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斌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曾说，“香港在建设大湾区的角色需要从联系人转向更加积极的参与者、促成者和推广者，这有利于香港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让全港市民都成为大湾区的受惠者。”

　　随着规划纲要的出台，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涉及“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有着7000万人口，经济总量达到1.5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迎来了相互“拆墙”、彼此深度融合的契机。

　　用好香港优势

　　“如何学习借鉴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是这次规划纲要中的一大亮点。”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张燕生说，旧金山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科技创新，纽约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金融，东京湾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如何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使得湾区在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以及现代制造和现代服务方面进入国际一流水平，是这次规划所要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

　　这就涉及如何发挥香港的作用。在张燕生看来，香港是目前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四，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其货运效率全球第一。香港有着一流的金融，在1997年面对金融大鳄索罗斯，成功打赢了金融的“光荣之战”。香港还拥有一流的现代教育，拥有4所世界一流大学。

　　“这些充分证明香港有着非常好的商业模式、管理制度和治理模式，如果能通过粤港澳大湾区，通过珠三角，甚至整个内地和港澳的合作，从而实现中国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将是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价值。”张燕生认为，在从商品和要素的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方面，香港具有独特的优势。

　　过去40年，广东通过与香港合作，成为中国内地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最高的地区，但在张燕生看来，此前广东和香港的合作，还没有真正用到香港的高增值优势。

　　“而在新的40年，我们要真正用到香港的优势，通过香港与内地的合作来推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张燕生表示，在规划纲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巩固提升”，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会议展览及采购中心的地位。

　　“也就是说，在香港的优势领域，规划纲要将其放在一个重点位置上，而将广州、深圳放在一个配合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讲，国家终于认识到要用好香港这一点。”张燕生认为，未来40年，中国应该更多地用好香港优势，以700万人口的香港，带动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从而辐射撬动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内地实现国际化、现代化和法制化。

　　极点带动，轴带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珠三角九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

　　实际上，目前大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强，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现象。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固支撑，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发展资源有限，珠三角九市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區域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资源能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人口红利逐步减退。

　　“因此，在定位的时候，要考虑各城市的现实性、前瞻性和继承性。”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副组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产业规划部部长王福强说，也正因为如此，在规划纲要中，只对四个中心城市予以定位，对于其他各节点城市，只是从总体上指出了一个方向，并没有强制要求珠江东岸一定是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珠江西岸一定是先进装备制造业为主，“规划纲要”中作出这样的安排也是考虑与广东省现有的产业规划进行衔接。

　　在“规划纲要”中，香港、澳门、广州、深圳被定位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对香港的定位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而对于广东两个中心城市广州和深圳而言，分别被定位为国际大都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也与两个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重点息息相关。

　　四个中心城市确定后，规划通过三个极点，将七个节点城市带动起来。张燕生认为，三个极点实际上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三个都市圈，一是港深加上惠州、东莞形成的都市圈，主要面向珠三角东岸，更多的是发挥好香港的金融优势，香港的国际化、法制化、现代化的优势和深圳的创新优势，辐射带动像东莞、惠州这些地区，在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等领域，形成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二是广佛加上肇庆形成的都市圈，集合广州的商贸，佛山的制造，肇庆的宜居优势，共同构筑这个地区成为国际商贸中心，成为综合交通枢纽，成为科技教育文化中心，而广佛肇与港澳的合作，决定珠三角西岸形成重要的装备制造业产业带;三是澳珠带动中山、江门形成的都市圈，主要立足于绿色发展、旅游休闲、文化创意，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发展。

　　协同合作是规划的核心

　　在王福强看来，《规划纲要》是一个跨越制度的规划，是首次由国家规范性文件进行两种制度的规划，也是首次将港澳放进规划之中。此前，在“十五”“十一五”的规划中，都只是有一段涉及港澳内容。在“十二五”“十三五”的时候，将港澳做成专门的一章。而这次是将港澳统一放在规划方案的规划范围内，体现了中央深入推动港澳融合发展大局的导向。

　　“要解决单一城市单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污染共防、环境共治、产业协作等，必须各方协商合作，携手共赢。”王福强说。

　　在合作发展的主题之下，创新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主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说过，建设大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在王福强看来，创新不光是传统理解层面的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一个是代表国际先进规则的港澳自由市场制度体系，一个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优劣，如何发挥两种制度的优势，形成集合两种制度优势的一个大湾区治理规则，这是创新的主线。”

　　在规划纲要中，首要的合作就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王福强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北京、上海的科创中心不同，北京的科创中心更加重视原始创新，因为有大院大所，有很好的国家级科创资源。上海的科创中心则更加重视国际影响力，发挥上海的影响力，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提升科创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中心则定位为协同创新，重点就要利用好港澳的创新资源，整合国际的产业资源，因此，除了地域的协同以外，还有创新链条的协同。比如广州在基础研究领域有一定的优势，深圳在创新链的前端和后端都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可以对相关科创成果进行转化。

　　“仅从科技创新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即使深圳有如此高的研发强度，依然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而香港有四所。”张燕生说。

　　对此，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史维深有感触，他向记者介绍，香港受限于地域、历史等因素，经济形态比较单一，大湾区的建设可以让香港的创新创业在更丰富健康的形态下发展，有助于科技初创企业的成长。

　　“香港在法律、知识产权保护、国际金融方面的优势有目共睹，但目前香港大部分的科研主要集中于各大专院校，而中游的技术转移及下游的工业创新仍比较缓慢，政府除了要在中下游加大资源投放，也需要更加积极与工商界对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创生态链。”史维表示。

　　科创如此，金融也是如此，在广东，间接金融比较强，而直接金融比较弱，香港则强在直接金融。此外，从产业来看，香港现代服务业虽发达，但制造业空心化，澳门则是产业结构单一，随着周边其他国家博彩业的逐渐放开，势必会遭到巨大冲击。而珠三角九市则发展不平衡，处于不同阶段，有的在工业化后期，有的在创新经济发展阶段，有的在服务经济阶段，形成了一定梯队。

　　从现代产业体系来说，就会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相互协作的局面，比如香港的现代服务业必须依托内地的制造业基础，才能发挥其优势。而内地的制造业要转型升级，占领更广阔的市场，也要走出去，需要更高的平台。

　　因此，“无论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中心城市来看，还是七個节点城市，彼此存在较大差异。一旦合作，就会发挥强强联合的综合优势。因此，在科技创新，现代金融，现代产业体系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强强联合以后所形成的区域发展优势和前景非常好。”张燕生说。

　　由市场起主导作用

　　无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远景目标还是战略定位，宜居宜业宜游都成为《规划纲要》中的一个亮点。

　　因此，建设一个生态湾区、绿色园区、人文湾区、教育高地和健康园区、民生湾区，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前瞻性愿景。在一些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医疗教育这些香港绝对领先于内地的优势领域，是否能利用香港的教育、医疗资源，打造一个教育高地，建成一个面向国内，甚至整个东亚市场需求的世界级诊疗中心，推动港澳的长者到内地旅游、休闲、养老。这些，都是大湾区宜居宜业宜游的最好体现。

　　然而，在规划推动过程中，内地与港澳发展模式有着巨大差异。在三地政府协同的过程中，可以借鉴港珠澳大桥建设的管理模式，从中央层面有个专责小组，协调中央各部门和港澳的关系，在地方层面，有粤港澳三地办公室，具体执行层面有大桥管理局。在建设过程中，遇到一些需要中央跨制度协调的问题，由专责小组负责协调，日常工作由三地办解决，具体的落实则由大桥管理局执行。

　　“这一方式可以用在今后规划的推动执行上。”王福强表示，现在中央层面已经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港澳特首被吸纳到领导小组中参与中央的决策与协调，大大增加了沟通的效率。三地和珠三角九市也都成立了相应的协调机构。

　　“但从推进路径上来说，更多的事情，尤其是港澳的事情，最好还是让市场主体来做，让行会协会来做，让专业机构来做。”王福强说，比如，邀请专业人士参与大湾区的建设，这些专业人士，既包括律师、会计师、税务师，也包括社会义工，共同发挥市场的力量，凝聚共识。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已经水到渠成，建设国际一流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一美好前景只需顺势而为。”张燕生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实现三地共享共治，还需要一段较长的过程，“可能是40年，可能是50年，甚至更长。”（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