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书源

　　马啸承认，如果不是6月9日高空坠落的那个玻璃杯重重砸在儿子经常玩耍的地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妈妈防空队”。

　　玻璃杯摔下楼的那一夜，没有亲眼目睹的马啸却觉得“好像砸到自己身上那种疼”。

　　2019年夏天西安一群妈妈自发在小区组建消除高空抛物行动队的消息，在网络上被迅速传播。“我们这个队伍的成员大多是由职业女学习组成的‘辣妈而不是退休大妈，不蹲点不巡逻，利用互联网思维随时排除我们孩子身边的安全隐患。”马啸对记者说。

　　果皮纸屑、桌椅板凳、文具水瓶……这群妈妈正在和小区里每一只高空抛物的手“死磕到底”。

　　这个名字里含有“常春藤”的小区，由6幢高层住宅组成，最大的特点或许就是名副其实：小区四周环绕着西安交大附中、附小和附幼一整套教育资源，陪读家长、高校老师、托管班和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一起构成了小区的生态。

　　“我们成立‘妈妈防空队的本意，就是保护我们的孩子。”马啸说。

　　“大获成功”

　　没想到，就在记者和马啸见面的第二天，一场高空抛物毫无预兆地发生了。

　　7月12日上午10时左右，记者闻讯赶到时，只见常春藤花园小区1号楼地面上，四散着近20支水彩笔，一个透明笔盒匍匐在旁，最触目惊心的是一把一同坠下的手工剪刀。

　　目击者牛先生和张大姐事发后蹲守原地保留证据，视频和图片作为“举报证据”被目击者传到了业主微信群。

　　不久后，“妈妈防空队”的主要成员悉数到场，派出所两位民警和物业负责人也纷纷赶到。

　　目击者牛先生举证，“那双手，是从25楼那条外墙装饰棱上方二三层以内伸出窗外的”。

　　接下来就是一场有的放矢的扫楼。寻访到25楼时，户主赶忙把人请进家中，她指着平台上散落的和楼下“同款”的3支水彩笔和文具碎片投诉：“楼上的文具估计是先落到了我家平台，被墙壁冲撞回弹后落到了道路上。”

　　这位大姐家的窗户正好位于这栋楼平台的上方。25楼平台是高空抛物“重灾区”：水、纸团、空瓶……大姐一家不得不一有空就打扫平台。

　　行动队继续向楼上寻访，27楼一户人家中的儿童房内发现了“同款”笔，在监护人在场情况下，民警单独进屋询问这家的小女孩，女孩坚称并未扔笔下楼。

　　之后寻访依旧无果，但跟着扫楼的“妈妈防空队”，却觉得这次行动算是真正意义的“大获成功”。

　　“以前，总是我们几位妈妈冲在第一线，但是这次，目击人第一次为我们主动提供情报并且帮助保护现场;民警和物业也不像以前那样，因为高空坠物没有砸伤人就觉得不算紧急，而是陪着妈妈们耐心询问。”马啸说。

　　不过，眼下距最理想的状态还有“一步之遥”。“如果再遇到高空抛物，‘妈妈防空队成员在报警且联系物业后能够不用再E楼，只需要在事情处理后追踪结果，就是我们理想中的标准化流程了。”另一位主力队员、女儿正在上小学的大学老师白晶晶解释。

　　“以后再遇到高空抛物，请马上拍照、录像、保护现场、给我打电话，我赶到后会报警，等警察来，死磕……我会在一个小时内赶到。”马啸在朋友圈中曾为自己打了一则公益广告。

　　这则朋友圈的发出日期是6月9日，即“妈妈防空队”成立第一天。“这不仅仅是一则广告，也包含了我们小区在遇到高空抛物后的具体行动流程。”马啸解释。

　　6月9日那一天，马啸在小区业主群里看到了自家所在的3号楼有人扔下玻璃杯的消息。短暂的沮丧和焦虑后，她坐不住了，在近500人的业主群里写下标语一一“消除高空抛物，我在行动”，并倡议：愿意加入的住户在群里接龙。当时，自主接龙的人不足10位。见接龙者大多是年轻妈妈，马啸就组建了妈妈群，之后又在朋友圈亮出二维码。

　　此后的每个礼拜，“妈妈防空队”的人数与日俱增，而马啸记录的“小区发生过的高空抛物清单”也随着新成员带来的信息逐渐变长。

　　“拖把棍，装着尿液的瓶子，点着的纸团……”清单上列着十多条看似匪夷所思的高空坠物。“这就是我们真实生活的环境，无需回避。”马啸对记者说。

　　作为“妈妈”

　　“那个玻璃杯绝不是第一次！”装满尿液的矿泉水瓶，在今年5月被扔到3楼业主家的平台上;也曾有过路人被楼里扔下的一只鞋砸到了头，幸好没有受伤……

　　马啸坦言，其实几年前，包括她在内的大多数“妈妈防空队”成员，听闻高楼坠物受害者的新闻，都觉得距离现实生活很遥远。

　　1985年出生的马啸高挑斯文，戴半黑框眼镜，着一身蓝色职业套裙。2017年搬入小区时，她是一位喜欢“宅”在家的上班族妈妈。而今，她加入的小区业主群己近20个，是不少群的核心人物。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被逼上梁山，进化成了“事儿妈”。

　　“只要是和我孩子成长环境相关的事，站出来就是我的本能。”馬啸对于社区的关注，是从2018年初物业对“暖气不暖”问题久拖未办开始的。

　　常春藤小区是被一条小马路隔开的“南苑”和“北苑”两片住宅区，两片区域内业主使用不同的门禁卡，生活区域以马路为界，很少往来。小区运行10年以来，业委会一直没能成立，业主们缺乏和物业对话的有效机制保障。

　　马啸找到当时的物业经理反映暖气问题时，却被人反问一句：“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她的斗志被激发。

　　她一面在线上联合业主，把自己的群名片改成“欲成立业委会的马啸”;一面收拢证据和相关部门反映交涉，物权法、民事诉讼法、西安市物业管理条例被她翻得滚瓜烂熟，重点条款处都做着彩色便签的备注。最终，暖气问题在众人努力下彻底解决，小区业主还获得了前几年物业没有发放的“暖气结余退费”。

　　尽管最终业委会因为“候选人人数不足”未能成立，马啸却在业主中有了“死磕”的名声，也为后来的“妈妈防空队”聚拢了人心。

　　6月23日，小区4号楼高空坠下一个铁质框架的小板凳。当晚，马啸在群里发动那栋楼的居民，加入第二天上午由社区片警带领的入户劝导排查队。

　　次日，人们跟随民警从4号楼顶楼33层往下挨家挨户排查。小板凳的源头被锁定在11楼一户经营学生托管班的租户房内。这家门外，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废弃板凳。然而，托管班负责人矢口否认。

　　熟悉小区的片警张警官颇有语言艺术地和负责人提了爪要求：现在托管班里大多是青春期孩子，情绪不稳，建议在窗户外加装防护网。这位负责人同意订制防护网。

　　小板凳排查行动就此结束。“妈妈防空队”获得了另一种“胜利”：街道安监所因此事向小区物业发了通知，建议全面安装监测高空抛物的高清监控，物业予以采纳并开始落实。

　　谁来买单

　　7月11日早上，马啸的情绪第一次因为“妈妈防空队”决堤，发泄式地大哭。

　　起因与钱相关。这几天有媒体向马啸问起小区安装监控的经费来源，马啸回答这笔资金是由开发商垫付的，此后希望由小區这几年的公共收益来承担。她无意动用业主大修基金。

　　有人会错意，把马啸的话理解为：即使是动用大修基金，也要把摄像头装起来。—石激起千层浪，有些不知情的业主对马啸冷言冷语。

　　实际上，马啸他们最初向物业倡议安装摄像头，是在看到一则杭州新闻后的灵感——

　　杭州一个小区为了防止高空抛物，街道出资购置了.47个“防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因此，“妈妈防空队”在倡议安装摄像头的同时，也期待相关部门能负担这笔费用。

　　好在常春藤小区的监控终于开始全面布线，在艰难中推行。然而，马啸并不想止步于此：小区临街商铺万—发生高空抛物怎么办？毕竟我们的孩子是要走出这个小区的。

　　物业回复，小区外围属于市政道路，无权僭越安装。马啸又想去和有关部门交涉。“高空抛物本来就是需要政府、物业、居民都行动起来的事隋。”她说，“一旦合力形成，所有利益和责任主体都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与高空抛物一样悬在心头的，还有小区里“服役”10年的外推窗。

　　这些在居民购房时开发商配置好的窗框因为年久失修，大多数的窗框和窗户连接处松动了，不少家庭甚至在窗户上拴上绳索，平时拉着绳索才敢开窗。不少业主向物业提出集体更换小区所有外推式窗户。这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成本，物业负责人没有松口。

　　众人希望马啸作为“妈妈防空队”的主力，帮助说服物业。马啸却反复斟酌：更换费用全由物业承担是否合理，是否有折中办法，比如安装防护铁丝网等造价更低的办法？

　　“妈妈防空队”内部一度因此出现分歧。

　　润物无声

　　即使到现在，马啸5岁的儿子行行对于“高空抛物”4个字依旧没有任何概念。“我作为一个母亲，为什么要告诉孩子他生活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加深他对世界的恐惧呢？我只希望，通过努力消除这些不安全因素。”

　　马啸告诉记者，她之所以选择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也是为了疏导自己性格中极度敏感脆弱的部分。

　　刚开始成为社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时，她在朋友圈常用的配图是美少女战士漫画和那句经典的“代表月亮消灭你”。她说，这是在面对戾气时，维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暗示。

　　而今，这位常常自称“宝宝”的年轻妈妈，发这张图的频率越来越低，“内心强大了，心理建设能力也就强了”。

　　6月物业在小区里悬挂禁止高空抛物的标语后，马啸有了新的创意。她在各个业主群中作为发起人晒出了“旧物交换”的海报，并引导儿子在家中整理出好几筐闲置玩具。次日，她带着行行在物业宣传标语下方设摊交换旧物，吸引来了十多对母子。

　　整场活动中，马啸没有说起类似“杜绝高空抛物”的任何话。她觉得，站在物业的标语下行动，正是“润物细无声”。

　　“我们小区有一部分人，的确在表达问题时戾气太重。”马啸试图缓解，她新近建立了一个名为“邻里自嗨——美与美的相遇”的群，在群里发起兴趣活动：以家庭为单位，去从事插花行业的居民家学习插花。那次活动中，大家颇有默契地没有提及社区里那些亟待改善的事。

　　“目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刑法中对于高空抛物的明确具体规定尚未出现，但是这并不能够成为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松懈不到位的理由。”上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风章读出了“妈妈防空队”一有风吹草动就报警的无奈。

　　在李凤章看来，高空抛物发生后，对于亲历者造成惊吓等精神损害的，亦构成侵权行为，受害人也有权追究抛物者的侵权责任，“只要高空抛物者存在抛物的主观故意，哪怕没有造成伤亡后果，该行为也应该予以排查和相应处罚”。

　　实际上，“妈妈防空队”里不乏男性以及未育女性的身影。几位在团队里默默奉献的大哥理性严谨，常常把妈妈们需要的举证资料准备得很完善。熊梓彤是其中一位“非妈妈”成员，他以往觉得维权是一件门槛很高的技术活，直到看见马啸迅速争取安装摄像头的举动后，才意识到自己也能做许多力所能及的事。

　　“我们是母亲，就应该由我们出面，这是在监督高空抛物时最响亮的理由。”妈妈们明白，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斗面前，“妈妈”是一个天然正义的名义。

　　不过，马啸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退出“妈妈防空队”，她更希望，“妈妈防空队”不再是一个专有名词，而是人人可为的举手之劳。

　　“一切行动都不能偏离了我和孩子美好生活的初心。”马啸说。（资料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