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市里建立了优秀年轻干部库，要求每个单位都上报一到两名优秀的‘90后干部。”2018年12月17日，浙江桐乡市组织系统一干部向记者介绍，桐乡正要求干部按年龄形成梯队，副科级干部的年轻人数量要达到一定比例。
这名干部还注意到，他的领导已经“年轻化”了，2018年11月30日，嘉兴团市委原书记于会游被任命为桐乡市（桐乡隶属嘉兴）代市长，获任后，生于1982年11月的于会游成了浙江省最年轻的县级政府主官。
此前，浙江最年轻的县长是生于1980年5月的石一婷，2018年9月，她刚被任命为湖州市长兴县代县长。
提拔年轻干部有具体指标
就在于会游获任桐乡市代市长的几天前，11月21日，浙江省委专门召开了年轻干部座谈会，省委书记车俊指出，“今天的年轻干部，遇上好政策好环境，浙江的年轻干部必须个顶个、呱呱叫。”
“座谈会召开之后，全省都在落实，近期对年轻干部的提拔明显加速。”浙江南部某县县委组织部领导张通（化名）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县最近刚刚提拔了2名“90后”副科级干部。
“这与顶层设计的要求有关。”张通说。2018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做好年轻干部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4天后，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于7月3日至4日召开，会议要求“优秀年轻干部既要数量充足，又要质量优良。”两次会议结束不久，地方上从省到市再到县里，都层层发文，要求加大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的力度。
“地方上对选拔年轻干部做了具体的指标要求，需在一定时限内提拔一定数量的年轻干部到某一层级上。”张通介绍。
不仅是浙江，近半年来，已有多地公开称在短时间内集中提拔了不少年轻干部。江苏如皋市委组织部2018年8月称，2018年来己提拔了21名成熟的优秀年轻干部，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组织召开了“80后”科级干部、“90后”优秀公务员等专场座谈。
同属江苏的宿迁市宿城区，在2018年8月选拔了1名“90后”年轻干部担任乡镇长，选拔了2名“扶贫成效明显”的“80后”扶贫专干担任副科级干部。
宿城区提拔的这位“90后”乡长是2011届大学生村官、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亓俊先。他自2016年4月起担任宿城团区委书记，后挂职任宿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2018年8月，亓俊先担任宿城区罗圩乡乡长，成了宿迁市首位“90后”乡镇长。
“节奏慢下来了”
“选拔年轻干部是永远的话题，是干部群体代际更替的要求。”全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原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制度经过了一系列调整。
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青黄不接的19 80年代初，邓小平等老一代领导人就提出了“干部年轻化”，并成为一个常态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共中央连续出台文件，强调加大对青年干部的选拔培养力度。1991年、1992年、1995年、2000年，中央都下發了培养年轻干部的专项文件。
这些文件对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年龄结构提出了明确要求，并逐步加码。如1992年明确提出，在省级党委班子中50岁以下的干部一般要有3名，政府班子中要有2名，其中至少要各有1名45岁左右的干部。1995年的文件进一步提出，省级党政正职中，应该有一定数量50岁左右的干部。
2000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座谈会。会后中组部再次发文，要求省级党政班子中，凡50岁以下的干部没有达到5名的，要抓紧配备，50岁左右正职干部的数量要有所增加。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干部老龄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年轻干部”政策开始出现了一些微调。
正式文件中自2005年就很少再出现“干部年轻化”，更多的提法是“选拔年轻干部”。2009年，中央又指出“年轻化”不是“低龄化”，不能将任职年龄层层递减。
十八大之后，“年轻干部”政策再次出现变化。2014年底，中办印发了《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要求不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不简单对每个领导班子搞硬性配备，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干部调整年龄界限。
地方提拔年轻干部的政策之后开始收紧，类似“最年轻市长”的相关公开报道也越来越少。
记者梳理了浙江省在2011年和2016年两次县级党委换届的数据。2011年浙江共公示了161名区县党政“一把手”换届人选，其中出生于1970年代的有33人，约占20.5%。最年轻的是1978年11月出生的朱林森，他在换届后任平湖市市长，时年33岁。
等到2016年浙江县级党委换届时，拟提拔任用的115名县级党政主宫中，仅18人是1975年之后出生，占比不到15%。当时这批干部中最年轻的是1977年7月出生的庄继艳，被提拔为舟山市定海区委书记。
也就是说，2016年这一批新就任的县级主官中最年轻的一位，年龄比5年前最年轻的还要大。
张通告诉记者，近年来，组织部门对破格提拔，尤其是针对年轻干部的提拔上非常谨慎，“担心一公示就会招来议论”，而选拔出来的优秀年轻干部，也是培养、放到基层锻炼的多，真正提拔的少，“节奏慢下来了”。
“有些年轻干部经过反反复复锻炼，也没地方提拔。”张通告诉记者，这导致一些年轻干部难以晋升，不仅本人有想法，所在单位的领导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张通曾遇到这样的难题：组织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时，因觉得派去锻炼的干部短期内很难提拔，各个单位就不让最优秀的干部下去。
有一次组织部要求各单位从后备干部中选派人到基层挂职，一县直单位便选派了在后备名单中排名最后的，没想到的是，因为那名干部基层锻炼的经历，近期赶上选拔年轻干部的机会，就被提拔了。
“近期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张通说，选派干部时，各单位都派出了骨干。
解决年轻干部“被积压”
十九大之后，部分地区干部老龄化现象引起了组织部门的注意。
哈尔滨市南岗区的情况更为严重。《黑龙江日报》2018年2月的报道显示，南岗区二级班子成员年龄老化、结构不合理问题十分突出：全区二级班子平均年龄49.5岁，正职50.9岁，副职48.6岁，街道班子成员平均年龄48.7岁，40岁以下处级干部14名，35岁以下处级干部仅1名。
张通告诉记者，他所在的浙江南部某县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因为之前积压了一段时间，不少年轻干部很长时间都备而不用。”
据张通介绍，除了对年轻干部有到基层锻炼的要求，因为对干部调整年龄不再设限，不少按之前惯例到了退“二线”年龄的干部还留在“一线”，“这就把年轻干部晋升的路堵住了。”
注意到“年轻干部被积压”的情况后，湖北郧西县委组织部长师文明公开发文表示，要大胆选拔使用经过实践检验的优秀年轻干部，“有计划地腾出一定数量的领导干部职数，为年轻干部成长进步创造条件。”
上海奉贤区委组织部在全国性政策公开前，己在2018年2月设计了“一套制度办法”，奉贤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苏军当时宣称，未来5至10年内要使区管领导班子成员中40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占到六分之_到五分之_左右的比例，其中要有适当数量的党政正职。
奉贤区委组织部还要求，各处级单位新提拔的正科级干部中，35歲以下者应占四分之一左右，并注重选拔30岁以下优秀年轻干部，对表现特别优秀的要破格提拔使用。
“70后”省部级干部增多
全国首位“70后”副部级干部时光辉就主政过上海奉贤区。2013年2月，时任奉贤区委书记的时光辉升任上海市副市长，1970年1月出生的他当时刚43岁。2018年11月，时光辉迎来仕途中首次跨省交流，赴贵州出任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时光辉跻身副部级后，第二位“70后”副部级过了两年才出现，2015年，1971年10月生的周亮升任中纪委组织部长。紧接着的2016年，也只有一位“70后”干部新晋省部级，是在江西省委换届中升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的刘捷，就任时46岁。
直到2018年，“70后”副部级的提拔进入了快车道，一年内提拔了7人，其中有6人是在2018年6月后集中跻身副部级的。2018年11月28日，国家电网原副总经理杨晋柏被任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45岁的他成了全国最年轻的副部级干部。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报道称，正是“在这（政治局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之后，‘70后省部级官员日益增加，年轻干部队伍壮大”。客观地看，12名“70后”跻身副部级时的年龄并不小，都己年过四十，与之前同级别的“年轻”干部相比，晋升速度整体慢了下来。现任中央部委领导中，不少人都是在不到40岁时升任副部级，自然资源部部长陆昊晋升副部级时，只有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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