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莉

　　苏轼《艾子杂说》讲道：“艾子行于海上，初见蝤蛑，继见螃蟹及彭越，形皆相似而体愈小，因叹曰：何一蟹不如一蟹也？”这就是“一蟹不如一蟹”典故的由来。触发笔者想到这个典故的是刊发于本期的房伟中篇小说《黑床》。如果把小说塑造的大学教师刘振东不仅仅当作单个的个体，而作为新时期文学中一系列高校知识分子形象的延续的话，纵观他们在二三十年来的嬗变和演化，无论从学术素养、精神高度、人格品质、社会地位等维度来考量，都很难不得出这样一个消极而悲观的结论。

　　知识分子是文学表现的一个重要群体，而高等学府中的教师、科研工作者无疑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就像他们所栖身的高校经常被比喻作“乌托邦”“象牙塔”一样，人们也常常用“火炬”“灯塔”“灵魂工程师”这样的词汇对他们加以赞颂。在我国特殊历史年代，学院知识分子也曾受到过贬低，直到新时期之初拨乱反正，他们才结束了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当时，以徐迟、宗璞为代表的老作家适时写出了《地质之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作品，塑造了以李四光、陈景润为代表的优秀知识分子、科学家，留下了那个时期一批最光辉高尚的形象，也恢复和重塑了知识分子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

　　可惜好景不长，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尊重后不久，就遭到了社会转型的严重挑战，迅速地从精英圣殿跌回到凡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写实潮流，就有很多作品表现了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挤压下，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巨大的撕裂。就在那时，高校知识分子的形象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滑坡。比如池莉小说《你以为你是谁》中的李老师、《不谈爱情》中的庄家父母等，作者就把他们描写成为自私、势利又不肯脱下清高外衣的一群腐儒，并借助新兴富裕阶层之口对他们进行了百般嘲讽。同样是受到世俗化的侵染，也有不少作家塑造的高校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可贵的操守，如方方小说《无处遁逃》中的严航、《祖父在父亲心中》的父亲、《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等，他们秉承着一贯的“士人”传统，即便空守理想也不肯与流俗妥协，如同滚滚尘世中的一股清流，只不过，他们依然摆脱不了“清贫”“寒酸”这样的标签。

　　时间到了世纪之交，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贫富两极分化严重，金钱和利益冲垮了一部分高校知识分子最后的心理防线。在张者的《桃李》、格非的《欲望的旗帜》等小说中，大学不再被描写为教书育人的神圣场所，大学教师也不再单纯是传业解惑的教书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早已低下高贵的头颅，毅然投入商品和物质的滚滚洪流中。他们用知识和地位交换利益，充当金钱和情欲的俘虏，一步步滑向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犬儒主义。这是一批彻底世俗化、欲望化的高校知识分子，在他们的身上，师道尊严早已不再存在，他们已变成了商人、资本家，而唯独不是知识分子。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一轮社会分配的结束，高校知识分子的心态又发生着新的变化。比如女作家阿袁“中文系系列”的那群高校教师们。这批教授、讲师已然从与市场经济的较量中败下阵来，地位也从社会的中心走向边缘，于是自觉地躲进小楼成一统，退守到精神后花园里孤芳自赏，自怨自艾。他们固然还坚守着学问的阵地，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高，然而身上却带有浓重的烟火气。在中文系这个半封闭的小圈子，他们相互窥视，相互攀比，谈情说爱，明争暗斗，消磨着自己的人生。

　　如果说这些学院知识分子形象已经产生严重的异化，令人倍感失望的话，那么当下，在作家房伟笔下出现的高校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青椒”（青年教师），则是对这个系列形象下限的一次新的刷新。房伟本身长期生活在高校，对他的同行们有着准确的观察和深切的理解，塑造的人物也立体而真实。本刊去年转载的小说《指南》，就出现过一个委顿颓废的高校青年教师形象，颇有新意，令人眼前一亮。本期转载的《黑床》则更加集中塑造了刘振东这样一个人物，典型意义更为明显。

　　在小说中，刘振东是某高校副教授，三十五岁，正处于事业上的黄金年华，本可以意气风发地向学术高峰发起冲刺，然而，他却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中年危机”。他的危机来自于多个方面，既有事业的，也有经济和家庭的，还有感情上的。在学院里，他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家庭里，是婆媳关系的夹心层，情感关系上，则是“婚内性压抑者”。结果是“老婆跑了，母亲带着儿子去医院打吊瓶，自己莫名其妙地卷入挖人大战，想和女学生搞点小暧昧，也被人家小女孩把心思扒了个干干净净”。在重重压力之下，他的心理已逼近崩溃边缘，唯一的发泄途径就是玩角色扮演游戏，用近乎变态的方式缓解内心的压力。

　　如果不考虑到刘振东的高校教师身份，可以说，这就是一个眼下人们戏称的“中年油腻男”。柴米油盐，烦恼人生，让他忙于应付，心力交瘁，“他不过想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但这幸福如此简单地被摧毁了，而且如此猥琐难堪，难以启齿”，故而“感到从内到外都被人掏空了，自己现在就是一具没有水分的干尸”。可以说，这个“感觉身体被掏空”的刘振东揭下了高校知识分子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到如今，这些“青椒”们再也撑不起知识分子的架子，再也保不住头上神圣的光环，他们从坚守的精神家园被迫撤退，完全向小市民的生活方式靠攏。他们从身到心、里里外外地世俗化，其精神的平庸、猥琐和不堪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更可悲的是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发生了严重矮化，这使得他们心中残存的那一点知识分子自尊心也快消失不见。小说借老秦之口说出“知识分子的面子就是这样，先是羞耻之心，后变成虚荣之心，再后来，就成了闷骚之心”。彻底抛弃知识分子的面子，从羞耻到闷骚，将自己混同于凡夫俗子之中，“刘振东”们大概彻底终结了“象牙塔神话”，从此这里再也没有“灵魂工程师”，而只剩下平平凡凡的“学术民工”。

　　自新时期以来，作家笔下的高校知识分子形象从学高身正、品格超群的社会精英，逐渐一路下坠，最后变成了悲催的“青椒”，要说他们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的确有些尖酸刻薄，然而，这却是这些形象给予读者的一种强烈直观感受。当然，过多地写高校知识分子在名利场上的精神沦丧，写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心灵堕落，把支流当作主流，把部分当作全部，也有扭曲、夸张和过分审丑的嫌疑。不过，文学毕竟是对真实生活的反映，刘振东们也未必不是当下高校教师的真实写照。可以相信，对他们的批判有助于引起人们的警醒，让人们思考：在商品经济的年代，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外界的诱惑，如何承担和坚守应有的使命，如何在物欲横流中保持内心的安定，如何在尘世喧嚣中找到迷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