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5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中国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己走过30多年。在民间，申报世界遗产工作被亲切地称为“申遗”，就好像“申奥”一样，曾被大众看作是一项世界级的荣誉。与奥林匹克盛会相似的是，各个缔约国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数目，如同金牌榜一样，一直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随着近日第四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召开，中国的“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和“良渚古城遗址”双双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拥有55处世界遗产，成为世界遗产总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对于文化遗產保护工作者来说，世界遗产体系带给我们的价值并不等于一个国家遗产地的数量，也远不止一份国际荣誉那么简单。加入《公约》以来，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从观念到实践经历了变革。我们看待世界遗产体系的目光从不解到贯通、从质疑到交融，这个过程本身即是一段双向影响、不断深化的认知之路。回顾这段发展，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对世界遗产价值的认知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对世界遗产价值体系的学习”。20世纪80年代，作为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加入《公约》，不仅将丰富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化为展示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并且通过开放和交流汲取了国际先进保护理念，获取了必要的援助和技术支持。这阶段，由于中国对世界遗产体系的规则不是很理解，更多依据传统文物保护的思路在试验性推进。
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价值的冲突和理念的表达”。1994年，《奈良真实性文件》的讨论与发布，正式将东西方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价值冲突推上国际舞台。这场讨论不仅让国际学界正视东亚木结构建筑与西方不同的材料属性，并且促使中国重新思考我国传统观念与国际文本之间的深层关系，进一步从文化语境角度深入考量了世界遗产体系保护自然和文化多样性的初衷。
第三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探索对国际理念的融合与推动”。2011年，在对世界遗产类型深入研究认知后，中国第一次主动将杭州西湖申报为“文化景观”遗产类型，并顺利列入。与15年前庐山国家公园的被动申报所不同的是，此次申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国际化的语言作了充分阐述表达，标志着民族精神与世界遗产话语体系的融合。
加入《公约》以来，中国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今天世界遗产大国的转变。世界遗产体系推动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促进了中国遗产保护观念的转变，今天的中国也有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为世界遗产保护作出贡献，事实上中国也已经在这么做。无论是柬埔寨吴哥窟保护工程、“丝绸之路：长安一天山廊道的路网”的跨国申遗，还是未来可能在非洲开展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中国都希望通过世界遗产平台，加强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为促进全球和平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资料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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