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凌晨3点35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先生去世，享年105岁。

　　徐中玉，文学界泰斗，教育界扛鼎之人。他主编的新时期第一部《大学语文》教材，发行量累计超过3000万册，不止一代人受惠。

　　他是个线条刚硬的人，一如他的面容，但对待学生，又如冬日暖阳。就在不久前，他的弟子毛时安去看望徐中玉先生，写下了深情款款的文字：“我1982年从大学毕业，其后每年去给先生拜年。……在先生的身边，总可以感到阳光和力量。”

　　如今，先生将与施蛰存、钱谷融这些师友在天上重聚，这场最后的觌面就将成为永恒的纪念。

　　延续三十五年的约会

　　“先生我来看你了！”我贴着先生的耳朵对他说。下午三点，轮椅在病房的门口。窗外烈日炎炎。光线透过窗，穿过病房照了过来，气色很好。柔和的脸上泛着淡淡的红光。105岁的先生坐在病房门口的轮椅里，看到我，喉咙里发出“欧欧”的声音，几次抬起手来，朝着病房的窗边指指。窗下有椅子。我知道先生是示意我去坐。

　　先生极重礼仪，2016年我和同学一起去拜年，他还不顾我们再三阻拦，坚持在阿姨的搀扶下，一直把我们送到走廊门口。从1983年开始，先生总是送客到楼梯口，几十年从未变过。那时，我心里知道，这样的情景可能不会很多了，下楼梯时很留恋地回头望了望。

　　我1982年从大学毕业，其后每年去给先生拜年。有时风雪交加，有时阳光和煦，有时地冻三尺，有时却也春意料峭，三十五年未曾间断一次。每次去先生总是安详地坐在一把藤条也磨断了，绑着浅黄塑料带条的老式藤椅里，面前的写字桌油漆剥落已经露出了木头原色，一摞报纸，一把剪刀，堆得满满当当的书籍。先生不喜欢玩，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几十年来，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大事情，先生就像一块大河中的巨石，静静地坐着，做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做的事，无怨无悔。先生是那种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在心，忧国忧民，又嫉恶如仇态度鲜明的读书人。在先生的身边，总可以感到阳光和力量。每年春节，从先生的书房出来，我就像加足了油。先生近年记忆严重衰退。我是他还记得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2014年12月，我和上海电视台去探望先生。为了让先生高兴，我特地买了一个绒毛的玩具蒙奇奇。白色的身体，呆萌的表情，还散发着甜甜的香味。营业员一听是送百岁老人，高高兴兴地包装起来。我交到先生手里，先生像个大孩子，乐呵呵地看了又看，还拿起来闻。然后兴致勃勃地看着电视摄像机，问我要做什么。我在他耳边说，你对着它向全上海人问好。先生很高兴，大声说了一句，大家新年好！先生背后是我请郑辛遥画的漫画老寿星。

　　以志业充实生命

　　先生并非世家子弟。父亲靠行医为生，母亲是不识字的农家妇女，家境并不宽裕。两个姐姐读完初小后，便辍学打工，维持家用。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先生在教育上得到父母全力的培养。在读书时有两个先贤深刻影响了他。一个是古人阎典史，一个是今人“陈先生”。

　　阎应元是明末清初的江阴县典史。阎典史面对清军24万铁骑，200余门重炮，曾率六万义民困守孤城81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仅老幼53口幸存。阎应元被俘后决不向清廷贝勒下跪，被刺穿胫骨，英勇就义。被家乡人民赞为“天地正气”“古今完人”。“陈先生”是先生高小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名叫陈唯吾，二十多岁，是中共地下党江阴县委书记。他教书活泼生动，态度也亲切热情，后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英勇牺牲。“阎典史”的民族气节和“陈先生”的英雄壮举，奠定了先生人格的基石。我追随先生近四十年，时不时能在先生的言谈举止中看到他童年的精神烙印。

　　中央大学三年级时，先生从学于叶石荪先生。叶先生游学欧美，主讲文艺心理学，却反复强调，古代文论是一个宝库。那些著名文艺家们的甘苦之言尤其可贵。在叶先生的指点下，先生最后把一生的志业锁定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大学毕业，先生放弃高薪工作，考进了当时地处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指导老师是冯沅君、陆侃如教授夫妇。先生身处荒山斗室，两年攻读了宋代的大量诗论。孜孜兀兀，完成了30万字的毕业论文《两宋诗论研究》。身在家国危亡之际，1941年先生整理、出版了他第一本学术著作《抗战中的文学》。系统地回答了抗日战争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作品对抗战的作用、怎样加强文学的抗战等重大问题，提出了当时文学面临的重大任务。先生1952年任教华东师大中文系，他的学术和当时的新中国一样，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春天。

　　先生一生历经坎坷曲折，甚至曾被赶出中文系。但先生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他以太史公发愤著书自勉，二十年间扫地除草之余，新读古籍七百多种，积累卡片数以万计，近一千万字。多少年后，作为先生的弟子，我看见那一箱箱发黄带着霉点的卡片，懂得了一个人在逆境中该如何处世、行事，如何以志业充实自己的生命。

　　如同大树荫庇后人

　　先生古稀之年复出，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百废待兴中，他提出“古为今用”，让古代文论推动中国化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先生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早在1980年春，先生即已意识到一个大时代已到来，认识到国学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宏观框架中的价值。针对当时这方面的人才奇缺，先生倡导、举办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延请了郭绍虞、程应缪、钱仲联、施蛰存、程千帆、朱东润、舒芜、王文生、吴组缃、许杰、钱谷融……二十余位名重一时的名家大师，从四面八方来到丽娃河畔的文史樓，把各自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最有心得的精粹，集中传授给全国各地近40名学员，盛况空前。这些学生日后都成了全国各高校的教学科研骨干。

　　作为一生的文化理想，先生亲自主编《大学语文》，并且不断充实、调整、更新。近三十年来，《大学语文》出版总数三千多万册，惠及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几代莘莘学子。作为教育家，先生提倡学术民主，惜才爱才用才。前辈、同辈、晚辈，包括特殊时期伤害批评过自己的教师，他都一视同仁，放手使用。老中青各得其所、各尽其才。教学上，先生大胆创新，敢为天下先。上任不久，即在全国高校中最早试验学分制、免修制、选修制。特别是通过自愿考试选拔本科生，给予特殊的研究生式的定向培养。不拘一格鼓励学生在自由竞争中脱颖而出，大胆成才。甚至有文学才华的学生可以发表、出版的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替代作业和考试成绩。

　　先生桃李满天下，培养的研究生南帆、周锡山、祁志祥、谢柏梁、谭帆、田兆元……都已卓然成家。我自己也是先生办学思想的受益者。我出身寒门，也与先生非亲非故。先生有教无类，完全不以门第取人。先是经过考试免修了文学概论课，大二又成为先生定向培养的古代文论弟子，参加了1980年3月开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师训班，后来又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四卷本中唯一的本科毕业生的分册主编。临毕业，先生题严羽《沧浪诗话》“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勉励我走正道，高要求。

　　人为什么活，应该怎样活;人性善还是性恶，利己还是利他，是古往今来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命题。各人有各人的思考、选择，先生选择了“为他”的人生。对于他来说，这更有意义。我没什么能耐，一辈子磕磕碰碰走到今天，能为社会服务，愿意为年轻人做事，大体是受了先生人格的深刻影响。

　　2014年，我应邀为上海文学艺术大奖起草颁奖词，我为先生写道：一百年追随祖国追随时代追随人民，不离不弃。他敢于担当，勇于直言，深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家国情怀。八十年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的积累研究，经世致用，融汇古今，特别重视古代创作经验的当代总结，著作等身。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竭尽全力。

　　先生一生漫步在大学校园内，埋头于经典和书斋。教学、工作之余，他永远端坐在书桌前，一杯茶、一张报、一卷书、一把剪刀、一摞稿纸，时代、学问，多少家国之事，像漫天流云，从他眼前掠过。（资料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