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祺

　　“赤脚医生”，一个带着时代烙印的特殊名词，曾经在中国基层卫生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改革开放后，“赤脚医生”体系基本瓦解，乡村医生、基层医生一度不再受到太多关注，优秀的人才和优质的资源，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城市和城市的大型医疗机构。

　　但很快，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还是患者都感受到，小病大病往大医院跑，既给患者带来了经济、精力上的负担，对于全民健康保障来说，也并非“经济”的做法。如果能够夯实基层医疗卫生力量，让乡村医生、基层医生发挥更大作用，将会事半功倍地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

　　乡村医生、基层医生，再次受到人们的尊重，再次成为中国实现全民健康理想的重要担当者。让人欣喜的是，一批以未来成为基层医生为理想的年轻学子，正在学校中为实现梦想而做着努力，他们，很快就将成为中国医疗卫生第一道防线上最重要的人。

　　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交通不便，农民求医问药只能靠懂一点医学常识的当地人，就地简单地解决。这些人要么祖传医术，要么接受过短期的医学知识培训。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

　　“赤脚医生”一词第一次出现，是在一篇对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王桂珍的报道中。

　　1965年川沙县江镇公社办了一个医学速成培训班，王桂珍由于平常表现优秀，被推荐去培训班学习。4个月的速成班结束后，王桂珍和其他学员都回到农村，当乡村医生，给农民治病。

　　王桂珍所在的大沟大队，以种水田为主，农民经常赤脚下田劳作。有病人时王桂珍背上药箱就去看病，看完病就下水田劳动，“赤脚医生”的说法由此而来。

　　1968年9月，《红旗>杂志发表了_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一—上海市的调查报告>的文章，文章中第一次把“赤脚医生”定义为：“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特别是描写赤脚医生的电影《红雨》《春苗》上映后，“赤脚医生”更是被全国人民所熟知。

　　据统计，到1977年底，全国“赤脚医生”数量一度达到150多万名。其中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后成为乡村医生。

　　改革开放后，“赤脚医生”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文，乡村医生正式替代“赤脚医生”。

　　虽然有了乡村医生这个正式的称谓，也有了考试和证书，但事实上，当时的乡村医生大多数没有接受过正规、完整的医学教育。

　　重要的健康“守门人”

　　国家对乡村医生的期待越来越高，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现实中，愿意去做乡村医生的人，却越来越少了。

　　2016年后，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数量下降到百万以下。2017年的统计数据，全国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共96.9万人。

　　乡村医生数量的减少，有幾个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农村人口的减少，不少农民搬迁到城镇或者城市。其次，乡村医生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相对艰苦，收入不高，随着老一代乡村医生逐渐退休，年轻人愿意到农村做乡村医生的越来越少。

　　这是一份寂寞的职业，却对中国广大农村的卫生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街道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门诊部、诊所（医务室）。2017年全国总诊疗人次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44.3亿人次，占所有诊疗人次的54.2%，也就是说，一半的病人，是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的。

　　做乡村医生的“寂寞”，程燕初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张翁庙村做乡村医生时，体会颇深。刚毕业到村卫生室，程燕的病人基本都是老人，一天也看不了几个病人，“着实尴尬”。

　　要打破这种“寂寞”和“尴尬”，就需要更多像程燕这样年轻的“新乡医”。程燕是上海市第一批“订单式”培养的“新乡医”。高中毕业，程燕就选择报考了_上海健康医学院的定向班，这个专业以培养到基层工作的乡村医生为目标，不仅学费全免，还有生活津贴，毕业后定向回到区县，由区县卫计委统一安排。

　　上海健康医学院校长黄钢向记者介绍，上海健康医学院前身之_的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担了_上海市政府的一项特殊任务一一为上海市农村定点定向培养乡村医生。2007年开始，学校临床医学三年制为乡村订单式培养人才，11年来共有1302名“新乡医”毕业后到岗，这些“新乡医”分布在上海9个郊区117个卫生服务中心的223个站点及卫生室，极大地改善了市郊基层卫生网点的人员结构，惠及数十万市郊农民。

　　当初培养这些“新乡医”时，对于毕业生们能不能坚守一线，大家并没有太大的信心。但11年过去，大家欣喜地发现，一千多名“新乡医”全部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没有流失。

　　上海的探索说明，只要对乡村基层医生提供必要的培养，给他们更好的待遇，改善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条件，还是有不少年轻人，愿意承担起“乡村医生”这样一个平凡而重要的职责。

　　上海“新乡医”的培养模式，这些年在全国推广，“医教结合”阶梯式培养“新乡医”的探索与实践，获得2013年上海市教学成果一等奖。

　　像程燕这样的“新乡医”，已经开始改善农村的医疗服务能力。数据显示，目前奉贤区共有159家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共有447人，其中定向培养毕业生163人。2017年，奉贤区村卫生室门诊服务达155.82万人次，比前一年增长16.91%。

　　上海健康医学院临床医学院院长蔡巧玲介绍，现在上海的“新乡医”培养体系已经发展为“3年学校教育+2年规范化培训”的形式，毕业生经过规范化的培训后，提高了业务能力，可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医术与情怀并重

　　和乡村医生一样，城市中的基层卫生机构，也面临着亟需人才、服务能力亟待改善的现状。

　　截至2017年底，全国己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4652个，诊疗人次6.1亿人次，入院人数344.2万人。在上海，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慢病患者和看常见病的市民，开始习惯于到基层的医疗机构就诊。

　　基层医疗机构，非常需要全科医生。相较于欧洲发达国家每万人拥有全科医生16名，我国现阶段每万人全科医师人数仅为1.5名，上海地区达到每万人3名全科医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改革改善全科医生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黄钢说，“新乡医”也好，本科学制的全科医生培养也好，健康医学院的教育都围绕着培养“下得去、干得好、留得住”的基层健康“守门人”理念，希望学生们在掌握了医疗技术后，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为患者带来好的医疗服务。

　　要在基层当一名好医生，首先要掌握好医疗技术，同样重要的是，要对这份职业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蔡巧玲教授介绍，学校要求医学生寒暑假到基层医疗机构见习，近距离地体验基层卫生机构医生们的工作、理解全科医生的职责，建立起对一方水土和医疗事业的感情。

　　临床医学本科2016级学生张帧妮，在作业中记录了暑假到上海市崇明区城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见习的感触。

　　这一天，几名刚刚上完大一的医学生，跟着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到患者家中做“家庭访视”。

　　“我们提着血压计和医药箱，跟带教老师走进一栋老式公房。要访视的傅爷爷已经87岁高龄。敲门后，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奶奶热情地迎了出来。‘欢迎，欢迎！走进两位老人_室一厅的家，他们齐声欢迎我们。一番寒暄之后，带教老师先给傅爷爷和陈奶奶测量血压，然后询问他们的用药情况以及最近的身体状况。之后，带教老师拿出爷爷奶奶委托配的药，并且把医保卡交还给老人家。”

　　张帧妮被这个小小的细节深深感动，“让我感到老人家对社区医生的信赖，医生和患者之间既有朋友之间的平等，又是晚辈对长辈的关心，使人心生温暖。”

　　她写道：“己到耄耋之年的爷爷奶奶，身体的逐渐衰老正在使他们失去一些能力，加上子女工作忙，不能总在身边照料，想必让他们产生了一些不安全感。在我们这个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城市，像这样的空巢老人越来越多，政府部门正在积极地推出一些便民措施。更有像带教老师这样服务在社区医疗一线的家庭医生，保障着老人们的健康并为他们带去便利与快乐。”（资料来源：《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