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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女儿”樊锦诗:心之所向的半世纪

时间:2023/11/9 作者: 畅谈 热度: 17376


  

  第四届“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8月19日公布了获奖者名单,“正能量奖”由在上海成长、毕业于北大、在敦煌研究院为习近平总书记做“讲解员”、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获得,以表彰她在过去56年来在研究和保育敦煌莫高窟上的付出——她推动的“数字敦煌”计划利用了现代电子科技,以数字方式呈现莫高窟壁画,为文化保护工作创立新的标准。樊锦诗的贡献大大提高了公众对莫高窟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樊锦诗25岁起就扎根在敦煌54年,她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敦煌守护神”。

  ◎缘定敦煌扎根研究

  1938年7月,樊锦诗生于北平,生活成长在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境非常优越,生活上事事有保姆操心。在爱好艺术的父亲的影响下,她打小就流连于博物馆、美术馆。1958年,娇小的20岁姑娘从上海考入北大,成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生。

  大学时的樊锦诗,最喜欢去图书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叫彭金章的男同学总是会比她早到,帮她占座位。彭金章生长在河北农村。他是考古专业的生活委员,习惯细致地关怀、照顾人,这正是生活上马马虎虎的樊锦诗不具备的。从年轻的时候起,彭金章就被同学、同事称作“老彭”,樊锦诗却始终被人唤作“小樊”。小樊后来说,她对老彭的感觉从始至终没有变过,就是两个字——可信。

  1962年,24岁的她和另外3名同学因实习到敦煌。当中学课文和美术展览中的敦煌藝术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精美绝伦。然而,与洞内的神仙世界、艺术宫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洞外的生活苦恶异常。以常书鸿、段文杰为代表的第一、第二代敦煌人,都居住在破庙泥屋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白面条,配一碟盐、一碟醋。没有商店,听不到收音机,报纸都是10天以前的。每天,樊锦诗要爬蜈蚣梯进洞去做研究。因为害怕蜈蚣梯,樊锦诗改了早起喝水的习惯,这样整个上午都不用上厕所。整个实习期,这里水质不好,樊锦诗的头发就没洗干净过。

  因为水土不服,她的实习期提前结束了。1963年,面临毕业分配,敦煌写信来北大要人,名单里有到过敦煌的樊锦诗。父亲得知后,从上海写信来向学校“求情”,樊锦诗却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就是这么一个“傻”举动,让她的命运从此和敦煌连在了一起。“我被分配去了敦煌,未婚夫老彭在武汉(大学)。学校当时让我先去,有新一批的毕业生之后再把我替换出来。所以我心里也没有杂念,既然国家需要,自然义不容辞。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在敦煌越待越久,对敦煌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而且我脑海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樊锦诗后来回忆说。

  ◎艰苦环境下的毅然坚守

  各自奔向“祖国需要的地方”后,彭金章还是像学校里一样默默关怀着樊锦诗,经常给她写信,告诉对方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当武汉大学的同事张罗着给彭金章介绍对象的时候,这个大龄男青年总表现得不积极。时间长了大家才知道,他有个长期通信的“女同学”。看到信封上的“敦煌”二字,同事们取笑老彭:“原来是个‘飞天呢!”

  再入敦煌,樊锦诗从此几十年没再留过长发。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此后便是长达19年的分离。其间,每隔一两年,樊锦诗才能得到20天左右的探亲假,到武汉与丈夫团聚。1968年11月,樊锦诗与彭金章的第一个孩子在敦煌出生。敦煌条件艰苦,原本怀孕后,她一直申请到武汉待产,可是请求得不到批准。生产之前,樊锦诗还在地里参加劳动摘棉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就在生着煤炉、布满烟尘的简陋病房里生下了大儿子。得到儿子出生的电报,彭金章挑着小孩衣服、鸡蛋等物资,历尽颠簸赶到敦煌,当赶到时已是一周以后。樊锦诗第一眼看到风尘仆仆、挑着扁担的丈夫,感动和酸楚一齐涌上心头。彭金章看到,他们的孩子,就包在妻子的破棉袄里,一件可穿的衣服都没有。

  樊锦诗56天的产假结束后,她只能每天把孩子捆在蜡烛包里,单独留在家。有一天,孩子从床上掉下地来,樊锦诗下班回来的时候,孩子正坐在滚烫的炉子边上哭,满脸都是煤渣。做母亲的却无计可施,只得将孩子送到丈夫的老家河北,托孩子的姑姑抚养。1973年,第二个儿子出生。孩子的姑姑把老大送到武汉,把老二换到河北。这样,彭金章成了边工作边带娃的“超级奶爸”。对于这个四口之家来说,最奢侈也是最美好的事,就是短暂的相见。

  因为不稳定的生活,孩子的学习和成长都受到影响,大儿子已经面临考不上大学的窘境。为此,1986年,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那时,他已经快50岁,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来到敦煌的彭金章,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主持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00多个增加到700多个,为世界瞩目。

  举家来到甘肃后,两个孩子在兰州读书,樊锦诗夫妇探望孩子还需要乘1天1夜的火车。后来孩子大了,或出国或工作,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开始满世界出差。老彭退休后生了一场大病,自此专心在家休养。从同窗到伴侣,彭金章与樊锦诗相伴一生。直到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教授逝世,享年81岁。

  樊锦诗对敦煌的那份守护的信念融进了灵魂:愿倾尽所有,为敦煌奉献一生。当然,也有众多考古学家或研究者等与樊锦诗一样,在大漠坚守,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资料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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