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

　　

　　

　　名片虽小，所载非轻。一张浓缩了姓名、头衔与职业的卡纸将个体高度抽象，附有地址和电话以供后续联络，是古往今来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

　　名片先是用作拜访谒见，再是用作电话住址联络，最后成为商业社会的礼仪必备。名片一路发展而来，留下了一套背后的人文佳话与社会礼仪，而随着造纸印刷、影像制造以及网络技术的不断更迭，指尖传递的名片形态也在“七十二变”中逐步升级。

　　上流社会社交礼仪的工具

　　名片在商业社会中如餐前开胃菜一样必不可少，但它却并不是西方的舶来品。

　　在我国，名片起源于秦国大一统初期。由于秦分封诸侯，而诸侯间争权夺势，竞相向朝中权贵示好、定期进京述职，在供奉贺礼的同时务必要留下姓名以加深记忆，名片的最初形态一一“谒”就此诞生。“谒”是将竹片或木片削平，上书拜访者姓名、籍贯、官职等信息，与今天名片的功能已大体相似。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记载的那样：“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谓之刺。”由此不但可以验证“谒”的制作，也可以看出名片在我国称呼的嬗变。

　　汉代是我国古代名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一以汉代为界，对名片的称谓主要有四种，分别是：西汉之前称作“谒”，东汉之后称为“刺”（或“名刺”），唐宋时候叫作“状”（又叫“门状”），明清时期谓之“帖”（即“名帖”）。

　　另—方面，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使得名片的载体从竹片、木片变成更轻便的纸张。虽然在明清时期也曾流行过以红绫为底、赤金丝为字，或以织锦为底、大红绒为字的名片，但纸制的名片—直占据主流。名片用纸的颜色一般有红、白两色。嘉靖初年，士大夫名帖用纸追捧“白鹿”，意指一种产自江西的洁白纸张。除了位尊者可以全年都用红色名帖，一般人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能为图喜庆以红纸为拜见名帖。清代藏书家汪启淑在著作《水曹清暇录》里就记录有：“前明门状名纸，皆用白者，通籍后遇元旦贺寿用红，位尊则平时皆用红矣。”

　　汉代对名片的第三个影响，是自东汉以来“名刺”一词的广泛应用。直到今天，日本还将名片称为“名刺”，追根溯源正是传自我国。而从东汉起直到明清末，将名片用作拜访谒见的社交习俗被称为“投刺”，由此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礼仪被称为“投刺之礼”。

　　“投刺之礼”作为封建等级制度下的社交规范，反映到方寸名片之间，在称谓、颜色、尺寸、材质、投递次数方面都大有文章。单就次数来讲，虽然“怀刺访友”是登门造访前的必备环节，但如果要拜访的人是地位尊长者，一次投刺往往不足以得见。《清稗类钞》里讲到京师宴会的恶习时特意提到：“京俗入词林者，凡座师房师，及朝殿覆试阅卷大臣，例执弟子礼，位尊者或投三四刺始获见。”

　　明清时期，这样的“投刺”之礼愈发流于形式，“望门投刺”的拜客应酬者越来越多。记录明代朝野掌故的史料笔记《菽园杂记》就曾记载，京师“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这种不管认不认识，只投刺、不见面的应酬之风只是为了借名片声明一下“来过了”，于礼不失；有的拜客者甚至连家门都不出，只让仆人带自己的名片去到处投递。

　　以名片代替主人人格的使用法在欧洲也同样盛行。欧洲的名片从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宫廷发端，最初也是达官贵人们社交场上不可或缺的道具。从17世纪初期到19世纪，名片在欧洲被叫作“拜访卡”，使用有严格规范，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就是：除非有第三方介绍或主人主动邀请，在拜访卡未由仆人送达主人家，并收到主人家反赠的名片之前，贸然拜访者都将被视为不速之客。大多数时候，名片的传递都借由仆人跑腿，免去了正面拒绝时不必要的尴尬。但有时为表达诚意，求拜者也会亲自上门投递名片，这时通常会在名片边缘折上一角，代表本人亲自来过了。

　　18世纪的欧洲名片已经初现如今通行名片的样式：长方形的卡片纸中间印有名字和身份，周围简单装饰。从19世纪开始，名片的装饰风格越发繁复、信息却越发缩减，最后只在卡中央保留卡片人姓名。有时除了印有姓名，也会印有名片主人所属俱乐部的名称，但家庭住址和联络方式却很少见于该时期的名片。

　　归根结底，虽然装饰精美，但此时的名片还只是上流社会社交礼仪的工具。无论东西方，大部分时候名片都得依靠仆人来传递。

　　使用普及到一般民众

　　如果说汉代是我国古代名片的一个重要转折期，那么19世纪就是欧洲名片的一个重大飞跃期。跳出了封建等级的条框，19世纪的名片在数量增长上一派欣欣向荣，形式内容上也前所未有的大胆活泼。

　　先说数量这一方面。机器印刷和纸张生产的规模化，将名片制作的成本门槛迅速拉降--1889年的一台名片印刷切割机一天就可以制作10万张名片。与之对应的，是城市大量人口在快速流动和交往中有保持联系、推荐自我的需求。所以到了19世纪中期，名片已不再是上层贵族的身份专属，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印自己的名片。名片尺寸开始统一，黄金分割法的长方形名片逐渐普及。更重要的是，原本只印上贵族名字的名片样式已不能用来区分阶层，职业、联系方式和住址等个人信息开始在名片上出現。

　　与欧洲一样，我国到了清代时期，名片也不再只是官场繁文缛节的一部分，名片的使用普及到一般民众。名片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拜见、道歉、道谢、请托、婚丧、道贺等场合均有使用。如《清稗类钞》记载：光绪宣统年间，有丧事的家族习惯在自己的名片四周圈上黑框，或在姓的左角写上“制”字；期服以外之丧的，则在姓的左角书写“期”字，以此向外人表示自己有丧事在身。妇女也可有自己的名片，如果已嫁妇女的名片上写着“辄增夫家姓氏”，则表示自己已经有了婆家。

　　清末，“西洋名片”进入我国，“名片”一词首次出现。在此之前，明清时的名片或是根据要拜访的对象临时亲笔书就，走亲访友还要携带“拜匣”，匣内有笔墨可供当场提笔；或是采用“刻木印之耳”，即刻成固定的版式，像盖章一样盖到特定的纸上。上面印有姓名、地址、职务等信息，递出者便于携带，接受者易于贮存，因而很快为国人所接受，并由此诞生了名片盒这一附属用品。

　　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后，许多人喜欢用“布衣总统”称呼他，据说这来源于孙中山的一张名片。

　　清末名臣张之洞在任湖广总督期间，积极推行新政，孙中山对他极为推崇。一次，孙中山出洋回国途经武昌，特到总督衙门求见。孙中山掏出自己那张只印有姓名、籍贯的名片来，在背面写上：“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字样，交门官递上去。张之洞看一个无名之辈随随便便求见自己很不高兴，就在名片背后题了几句话：“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并让门官把名片退了回去。孙中山看了名片后面的字，立即提笔在名片背面写上：“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再请门官送进去。张之洞看了这几句话，知道此生不俗，随即吩咐门房请孙中山进来，论起国家大事，彼此言谈甚欢，留下了一段佳话。

　　受到西方名片文化和技术影响的还有CDV这种特殊名片样式。在名片历史上，CDV名片可以称得上是最生动活泼的一页。19世纪，得益于对光的认识深入和成像技术的成熟，法国艺术家、化学家达盖尔发明了实用摄影成像技术。CDV来自法语Carte de Visite，中文叫作名片格式肖像，本质上是名片大小的蛋白纸基照片。在摄像技术革命带来的喜悦兴奋之下，人们纷纷将自己的照片印上名片，将肖像留影作为对个体最直观形象的介绍。这股热潮传到国内，同治年间在广州开设的缤纶照相店，因专拍名伶名花的照片名片一度生意火爆。不过不同于西方常见的半身像CDV，国内因为忌讳身体影像被截断，多采用全身像的卡片形式。

　　商业名片的诞生和发展

　　在商业交往中，双方建立联结的第一个标准动作就是名片的传递与交换。

　　在被称为“名片之国”的日本，名片交换是决定初次见面是否成功的关键一步。日本的名片通常只印有一种头衔和职务，便于对方第一时间注意并据此来作出相应的礼仪。在恭敬地双手接过对方的名片之后，需要仔细审视名片内容并轻声念出，随后小心保管好一一据说在日本，每天被交换的名片数量将近4000万张。以此推算的话，地球上每天的社会交往活动能创造上亿张名片的传递，其中商业名片已经成为主流，而这些被交换的商业名片，最早源自美国。

　　美国内战结束后，南北方大融合带来了经济的交融发展，在从农业国跨变为工业国的过程中，消费迅速增长，城市尚不发达，城镇里的小型零售商是当地消费者主要广告信息来源。这些散发到消费者手中，印有小型零售商名称、地址甚至店门招牌的小卡片可以方便顾客电话订货或是寻找上门。到了19世纪80年代，印刷技术大幅降低了名片成本，商业名片更是被广泛散播，成为商人招揽生意、公司打造品牌影响力的有力工具。

　　在变幻莫测的商业世界里，有—项几百年来的传统未曾改变，那就是双方首次见面时交换名片。商业名片上通常包含以下信息要素：姓名、所属公司或机构、职位头衔、办公地址、联络电话，以及传真。正规的公司名片会有版式设计，名片显眼处配以公司的标志图案。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以后，名片上又出现了电子邮箱地址、公司網络地址甚至是二维码。

　　2018年上半年，基于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的几个名片小程序得到了上亿元的投资，展露了电子名片的美好前景。电子名片可以委托专业设计，不仅含有传统名片的基本信息，还链接了诸多公司网站、产品简介、个人自媒体等纸质名片上无法容纳下的详细内容，可以帮助接受者直观、全面地了解对方的业务领域与产品特色。

　　历经千百年，历经人类造纸、印刷、摄影以及移动互联技术的名片，作为对个体身份的高度抽象，在如今数字化的时代里，既形象，又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