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立河西四郡时正式得名。东汉应劭注释认为：“敦，大也，煌，盛也。”唐《元和郡县图志》解释说：“敦，大也，以其开广西域，故以盛名。”裴矩也在《西域记》中说过，去西域道路有三，“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史料可见，历史上的敦煌，就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战略基地，是丝绸之路上的国际商贸中心。
敦煌的“桥头堡”地位，让这里成为中西文化的荟萃之地，以石窟壁画、敦煌遗书为代表的敦煌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开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石窟壁画：中西交流，文化互鉴
从4世纪至14世纪，即上起十六国，下至元代，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在内的敦煌石窟群在连绵千余年间陆续营建完成，现存数百洞窟保存着历代塑像2000余身，壁画5万余平方米。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
敦煌石窟艺术的内容非常丰富，分建筑、雕塑和壁画三大类，这三者互相结合，是统一的整体，但又各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身发展的规律。
石窟本身就是一种建筑，它是我国汉代崖墓和印度、中亚佛教石窟相结合的产物，其中心柱窟是敦煌早期洞窟的主要形式。洞窟平面呈长方形，前厅有悬山式屋顶，象征殿堂;后部有中心方柱，直通窟顶;四面开龛，一层或重层，龛内塑佛及侍从像，供僧侣和善男信女绕塔观像。敦煌研究院原院长段文杰研究认为，这种形式是从阿富汗巴米扬大佛足下隧道演变而来，形成于西域（龟兹），流传至高昌，十六国晚期已进入河西，北魏时代出现于莫高窟，但它已是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建筑形式。
而敦煌壁画中，多元文化交融的符号特征比比皆是。如275窟弥勒菩萨头上的三珠冠，垂肩的发绺，胸前的璎珞以及交脚而座的格式，显然受中亚、印度、波斯风格影响;胡床后面的三角形靠背，敷饰锦厕，则出于龟兹。弥勒菩萨两侧的双狮座虽是一种很早的外来形式，但这双狮的造型具有汉虎的朴拙感和雄健气概。
隋唐时代，由于中西文化交流频繁，在花纹精美的中国丝绸传入西方的同时，西方的装饰花纹也传入我国，特别是波斯纹样，流行于西域、河西和我国北方。新疆阿斯塔那、青海都兰出土的丝织品上的联珠纹，也常见于敦煌壁画中，如420窟西壁菩萨身着联珠纹饰裙衣。清华大学教授祝重寿认为，中国联珠纹流行的6至8世纪与波斯的6至7世纪相近或略晚，中外显示出同步发展的趋势，说明当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和密切。45窟盛唐时期《观音经变》中的《胡商遇盗图》，画一群胡商赶着毛驴、载着丝绸，说明汉唐以来，中亚、西亚商贸往来不绝。
285窟有大代、大魏大统四年至五年的造窟题记，这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纪年题记。在这个题记下面，有成排的男女供养人画像。从这些画像和题记，不仅可以判断此窟是鲜卑族出资建造，而且对于探讨河西鲜卑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段文杰指出，石窟艺术是敦煌“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站口这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的确，敦煌石窟在以汉晋中原文化为基础的本土文化之上，大胆吸收了中亚、西亚佛教艺术思想内容，并把它传入了内地;又不断接受了中原佛教艺术在思想内容上的新成果，将它传播于中亚等地，完成了中外文化互鉴交流的千年延续。
敦煌遗书：世界文明，中国贡献
1899年（一说1900年），在莫高窟第17窟，后称“藏经洞”中，不经意间发现了起自晋止于宋初的3万余卷古写本和一些古刻本，其内容以佛教经典为最多，还有道教经典，经、史、子、集四部书，俗文学，域外古语言古宗教，社会经济资料等。除汉文文献居多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和梵文等非汉文文献。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到敦煌盗劫了近万卷;接着法国人伯希和到敦煌又盗劫了最精华的部分5000余卷。随着国内敦煌学研究得到长足发展，在敦煌遗书资料方面，北京图书馆除原藏9000余卷外，又将国内流散在社会上的遗书收购集中，现在收藏已过1万卷。他们还通过交换的方式，将伦敦博物院所藏斯坦因劫走的7000余卷，统一拍摄了一套显微胶片。巴黎图书馆所藏伯希和劫走部分有90%的四部书卷子，和非汉文文献计2600多卷，也已拍成照片由北京图书馆收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遗书卷子照片和显微胶片，已达全部敦煌遗书的三分之二以上，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料保证。
不容置疑，敦煌遗书的发现，为我国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甘肃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原主任周丕显认为，经、史、子、集四部书六朝写本和唐写本，于校勘、训诂、辑佚有极大贡献;梵文、粟特文、于阗文、龟兹文写本，对中古时代语言学的研究有极大贡献;没有入藏的佛经和未经宋元人修改的道经，对佛、道教史的研究有极大贡献;社会经济资料，对唐代社会经济和土地关系的研究也有极大贡献。
专家研究认为，敦煌遗书的儒家典籍中，《尚书》《论语》《诗经》系统的各种写本最有价值。《尚书》是我国古代重要文告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研究西周奴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又是我国2000多年来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也是研究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
挖掘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资源，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敦煌遗书给我们留存了无限量的空间和内容，这是泱泱世界文明中国贡献的最真实的文本記录。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血脉传承中对历史、社会、经济、文化不懈探索与思考的清晰脉络。
简牍文献：丝绸之路，你来我往
1906年至1908年，自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掘得705枚汉简起始，甘肃陆续出土了大量汉代简牍，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包括悬泉汉简）等。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张德芳说，西北地区所见7万多枚汉晋简牍文献，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汉简中关于康居的记载极为丰富，不仅是我们研究汉与康居以及两汉丝绸之路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敦煌悬泉置出土一件完整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据张德芳释文，全文293字，记录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贡献，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成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
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又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对我们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甘肃出土的大批简牍特别是汉简，作为汉代的墨书真迹，为研究汉代书体的渊源流变，提供了重要证据。通过它可窥见一代书风，洞悉汉人的用笔及隶书的真谛。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锷著文认为，简牍文献作为当时的原始记录和文书档案，可以订正很多史书中错误的记载，还可用其资料补文献记载之不足。利用简牍文献，可以解决历史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千古之谜得以重解。
为了通过解读敦煌让世界认知中国，应该从国家层面加大对敦煌出土的大量汉文和非汉文文献以及简牍文献的整理研究，拂去蒙在其故纸典籍上的灰尘，清理其粘于简牍的泥沙，真正让千年前的文献重见天日，不断梳理出藏于字里行间的无数个中华优秀文化因子，使其活起来，激活它们在新时代的新的生命力。
科技保护：文物安全，科学共建
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同有关专家、学者和文化单位代表座谈时强调，要加强对国粹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扶持。要关心爱护科研工作者，完善人才激励机制，为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搭建更好平台，提高科研队伍专业化水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使大家备受感动、备受鼓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75年来，几代敦煌人用匠心呵护遗产。目前，敦煌石窟已基本建成了以文物安全、科技保护和科学管理为基础，以安全保卫、抢救性保护、预防性保护为手段，以专项法规、保护规划、数字保护为主要内容的综合保护体系。敦煌人探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程序和规范，广泛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规范，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完成了敦煌石窟211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3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43身彩塑和2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先后上线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在对文物的保护研究上，敦煌人多年来一直践行着依托先进理念、高科技手段的原则。“莫高窟游客承载量”预防性保护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壁画保护修复方法体系建设……这些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不仅有力地保障了敦煌石窟的文物安全，而且推广应用于全国，有效提升了我国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技术水平，推动了整个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科学化、规范化进程。
仅仅这5年，敦煌研究院管辖的6处石窟共申请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38项，文物保护专项经费1.57亿元，用于壁画保护修复、防洪、崖体加固、文物数字化等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以及安防、消防等文物安全项目建設。以上项目及工程的实施，有效缓解了石窟面临的安全问题，文物保护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随着国家对敦煌学学科体系建设、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的指导和支持力度的持续加大，敦煌文化的创造力和中国文化传播国际影响力将不断得到提升，敦煌势将成为世界文明中国贡献的成功典范。（资料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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