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甲取

　　2019年是减税降费年，降低增值税税率、个人所得税改革、社保费降率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陆续实施。自古以来，减税降费都是纳税人热切期望的事，也是古今通行的惠民政策和利民做法。我国历史上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并不鲜见，尤其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繁盛王朝的出现，都与政府施行减税降费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减免税负，促进生产

　　古代的不同朝代，税的名称不一，征收手段也是多样，包括役、赋、贡、助、彻、租、庸、调、捐、算缗、厘金等等。除了政府惯用的常规性减免税手段之外，在灾歉之年、重农劝农、新皇登基、皇帝改元、帝后生日、太子即位、重大节庆等特殊时期和日子，也会实行临时性的税收减免。

　　先秦典籍《礼记·王制》中明文规定：“关讥而不征，市廛而不税。”意思是在关卡、市场等处只稽查而不征关市税，在市场上租用公家的店铺不需交纳商品营业税。孟子认为，实行廛而不税的政策，免收商税，可以调动商人的积极性，使“天下之商皆悦”，有利于促进社会消费和经济繁荣，从而出现“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的场景。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进行税制改革，管仲在齐国推行“相地而衰征”，即不论公田、私田，一律按土地质量的优劣和产量的多寡，分别征收不同数量的土地税，建立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完全新型的土地征税制度；鲁国实行“初税亩”，规定无论公田、私田都要按亩纳税；楚国规定在货物运输途中，“得其金节则勿征”，即如果持有楚王的免税符节就可以免去关税，以宽减税收作为刺激商品流通的手段。

　　汉朝实行轻徭薄赋的减税政策，采取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治国理念。汉文帝两次下诏“除田税租之半”，先后将田租率由秦朝的“泰半之税（农民收成的三分之二）”降为“十五税一”“三十税一”，还将每个成年人每年缴纳的算赋由120钱减为40钱。汉景帝时期，继续实行“三十税一”的田租率，并将其固化下来形成制度。这些减税措施使得民生发展、国库充盈，彼时的“文景之治”便是历史上的著名盛世。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三十二年，免除了博、奉高、嬴等地当年的租粮和畜草。东汉安帝延光元年，京师及二十七个郡国暴雨成灾，朝廷下诏：“又田被淹伤者，一切勿收田租。”这些恤民减税的举措，使得汉朝“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隋文帝杨坚当政期间，政府的赋税收入以租调徭役为主，废除专卖、工商税以及盐酒等杂税杂征，不仅取消了“入市之税”，还提高丁男丁女服役的年龄，缩短了户调额度，将户调绢一匹减为二丈，户调布则由五丈减为二丈五尺，减免幅度高达50%。隋文帝开皇二年，将田租户的应交税额降低，并减少了服役天数。此外，还实行了很多区域性的减税，比如征服南方后，免除江南地区10年的田租徭役；开皇十二年，免除河北、河东三分之一的田租等。以上种种减免税政策，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国家人口、粮食和财产都迅速增加。

轻徭薄赋，百业兴盛

　　唐朝在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起义中建立，统治者深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的重要性。唐朝前期，在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时，就对农业税的减免政策给予了量化规定，如果因水灾、旱灾、虫灾或其他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的，灾情超过四成，免除田租；超过六成，免除租、调；超过七成，则租、庸、调全部免除。唐高祖又规定男丁每年服劳役20天，如果因国事需要增加劳役，增加15天则免除服劳役者当年的捐役，增加30天一并免除田租。唐太宗实行过一次全国性赋税减免和12次区域性的租调减免。这些减税举措，对农业生产的发展乃至唐朝的兴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北宋时期，不同于以往朝代的重农抑商，政府采取农商并重的方式，自宋太祖开始，历朝都颁布过减免税收的诏令。在农业税方面，北宋政府为减轻农民赋役负担，设置了灾害、战争、垦荒、徭役等减免税名目。比如宋太祖下令，对老百姓种桑树、枣树，开辟荒田等，停征租税。在商业税方面，实行关税（即对运输过程中货物所征的税）减免，此外还废除过工商业的杂税。正是因为政府减免商税，激励了人们经商的热情，征税范围扩大，国家税源随之增加。

　　明朝初期，政府制定了很多措施恢复生产、发展农业，规定凡是开荒出来的土地，都可免除三年的租税。此外，还将商业税率由“二十税一”降为“三十税一”，并扩大免税范围。明洪武十三年，在全国实行减税，规定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再征税，此举极大推动了商业发展。明孝宗时期规定，凡遇水旱荒灾，全灾免七分，九分灾免六分，八分灾免五分，以下递减至四分灾免一分，并成为定制。明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一，折合成银子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多少收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

　　清朝初年，政府为安抚国民，实施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也与政府大规模减税密不可分。康熙四十九年四月，安排户部从次年開始，在三年内普免全国一年钱粮。康熙五十一年，颁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将丁银税额固定、不再增收，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税赋负担，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徭役向赋税转化的重要标志。雍正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将实施两千多年的人头税变为了田亩税，税收基础极大增加。到了乾隆时期，其减免税的力度更大，在位期间，乾隆多次大规模实行区域性减免税，还先后五次下诏普免全国一年钱粮。（资料来源：《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