场酒，喝得格外豪爽而热烈。

　　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迷迷糊糊，差不多要睡着了。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接起来一听，是医院口腔科打来的，一个好听的女性声音告诉我：“先生，您的牙来了。”

　　选自《草原》2018年第5期

　　原刊责编 阿 霞

　　本刊责编 鄢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