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西游记》《水浒传》的,应该对“员外”这个词不陌生。在很多古装剧中,员外的形象基本就是穿着华丽的长胡子老头,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官?在古代有多大权力?
唐代:员外的设立很有用意
员外是员外郎一职的简称,有“正额之外”增设之意。三国时期魏末最早设置了员外散骑常侍,晋朝初年又设置员外散骑侍郎,都是皇帝的侍从官。南北朝时,新设了殿中员外将军、员外司马等。到了隋朝,员外成为尚书省二十四司内各司的次官,地位又提升了。后代沿袭隋制,以郎中、员外郎为六部各司正副主官,员外已在编制定员之内,成为显赫之位。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唐代,这个岗位设置非常多,几乎达到了冗官的地步。
唐代员外官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虽然《唐六典》《通典·职官典》等都说员外官不是正员官,但员外官在任命问题上与所谓摄官、检校官(二者皆有代理之意)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比如有些员外官是朝廷的贬官,有些员外官是朝廷笼络少数民族的封官,这些都不是地方长官所授官,但无论如何,员外官是非正员官却是可以肯定的。
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可见,甚至在西州地方政府和车府中都存在员外官,而且军府中员外官所见较早。
唐置员外官虽然最早在永徽五年(654年),但那时有种类数额的限制,真正大置员外官是在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之后。如《资治通鉴》卷二百六载,“神功元年(697年),李峤知天官选事,始置员外官数千人”。同书卷二百八又载:“神龙二年(706年)三月,大置员外官,自京司及诸州凡二千余人。”
而西州地区约早在神功元年即有员外官了,这些员外官分别姓沙钵、康、何,分属突厥和昭武九姓。
西州早于内地设置这些少数民族员外官,自有用意。垂拱年间西域形势紧张,东突厥骨咄禄强盛起来,威胁唐王朝边境;九姓回纥同罗、仆固等部叛唐入东突厥;吐蕃乘机侵扰河西;而与唐朝比较亲近的西突厥十姓部落时常受到东突厥的袭击,内部混乱,散亡略尽。安西四镇处境危急,唐朝迫于军力不济,垂拱二年十一月,武则天不得已下令废弃四镇。
为了安抚西突厥,稳定西域局势,当时委任西突厥可汗后裔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兼昆陵都护,袭兴昔亡可汗,押五咄禄部落,委任阿史那斛瑟罗为右玉钤卫将军,兼都护,袭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此时又在西州设沙钵那员外果毅,大概也是为了安抚西突厥,稳定西域局势。之后又设康延、何某为员外官,其做法与任用阿史那元庆、阿史那斛瑟罗相一致,都是为了笼络西突厥、昭武九姓人,借用他们的力量稳定西域的局势。
明代:从泛滥走向规范化
地方上员外官出现较晚,大约与中原情况相当。唐肃宗乾元二年八月曾经对州县员外官问题下达专门敕令,限定每州数额。
总的来说,主要是武则天在统治时期,为了广揽人才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后,员外才开始泛滥起来。据《唐会要》记载:“员外及检校试官斜封官,皆神龙以后有之。”
唐玄宗继位以后,对于祖母这种做法很不喜欢。下诏罢除所有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并对以后这三种官的任命作出了明确规定。“员外及检校试官斜封官开元大革前事,多已除去,唯皇亲战功之外,不复除授。今则贬责者,然后以员外官处之。”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从唐玄宗以后,担任员外官的就主要是那些被贬的官员了。
到了明代,员外的设立就规范得多了。
明代员外郎作为六部属官,从初建到定制有一定的变化过程。明初沿袭元朝旧制,设置中书省统领六部,下设尚书、侍郎、郎中、员外郎、主事都隶属于中书省。吏部初置,设总部、司勋、考功三属部,每部设员外郎—人。兵部设置同于吏部。礼部则初设就为总部,祠部,膳部,主客部四属部,部设员外郎_人。户部下设五科,一科、二科、三科、四科每科设员外郎—人,总科员外郎二人。刑部设总部、比部、都官部、司门部四属部,部设员外郎各二人。初置工部及官属,设总部、虞部、水部并屯田为四属部,总部设员外郎各二人,其余三部各—人,共31名。
洪武八年,中书省上奏称户、刑、工三部事务繁杂,要求增加人员,因此户部五科员外郎都变成二人,刑部和工部则增设四科,科设员外郎二人,六部员外郎员额增加为38名。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权分六部,使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随着六部品秩的提高,所属机构人员设置也越来越完善。
这一时期,六部每部都分设四属部,每属部设员外郎-人,比较统一。吏部礼部兵部工部员外郎,在此之后所属的部名字有所变化,称为清吏司,但人员设置成为定制。而户部和刑部在洪武二十三年,分四部为十二部,部设员外郎各_人。宣德十年增加为十三清吏司,各有员外郎一人。刑部各设官,如户部之制,这一时期六部员外郎共计42名。户部后期虽增设四川、云南司员外郎各—人,但也是时设时除,并非定制。
清代:“员外”彻底通俗化
到了明中后期,民间也开始有了员外,但与官职员外郎有别。世俗化员外不具有参政议政的职能,世俗化员外既非朝廷官员,自然没有官职员外郎的权利与义务。世俗化员外非官职员外郎,同时也非官员。虽然称呼为员外,可是在平民百姓看来并非官员,其与真正的官宦还是有门第尊卑之别的。
这一时期的员外既已没有官职员外郎性质,那对其这样的称呼只是作为一种尊称。《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的记载,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由于其地方习俗,习惯将家财丰厚的人称呼为朝奉,“就象称呼富人为员外一般,总是尊他”。
明清时期的员外多家产丰厚生活富足,在笔记小说中的记载往往用“家财万贯”“家资殷富”“大富”“豪富”等字眼来突出其家财之多。例如《连城璧》中的杨员外“因他家资有百万之富,人都称他为杨百万”。
关于这些民间员外,明清小说中的记载有很多,通过这些我们也可得知,在当时,员外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市镇之中,在农村则很少有员外之称。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财富集中于市镇地区,而员外郎世俗化就是以财富为基础的,这些员外也大多从事工商业。
不过这些员外有时也是朝廷控制百姓的一种手段。明代政府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在乡村以丁粮多者或豪门大户担任粮长和里长,这些人也就是被称为员外的一群人。将他们纳入由官府主导的组织框架,除了是对他们的制约和控制,同时也是通过这部分人实现社会控制的目标。
员外作为朝廷的控制手段,也会履行一定的社会職责,比如社会救济等。《醒世恒言》卷三十一记载张员外一向乐善好施,适逢腊月初大雪,张员外便叫人开仓库,散钱粮给贫户。
明代时,一些员外祖上还是官宦出身,可到了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后期,员外基本就是“有钱人”的代名词了,一些富商大户基本都被称作“员外”,这个词也彻底烂大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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