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

　　

　　

　　

　　“跑了三天，开了个没用的证明，您觉得这事荒唐不荒唐？”

　　一名律师帮被告人办户籍证明，来回折腾了三天，跑了基层派出所、县公安局，最终却拿到一纸无用的证明。这段视频在《问政山东》节目里被播出后，主持人这样问山东省公安厅负责人。

　　同一期节目里，针对机动车挂牌登记不合理收费现象，主持人再次问这位负责人：“便民意味着收费吗？”

　　在这档在省级卫视直播，问政厅局级官员的节目中，“辣味”是常见的。

　　山东省住建厅副厅长周善东在录制完节目后说：“对省直机关来讲，这就像一场大考，出了好几身汗。”

　　电视问政形式，在中国并不新鲜，曾有一个县的环保局因为电视问政，整个领导班子被集体免职。不过，此前被问政的多数是县处级官员，鲜有厅局级官员。

　　近日，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问政山东》，首次让厅局级官员坐在了镜头前，且“辣味”不减，直播形式不变，在切实解决了许多民生问题的同时，也把电视问政这一舆论监督形式推向深入。

　　问政省直机关

　　外人恐怕无法想象，《问政山东》的总制片人、山东广播电视台舆论监督部副主任原宝国最初得知要做这档节目，是从新闻中听说的。

　　2019年2月11日，山东省政府召开工作动员大会，省委书记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创新“公开监督”机制，推行“电视问政”“网络问政”，把评判权交给服务对象和群众。

　　省台主动承担，省里也有交付担子的意思。在动员大会召开8天后，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的节目团队成立了，首批被问政对象确定为各省直部门负责人，节目的播出时间定为3月3日。

　　原宝国告诉记者，此前全国各地的问政节目已有不少。虽然领导没有明确说节目的制作标准，但他们都明白，起码不能比其他省已有的节目差。

　　问政厅局级官员，并不是个容易的事。节目组认为，省直部门的职责，通常以政策发布、动态监管为主，不算是实操性很强的部门，与基层问政极为不同。因此，百姓反映的民生问题，因属地原则，解决方案大多在基层，板子想打到省直部门，就有可能打歪。

　　几经探讨，节目组最终达成共识，通过不同案例寻找问题的共性，用这种共性来问政相关厅局负责人。“选题的方向是领导关注、群众关心、具有典型意义，并且能够解决。”原宝国说。

　　節目组列出了一份问政名单，即每周需要被问政的省直部门，交给了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联合成立的省创新公开监督机制协调办公室，再由该办公室协调联络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参加节目录制。名单中，与百姓相关的住建、交通运输、生态环境、卫生健康、教育、民政等省直部门排在了前面。

　　问政节目，必须要有案例支撑。节目组设定，每期节目挑选四到六个案例做深入调查，根据调查情况，再设计节目流程。

　　舞台上有两位主持人，一位是督办员，一位是主持人。团队特意给二人进行了角色化、标签化的设计。女主持是督办员，始终从问题出发，情绪可以稍微感性一些。男主持则像是一个稳定器，扮演着有一定社会阅历、相对理性、掌控节奏的角色。

　　“我们参照了其他的问政节目，发现一些主持人成了主角，甚至情绪有些失控，这是不合适的。我们的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主持人不应该成为主角，主角是被问政的厅局‘一把手以及问政代表。我们要让受众感觉到这个节目是诚心诚意的，而不能是一个表演的秀场。”原宝国说。

　　问政代表的选择也颇费一番心思。节目组敲定了每期大约20人的问政代表团队，由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代表以及案例涉及的群众代表组成。他们可以向厅局负责人发问，也可以举起手中满意或不满意的牌子，对被问政官员的回答打分。

　　另外，现场还有一到两名观察员，通常是政府参事或大学教授，对案例和被问政官员提出意见、给予评价。

　　从录播到直播

　　第一期《问政山东》是录播的。

　　山东省住建厅是“第一个吃螃蟹”的省直部门。节目组准备了几个案例，在录制之前，对团队之外的所有人都严格保密。

　　这期节目的观察员是山东省政府参事宋传杰。他回忆说，直到节目录制当天上午，自己才知道当晚要问政省住建厅，而直播脚本、案例素材，因为保密原则，自己没有拿到，只能到电视台之后“尽量与主持人和问政代表多沟通交流，表现得默契些”。

　　当晚，节目揭晓了案例，分别是建筑生活垃圾偷乱排放、疑似违规建设的别墅群、“套路”消费者的房产中介机构以及农村厕改。

　　在谈到疑似违规建设的别墅群时，问政代表发出了连环问。住建厅一名负责人表示，对于该别墅群是否属应拆除的违建，需要回去查一查。一名省政协委员立即问道：“你在济南市拆违拆临过程中，没有进行排查吗？没有进行摸底吗？为什么现在还要再去调查呢？”

　　节目播出之后，在省内和网络上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用节目组的话说，“毁誉参半”。有网友表扬他们直中要害、解决民生问题，也有网友批评他们不敢直播、一定是剪辑过的。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也看了这期节目。他提出，节目很好，但是第二期一定要直播，并且应有大量观众入场观看。另外，每期节目应有两名副省级领导到场旁听。

　　4天后，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在面积大了一倍的演播厅里接受了直播的电视问政，现场观众增加至200名，一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和一位副省长到场旁听。

　　在之后的每一期《问政山东》中，这些都成了标配。不同的是，第一次直播进行了60分钟，之后的直播则固定在70分钟左右。

　　直播，不仅仅让被问政的省直机关面临“大考”，对节目组来说，如何能在直播中表达自己的态度，也是一项考验。

　　第一重表达，是提出“辣味”问题。有些案例自带“辣味”，有些案例需要靠现场发问来体现。问题的打磨也就成了至关重要的工作。

　　另一重表达，是打断。“我打断一下，我们不想听您细说原因了，您就说说这事能不能办？怎么办吧？”扮演着感性角色的督办员在已有的数期节目中都打断过正在解释原因的官员。

　　原宝国解释说，打断是一种态度，因为这是一档问政节目，而不是摆成绩、讲理由、给自己开脱的地方。“我们代表人民群众打断他。你只要回答做得对不对、下一步怎么做就可以了，找这么多理由，还需要你这个干部做什么？”

　　在评价山东省发改委负责人对某个案例的回答时，作为观察员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直言，他们让自己“特别不满意”，因为“两位领导事实上都是剑走偏锋，没有回答问题”。而问政代表们对于类似顾左右而言他、看不到解决路径的回答，则会举起不满意的牌子。

　　面对数重压力，一名被问政的厅局级官员在省委的研讨会上说，自己上这个节目，就像烤了一盆火，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又像浇了一盆冷水，之前一直觉得自己领着团队干得不错，到现场一看，千疮百孔、问题百出。

　　在刀尖上跳舞

　　节目的口碑立了起来，外省的电视台纷纷前来取经。但《问政山东》面临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节目是否能持续“辣”下去？

　　节目组有本能的危机感。年轻记者做社会调查新闻的经验不足，他们思考问题的逻辑、反“套路”的能力，都需进一步提升，而这些技能直接影响了每一个案例的质量。

　　另一方面，是案例的保密问题。

　　节目组发现，有的被问政部门在了解到自己上节目的时间之后，就对可能涉及的问题进行突击检查、暗访或督导，有的地方还专门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应对《问政山东》的直播。

　　节目组因此规定，内部要形成保密机制，每个选题只有编导和记者了解情况，无论是制片人还是部门领导、台长都不知道具体信息，直到“磨刀子会”前，才进行详细沟通。

　　不过，即便保密工作做到位了、问题也提得尖锐了，直播现场也不见得次次都精彩。節目组发现，被问政官员的现场回答开始套路化、技术化、三段论。首先态度诚恳，接着承认错误，最后表示立刻改正。比如，几位厅长都纷纷表示“很内疚”“很痛心”“很难过”“很愤怒”，要“立刻调研”“马上整改”“坚决查处”。

　　节目组意识到，他们在研究这些部门，反过来这些部门也在研究这档节目的规律。他们需要不断打破自己的固有模式，从小切口切入，让追问更出其不意。另外，节目组也向省创新公开监督机制协调办公室建议，可以对参与《问政山东》节目的厅局委办进行现场打分，与网络评价相结合，进行“担当作为”总体评价和排名。

　　《问政山东》除了面临着节目自身的问题之外，也被政府机关长期存在的顽疾所困扰。比如，被曝光的问题存在多部门、各层级职能交叉，“九龙治水”现象严重，无法得到快速有效的解决。

　　节目组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由省创新公开监督机制协调办公室负责协调，每遇到涉及地方政府的案例，都从演播室直接拨电话给地方负责人，并且对方就站在问题案例的现场，和省直机关负责人一同接受相关问题的问政。

　　另外，如何举一反三也是难题。具体的案例被《问政山东》报道了，解决起来往往十分迅速，但类似问题却仍然存在。

　　比如，垃圾随意填埋在某片区域已有多年，相关机构也多次出面，仍难以解决。但经《问政山东》报道后，很快，垃圾就被全部清走。然而，随着进一步的了解，节目组发现，几公里之外另一处被随意填埋的垃圾，依然得不到解决。并且，据节目组了解，相关省厅已因被问政而就此现象提出了整改要求，但效果显然不够明显。

　　这是电视问政乃至外界监督机制都会面临的困境。节目组在做了四期节目之后，专门做了一期《回头看》，此前被问政的四个省直部门负责人回到演播室。观察员宋传杰发现，每个部门似乎都在被问政之后，形成了“从个案到举一反三、从微观到普施政策”的闭环，“结果在《回头看》中，每个部门仍然都再次‘中大奖，被问政调查逐一打脸”。

　　能否举一反三，成为电视问政节目是否真正有效的试金石。

　　节目组向省里建议，可以以季度或者半年为一个周期，通过网络问政答复率、阻挠记者采访情况、被曝光次数、电视问政效果等指标，运用大数据手段对被问政部门、各级党委政府进行用户画像并制作出满意度图表，呈报给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领导，并下发给各地党委政府，形成工作落实紧迫感与长效评价机制。对极其不作为的典型案例，不定期面向社会进行公布。

　　“要珍惜这块阵地，我们是在刀尖上跳舞。现在各地政府也开始重视了，主动解决问题了，这就是进步。它能改变机关的作风，改变大众对官员的印象。”原宝国说，“当然，你也不能指望一个电视节目能解决所有问题。”（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