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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

时间:2023/11/9 作者: 长江文艺·好小说 热度: 17961
作者简介:

  徐则臣,江苏东海人。著有《耶路撒冷》《王城如海》《跑步穿过中关村》《青云谷童话》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同名小说集获CCTV“2016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被评为“《亚洲周刊》2014年度十大小说”第一名,并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六届香港“红楼梦奖”决审团奖、首届腾讯书院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德、英、日、韩、意、蒙、荷、俄、阿、西等语言出版。

  不知道哪来的规矩,胡天成非说霜降这天要吃藕。一定要来啊,他在电话里再三嘱咐。我不想麻烦他们两口子。这次回来,给爸妈报了个县里的旅行团,去云南,我爸想去西双版纳看看。送走老人,我一个人在家,懒得开伙,我说路边小店吃一嘴得了,反正明天一早就走。胡天成说不行,李苏红不答应,明天走今天也是霜降,老同学多年不见,总得喝两杯。就这么定了,老窑厂,往前五百米,我可下水了啊。胡天成挂了电话。

  起码十年没见胡天成了,李苏红更久,初中毕业了就再没见着。长相倒记得,我们做过一年同桌,满月脸,哪个角度看过去都有扑上去咬一口的冲动。当年班上一大半早熟的男生对爱情的终极梦想就是倒插门,插到门前有棵花椒树的那个院子里。李苏红家住镇上,出生前一天,她爹在自家的墙头下栽了棵花椒树,老头子想要个儿子。当然还是失望。李苏红她姐嫁出去了,轮到李苏红,必须找个上门女婿。我们班男生没事就往镇上跑,回到学校,身上就有一股隐约的椒麻味。大家相互掏对方的口袋,谁兜里都有几片花椒叶。可怜那棵花椒树,秋风没开始吹,枝叶就光了。说来惭愧,那会儿我也跟他们一样,张嘴闭嘴爱吃麻辣。

  谁知道真把花椒吃到嘴的,竟是胡天成。我怀疑李苏红本人也想不到,那个整天勾着腰对着墙角硁硁硁咳嗽,单薄得像张相片的小个子,九年以后成了她的老公。当然,九年后胡天成腰已经挺直了,块头突然就硬邦邦地大了好几圈。五年前我陪爸妈采办年货,在老家的集市上见到他,想象力用爆了我也不敢确定眼前的卖鱼汉子就是胡天成。他一把拍住我的右肩膀,说:

  “我就知道是你,大文豪。”

  我掸了掸他留在我羽绒服上的潮湿细碎的鱼鳞,“可我不知道你是谁啊。”

  “叔叔知道。”胡天成说。

  我妈说:“你爸没跟你说?你同学,小胡,胡天成啊。”

  我看看我爸。我爸说:“我真没跟你说?”

  算了,就不为难老爷子了。我说:“看我这记性,老同学啊。”我说“老同学”时,还是没能把那个小纸片胡天成过渡到眼前的“老同学”。我盯着他的喉结看。没错,是胡天成。当年马不停蹄地咳嗽了三年,胡天成整个人都被咳小了,唯有喉结凸出来,在他的细脖子上失控地占了半壁江山。现在他的脖子粗了,喉结看上去依然触目惊心。

  “十几年没见了吧?”我说。

  “十五年。”胡天成冻得通红的右手五指张开,在我眼前摇晃三次。冬天的阳光照上去,手上的鱼鳞闪闪发亮。“叔叔阿姨总在我这里买鱼,常说起你。”

  车水马龙,叫卖声和鞭炮声此起彼伏,扯着嗓门儿说话也不敢确保对方一定能听见。胡天成的生意又好,摊位前摆满了各种鱼,活的、死的,解冻的、冰镇的,河鱼、海鱼,还有老鳖和莲藕,每种年货前都蹲着一堆人在挑挑拣拣。不耽误胡天成的好生意,寒暄几句就告辞了。接到他的电话已是一年后了。

  某天下午,我在报社抓耳挠腮地加班发稿,接到老家来的电话,一句“大文豪忙不”我就知道是谁了。我说哪有什么大文豪,正经点儿,但丁、歌德、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早死了。

  胡天成说:“你是大记者啊。”

  “记者也没了。”

  三年前我就不当记者了,总算熬成了编辑。现在一年写的字加起来都填不满两封情书。胡天成的情报过时了。不怪他,我爸妈向来分不清记者、编辑和作家的区别,在他们看来,手里攥支笔就是“写稿子的”。

  “记者不当了?”

  “你有需求?”

  “也没什么大事,”胡天成在电话那头停顿了点一根烟的时间,“是李苏红提议,想借兄弟的如缘大笔给写两句公道话。”

  “如缘大笔”是什么笔?想了想,胡天成说的该是“椽”,这家伙把老师教的那点学问都还回去了。高中毕业胡天成没考上大学,到南方混了几年,回老家承包了一片鱼塘。反正据我爸说,过得比我好。在我爸看来,天天有鱼吃,顿顿有酒喝,就是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李苏红?”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我老婆,想起来没?”胡天成说。你老婆我哪想得起来。他又空出了点根烟的时间,见我还是没反应,只好说:“咱们的同班同学,你同桌。”

  我的小肚子突然疼了一下,像剧烈的肠扭转。个狗日的,把我同桌搞到手了。“手段可以啊,天成同学。”天地良心,我真是由衷赞叹。

  “见笑见笑。”胡天成呵呵起来,他的得意挂在肥硕的腮帮子上,看不见,我也知道他笑抖成了啥样。“一个巴掌拍不响,狼狈为奸嘛。谁让你们这群王八蛋都考上了大学。”

  好吧。问题是留在老家的也不是你一个,单你胡天成占了花魁。“唉,鲜花插在那啥上了,”我装模作样地说,“我就违心地祝贺你一下吧。”

  胡天成笑起来,还有一个女人的笑。电话里传来李苏红的声音:“看看人家大记者,就是有见识。你不是要跟大记者说吗,说呀!”

  “去,男人说话别乱插嘴!”胡天成的声音明显是扭到了一边,现在又转回来,“兄弟,不做记者总有做记者的朋友吧?”

  事情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

  我们镇的老窑厂前些年突然倒闭。承包商趁着月黑风高,卷走所有值钱的家当,第二天一早工人来上班,老板不在了。上个季度的工资还欠着呢。工人火了,操着铁锹锤子把办公室砸了。砸也白砸,承包商像一滴水蒸发上了天。镇派出所拖上县公安局,满世界找,折腾了一年,“屁消息没有”,消停了。烧窑的大烟囱上都长出了草。厂房也散的散,塌的塌,没烧透的砖坯都被周围的村民运回家盖了房子。厂区荒草蔓生,野茅草深得可以养两百头狼。当年取黄土做砖坯挖出来的一个个深塘,也那么荒着,长满了水草、芦苇和菖蒲,大风吹来,呼呼巨响,仿佛埋伏了重兵。没人把这块荒弃的土地当回事,胡天成看上了。他跟窑厂所属的村子承包了挖出来的那幾个大水塘,养鱼。

  后来他跟我说,就是脑子抽筋,李苏红喜欢吃鱼。我说你别扯淡,李苏红还喜欢金银首饰呢,你怎么不去抢周大生?他几乎是白拿了那几个鱼塘,一包二十年。承包商跑路,村里正愁没法跟上头和老百姓交代,更重要的是,村里想不出招儿把那些深塘给填上,那就是一个个光天化日下的大伤口。村委会恨不得倒贴胡天成。

  要说这小子天生也是个做事的料,两年下来,鱼塘就被他收拾得整整齐齐。那些坑简直就像他跟前窑厂主串通好挖出来的,深水里养鱼虾,浅水处养老鳖,栽莲藕,一板一眼。鱼塘之间的空地上,培植了各种花木,远看像个花圃。为了把他的小帝国经营好,胡天成在鱼塘边盖了几间大瓦房,家都搬过来了。那一大片荒地立马换了面目,废弃的老窑厂突然就吃香了,据说好多本地和外地的小老板都冲过来,竞标要拿下老厂区。最后被隔壁镇上一个姓高的老板拍下了。

  “什么姓高的老板,”胡天成在电话里说,“就是他娘的村主任的小舅子。”

  “说这话要负责任的。”我提醒他。

  胡天成口气立马软了,“就算不是小舅子,那也是拐弯抹角的亲戚。村长他老婆就是那镇上的。”

  不管啥关系,老窑厂被拿下了。高老板把荒草割了,倒掉的墙砌齐,漏雨的屋顶补上,一群工人开进来,开始生产麻刀。我猜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这东西,听可能都是头一回,那就顺便普及一下。麻刀不是刀,是一种纤维材料,用麻刀机或者竹条抽打成絮状的麻丝团,掺在石灰里以增强材料连接、防开裂能力,提高材料的强度。古建筑修建时用的麻刀灰,指的就是白灰膏、麻刀和青灰组合起来的一种灰浆。从这些信息里,你可能已经预感到,如果这东西飘出来,肯定是个污染。胡天成一家和他们的鱼,眼见着从隔壁的一间间大厂房里腾云驾雾地飘过来麻刀,心下有点急。还没想出个解决的好法子,高老板又上马了新项目,开始做水泥了。从建麻刀厂浩大的阵势看,胡天成认为,水泥厂才是高老板的目的。狗日的是冲着这个来的。砖窑厂烧石灰,的确怎么看都在逻辑。

  问题是,水泥厂的污染比麻刀厂大得那还真不是一点两点,是要人命的。胡天成到最靠近老窑厂的鱼塘里捞了几条鱼,剖开肚子一看,麻刀和石灰已经搅拌到了一起。我的老同学不淡定了,到老窑厂找高老板理论。

  “找我屁用!”高老板坐在大班椅上转了一圈,“厂子从村里租的,产品是上头批的;老子在自家的地盘上端个碗,又没吃到你的饭桌上。”

  “你污染!”

  “污染?我是扒开你嘴往里塞麻刀了,还是朝你鱼塘撒石灰了?”

  讲不通。胡天成去找村委会,希望村里出面协调一下。村主任抓着脑袋说,这事不好办啊,承包给他窑厂跟承包给你鱼塘一样,都是组织讨论敲定的,白纸黑字。

  “那也得讲环保啊。”

  “环保能当饭吃?”村主任说,“高老板是利税大户。再说了,你要非钻进水泥生产车间,再环保那也污染啊。”

  这肯定是穿一条裤子了。胡天成决定跳过村委会直接找到镇里,骑着摩托车就去镇上派出所报案。值班警员听他说了一半就笑了,这算哪门子的案子,派出所管抓人,不管环保。胡天成想想也是,环保局只有县里才有,在镇上,只能找镇长、镇委书记。胡天成就去了镇政府,直接奔镇长办公室去了。门卫拽他胳膊都没拦住。镇长脾气很好,给他倒了茶,还递了一根白沙烟,花十分钟听完他的冤情,说:

  “先回家,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我们班子成员研究研究。”

  胡天成等了半个月,半点消息没有;一个月过去,一点消息也没有。知道这事黄了,他就跨上摩托车,顶着大风去了县城,跟环保局副局长掰扯了半天。副局长说,环保是大事,问题很严重,一定要认真调查严肃查处。第二天村主任找上门来,说胡老板的脸挺大啊,副局长亲自打电话给镇长,镇长又打电话到村委会,让给个说法。

  “你们说法了吗?”胡天成问。

  “说法了呀。”村主任说,“我们把情况一五一十给领导摆了一下。领导说,这样啊,就影响他一家?让他搬了不就是了?树挪死,人挪活。越挪越健康。”

  “你们的说法呢?”

  “听领导的。”

  村主任比胡天成大一岁,但皮肤白,说话又细声细气的,看上去比他小好几岁,这让胡天成很生气。“我要不挪呢?”

  “开个价。”村主任凑到他耳边,“拿了钱你们井水不犯河水。”

  “也是领导的意思?”

  “别什么事都麻烦领导。领导忙着呢。”

  胡天成真开了一个价。他跟我说,听了报价,村主任转身走了。

  “多少?”我问。

  “抢银行呢你!”村主任快转过胡天成的屋角,扭回头跟他说。

  这是村主任第一次来他家。之后又来过两次,替高老板讨价还价。胡天成堅决不松口,要一次就得狮子大开口,否则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以后他怎么污染你都得忍着。忍就要有个忍的价。

  胡天成给我打电话,想让我帮忙找个媒体给曝个光。既然领导不搭理,周围又没个帮手,他一个人孤掌难鸣。县里的媒体他找过,不是说现在都是见光死吗。县里的报纸和电台根本没拿正眼看他,理由是:不具有典型性。跟最近的鱼塘也隔着两三百米呢;他跑你地盘上烧石灰,我们就报,这才是新闻。胡天成就想到了我,自己人办这点事,问题应该不大吧。

  惭愧,我也没办成。不是因为我不当记者了。我怂恿同事报了选题,选题会上头一个就被否了。都觉得这不是个事。污染了一条河,那是个事;呛着了半个村,也勉强是个事;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人的生意影响了另一个人的——该谈谈该打打,二一添作五,自己解决吧。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在电话里跟胡天成说,“老兄自求多福吧。”

  胡天成对着他的二手诺基亚手机哼了一声,“我就不信弄不上一个好价钱。”

  显然没弄上。打电话回家,我妈说,胡天成的鱼养得好好的呢,我爸去买鱼,他经常额外送一条。石灰厂依然在呼通呼通冒着烟。

  某一天村主任又来了。这次不谈赔偿,谈承包。村主任说,旁边有个麻刀石灰厂,的确不是个养殖的好地方,要不就别养了吧,转让。胡天成问,转给谁?村主任说,高老板。小火苗立马蹿上胡天成的脑门儿,他往门外一指:

  “滚!”

  村主任滚了,滚走了又滚回来了。隔三差五地滚来滚去。高老板想把鱼塘这一大片地也吃掉,他不便直接找胡天成谈,村主任是最合适的第三方。村主任是个敬业的斡旋者,每次来都苦口婆心地劝,该说的都说了。他扳着指头给胡天成数,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维持现状,各干各的,老死不相往来;二是胡天成接受现在的赔偿,拿到钱别再吭声,继续各干各的,老死不相往来;三是转让鱼塘,拿一笔钱,到别处发财去,各干各的,也可以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老同学托付的事没办成,我觉得挺不好意思,过了一阵子才硬着头皮给胡天成回电话。聊起现状,我问胡天成的想法。胡天成说,他还坚持那个听起来像天文数字的价码,封口的价高,转让费更高。

  “高老板那边怎么说?”

  “根本不露头,”胡天成那天肯定多喝了两杯,说话时舌头有点大,“狗日的知道自己耗得起。没事就派那猪头来跟我磨,讨价还价。让你磨,我磨死你个狗日的!”

  “那个村主任姓朱?”

  胡天成没回答我,他的嗓门儿突然大起来:“愣着干吗?洗碗去!”接着我听见李苏红的声音,李苏红说:“滚一边去!”同时传来的是一声惊慌的狗叫。想必李苏红顺脚踢了他们家的狗。霜降那天下午我去胡天成家,见到了那条叫大黑的狗,个头不小,但很温顺,一直摇着尾巴跟在胡天成儿子屁股后头跑来跑去。这么温顺的狗,那声惊叫一定很是委屈。胡天成在电话里响亮地吐了两口痰,然后跟我说:“他妈的那个猪头,三天两头往这儿跑,都快混成家里人了。李小程见了他,欢喜得像见了亲爹。”

  我点上根烟。

  “狗日的会玩,把小东西逗得团团转。”

  霜降那天我头一次见到李小程,八岁,虎头虎脑的。天黑之前一直绕着一个个鱼塘跑,两腿间夹一根树枝当马骑,身后跟着大黑。

  他们还住在鱼塘边,准确地说,住在鱼塘间。那一大片空地,他们盖了个精致的小院子。我从老窑厂边经过,按照胡天成电话里指点的方向看过去,只看见一排杨树,胡天成栽植的。他对麻刀和石灰的污染做了抵抗的努力。很多年前我经常走这条路去镇上中学,那时候我和胡天成、李苏红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更不会想到当年红红火火的窑厂成了生产麻刀和石灰的地方。必须承认,邻镇的高老板有两把刷子,起码厂房打理得很好,一点看不出想象里一个乡镇企业可能有的寒酸破败相。他用外面窑厂烧制的红砖灰瓦建造了新厂房,用比红砖更红的颜料粉刷了旧砖瓦厂房的墙壁。但污染他管不了,离老窑厂几百米我就闻到了辛辣沉闷的石灰味。工人在厂区走。拖运石灰的卡车从大门进来出去。过了老窑厂的院墙,再经过那排直往天上钻的杨树,就看见了胡天成的家。

  鱼塘边种着各种花木和菜蔬。带着大黑疯跑的李小程看见我,停下来,对西南方向喊了一声。然后我听见胡天成的声音:

  “大文豪,这边!”

  我循声把自行车直接骑到一个水塘前。水位很低,胡天成穿着橡胶下水裤从一片枯黄衰败的荷叶间直起腰身,右手在水里涮了涮,举起一段长约一米的莲藕,白生生胖嘟嘟的。

  “泰国花奇,”他说,“口感清脆、微甜,没有渣,生吃像水果,煮熟了面得你舌头都能化掉。今晚就它了。”

  他把泰国花奇莲藕扔到我脚边,弯腰去采另一段。旁边突然有个微弱的男声:“给口水吧,渴死了。”吓我一跳。前后左右找,才发现鱼塘边的柳树上绑着一个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就在他舔着嘴唇吧唧嘴的时候,一坨淤泥直直地甩到他嘴上。胡天成说:“你他妈的闭嘴!”他又捞起一坨淤泥还要再甩,我赶紧对他摆手,举着藕挡到了那人前面。不管他是谁,绑起来还用淤泥伺候都不合适。

  那人呸呸呸地往外吐,嘴、牙和下巴还是黑的。我都闻到了那成分复杂的淤泥味。那人都快哭了,对我说:“兄弟,求你了,帮我松个绑。”

  “个死猪头,”胡天成又攥着一段莲藕直起腰,“再让我听见你说第二句话,直接把淤泥塞你嘴里你信不信?”

  姓朱的村主任立马不吭声了。半下午的太阳依然很好,朱主任的脑门儿上被晒出了油。裤裆处湿了一块,看来被绑了有一阵子了。李小程夹着树枝又跑到这边,胡天成对他挥挥手,“哪宽敞去哪跑,别在这地方瞎转悠。”他从水塘里爬起,捡起扔上来的那截藕:

  “走,进屋去。”

  “这位朱主任……”

  “咱们兄弟进屋喝茶去。”

  “老同学,你这不合适啊,两兵交战都不斩来使。”我跟着胡天成走到院门口。

  “李苏红,人呢?茶泡好没?老谭来了!”

  “好了好了。”李苏红从厨房走出来,撩起垂到眼前的一绺头发,“呀,大文豪来了,蓬荜生辉啊。”

  我把岁月和乡村生活想象得過于残酷了,李苏红虽然没有活在时间和环境之外,但比起同龄的女人还是要年轻一些;比念书的时候胖了,但就算二十年不见,迎面走在大街上,我也应该能一下叫出她的名字来。胡天成把两根藕递给她,去压水井前脱下水裤洗手了。我问李苏红,外面的那个朱主任是咋回事?

  李苏红说:“问他!”

  胡天成听见了,说:“问我?你他娘的还好意思问我!”

  “胡天成,”李苏红一把将两根藕摔到砖头砌的走道上,“今天当着老同学的面,你把话说清楚,我怎么了我?”

  我差不多知道怎么回事了,赶紧让胡天成住嘴,捡起藕把李苏红往厨房推。李苏红抹了把眼泪,嘟嘟囔囔地说,我招谁惹谁了我。他来是跟你谈判,你们爱怎么谈怎么谈,他离婚也罢,死了老婆也罢,跟我有什么关系?一个大男人,事情处理不好,倒来怨我!我就劝李苏红,天成这是在乎你呢,隔壁这厂子,搁谁眼皮底下都闹心,你就多担待点。李苏红说,我哪天不担待他?不担待我会跟他来这荒山野岭过日子?老谭你出门喊一嗓子,除了大黑,你能喊出条狗来都算你有本事。结婚多少年了,他还在为倒插门那点事跟我找别扭,你说倒插门算个屁啊。我都跟他说了,实在想不开,等我爹妈死了,我让小程改姓胡,不姓李了。

  从厨房出来我又去劝胡天成,我说你可不能再欺负我同桌了,人家李苏红多么情深义重、深明大义啊,换个女人,一天得跟你急眼十八回。别攥着珍珠不当宝贝,这要被咱们班男同学知道了,肯定排着队过来跟你拼命。胡天成用鼻子笑了笑,说,端着醋碗当红糖水喝,心里头谁酸谁知道。我还想着让他尽快把朱主任给放了。私自把人绑了,这算犯事,人家还是个村官,大小也算领导。但胡天成在气头上,欲速则不达,缓缓再说。没想到给缓忘了。

  天地良心,真给缓忘了。那场酒啊,喝得叫一个痛快,用时髦的话说,是爽歪歪,是嗨透了,是酷毙了。我一直想问胡天成,为什么霜降这天非得吃莲藕,喝着喝着也喝忘了。故乡的桃林大曲,真不比茅台差;而李苏红的厨艺又那么好,满桌子的主要食材只有两样,鱼和藕,但蒸、煮、煎、炸,凉拌、清炒、红烧、热炖,一盘盘一样样,李苏红给整出了差不多二十个菜,一道菜一个味,我感觉就是吃了一次满汉全席。

  一边喝一边聊,同学相见,分外眼热,我们把自己都给聊哭了。李小程坐在一边,扑闪着羞怯的大眼,完全搞不明白他爹妈和这个谭叔叔吃错了什么药,说着说着就唱,唱着唱着就跳,手舞足蹈。如果他坚持在饭桌前坐到了我们三个全倒下去,肯定看见谭叔叔至少拥抱了他妈妈三次;当然,谭叔叔也真诚地拥抱了他爸爸起码两次。我不知道李小程那顿饭吃了多久,到了后来我怀疑他爹妈都把他忘了。想不忘也不行,我们最后都喝趴下了。

  后来我认真理了一下头绪,我想知道怎么就喝成了那样。是李苏红先哭的,然后是胡天成,接下来是我。李苏红哭得有道理,她委屈,朱主任三天两头过来,是找你胡天成拉锯,跟她半毛钱关系没有;就算他心怀鬼胎,那也是他自己的事,你怪我理他,我怎么能不理他?你卖鱼卖虾整天不在家,我跟大黑得守着这几个鱼塘啊,打个招呼你总得嗯一声吧。你以为我想整天待在这荒郊野外?这哪是过日子,我这是在坐牢啊。胡天成挥舞着酒杯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豺狼来了你有好酒,别说那个猪头,就是隔壁的高老板,要知道有这等好事,没准儿也把这说客辞了,自己亲自上阵了。我就劝胡天成,不能这么想,夫妻坦荡,相互信任是第一要务,多牢固的婚姻也经不住捕风捉影、疑虑重重。胡天成抱着我,把一杯杯桃林大曲直接变成了眼泪,流了我一肩膀,语重心长地跟我说:

  “兄弟,道理我都懂,可你就是说不清。这几个破鱼塘,我花了多少气力,我就想把事给做好。你做不好,你怎么都做不好。就这几条鱼,我是挑最远的鱼塘捞的,近的没法吃,运到集市上我心里都打鼓,我胡天成他妈的是在害人哪!我真是够了,我是够够的了!”

  我对李苏红摆摆手,让他在我肩膀上多哭一会儿。要隔三差五給男人一个淌眼泪的机会。我以为胡天成就这么一说,酒醒了该怎么跟老窑厂耗下去就怎么耗下去,当年咳嗽他都坚持那么久,这事肯定扛得住。离开老家一个月,接到他电话,胡天成说,转了。我问多少钱?一半。胡天成说。过了足足一分钟,他才接上下一句:你不知道做好一件事有多难。

  那天晚上我也说过这么一句。我说,你俩知足吧,你们不知道做好一件事有多难。我说的是婚姻。我离了,没扛过五年。结婚时我说,挺得过五年再要孩子,免得让孩子受苦。那时候就是说着玩,少年意气,没怎么走心。真就没挺过去,四年十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周五,去了民政局。搞不明白为什么就过得支离破碎、磕磕绊绊、捉襟见肘、六神无主,两个人怎么努力都像同一极的磁铁,靠近的唯一后果就是把对方推得更远。我跟他们俩说,你们不知道做好一件事有多难。然后我左胳膊抱着胡天成,右胳膊抱着李苏红,把脑袋垫在他们并排的肩膀上,嗷嗷大哭。

  那会儿只是喝到位了。我还想着是不是劝劝胡天成,把朱主任给放了,也算给李苏红个面子,但再倒满一杯就喝冒了。这世界上就只剩下了三个人。想必胡天成和李苏红也如此。

  醒来时已经半夜了,外面黑得发蓝,手机断电了,手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歪在藤椅里,口干舌燥,浑身酸痛。我说水,谁有水?胡天成在桌子底下,躺在地上还跷着二郎腿。李苏红趴在她做的一桌好菜的空当处,被我吵醒后抬起头,半张脸上印着套袖上牵牛花的纹路。她猛地站起来,说:

  “小程!小程呢?”

  我看了一圈,小程不在。李苏红已经从卧室跑出来,李小程既不在自己的床上,也没在她和胡天成的房间。她往院子里跑,敞开被酒烤干的嗓门儿喊儿子的名字。我对着桌底下踢了一脚,快起来,你儿子不见了。要不是头顶有张饭桌,胡天成都能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他的酒全醒了。家门口鱼塘一个连着一个,每个鱼塘都能要了孩子的命。

  胡天成把家里的手电找出来,分我一个,胡天成担心我不熟悉地形,让我就近找,他们俩去远处的鱼塘边。乡村的夜黑得干净,辽阔的天空上星星跟水洗过一样,弯月在远处。我喊着小程的名字,间或叫一声大黑——大黑也不见了。

  突然想到了朱主任,我往荷塘边走。离荷塘一百米左右,灯光里跑进一个活物,是大黑。它跑到我跟前,蹭一下我的腿,咬住我的裤脚就往前拖。当时真把我吓坏了,我想小程肯定出事了。影视剧和小说里都爱用这种桥段,但凡狗拽着人走,肯定没好事。我对着黑夜高声喊叫胡天成和李苏红。其实不必这么高门大嗓,夜深人静,咳嗽一声都能响好几里地。

  我跟着狗往前跑,跳跃的灯光里反倒看不见多少东西。大黑停下时,我的手电筒正对着那棵柳树。树根前只有一堆凌乱的绳子,朱主任不在了。大黑哼哼起来。我把灯光对准它,看见它旁边一张简易的长椅上卧着李小程。椅子是胡天成用几块木板拼制的,这家伙竟然也会风雅;长椅可坐可卧,荷叶飘香时候端上杯茶,在飘拂婆娑的柳荫底下,那感觉应该相当不错。

  李小程右侧睡姿,蜷缩成一团,两只小胳膊抱在胸前,眼皮和鼻翼在灯光底下动了动,又平静了。我走到椅子前,准备把他抱起来时,看见椅子上落了浅浅的一层霜。淡淡的白霜在长椅上勾勒出了他八岁的小身形。胡天成和李苏红正朝这边跑来。

  选自《作家》2018年第2期

  原刊责编 王小王

  本刊责编 向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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