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正荣

　　“贾一” “李大”“李二”“王三”“张九四”“孙富”“陈贵”“王福”“铁柱”“李黑”……在过往的历史上，底层普通百姓极少有机会留下名字，南京城墙则保存了明朝成千上万生活在底层的百姓名字。

　　这要归功于朱元璋建城墙时实行严格的“物勒工名”责任制，一块城墙砖上最多刻有十一层负责人名字，从府、州、县的官员，到下面农村的总甲、甲首、小甲，再到窑匠、坯匠、役夫，都一一注明。城墙砖产地主要来自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五省37府（直隶州）160多个县，今天我们辨认明城墙砖上的这些名字时，像是在读一本明代城墙建造工匠名录，仿佛可以透过历史的底片看到六百年前芸芸众生的身影。

　　张富与佘贵

　　一块来自江西行省袁州府的城砖上刻字“袁州府宜春县提调官主簿高亨司吏陈廷玉烧砖人李受人户张富”，人户是直接参与烧砖工役的最普通役夫，包括取土、过筛、搅拌泥土、装坯、烧制等繁重的体力活，都由其承担，有的称为造砖人、人夫。一块来自常州府的城墻砖上铭文为“常州府江阴县提调官主簿魏勉司吏李受正作匠余贵”，作匠就是烧制城砖的窑匠，余贵就是烧制这块砖的窑匠。

　　明城墙砖上人名中嵌入“富”“贵”字的很多，除了“荣”“华”“富”“贵”这些字外，“福”“禄”“寿”也是明朝人起名时喜欢用的字。另外很多名字中都有“祖”字，比如李兴祖（庐州府合肥县提调官）、马兴祖（武昌府武昌县提调官主簿）等等，父母的愿望是希望孩子将来有出息，光宗耀祖，一代比一代强。

　　张九四与韩四九

　　张九四、焦九四、蒋九四、韩四九……这些都是明朝城墙砖上的人名。研究学者早就注意到元代及明初喜欢用数字入名的现象。比如，朱元璋的高祖叫朱百六，曾祖叫朱四九，祖父叫朱初一，父亲叫朱五四。父亲有四个孩子，依序为重四、重六、重七、重八。所以，朱元璋叫朱重八。由此看来，元末用数字起名，是一种风气。

　　用数字入名，可能有几种情况。一是按兄弟排行，如李大、李二、李三等。二是按照父母的年龄相加。清朝学者俞樾认为，所谓“以父母年龄合计为名”，就是“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第三，就是按照出生的年月来起名，比如邓正六，可能是正月初六出生的。第四，不是直接用数字，而是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用数字，比如邓文七（南昌府奉新县窑匠）、李笑三（临江府清江县窑匠）、陈兴二（扬州府泰州窑匠）。

　　从已经发现的明城墙砖上的名字看，官员的名字很少用数字，用数字的绝大多数是社会底层的窑匠和造砖人夫。

　　铁柱与黄牛四

　　来自吉安府龙泉县一块城砖上的铭文显示“造砖人夫铁柱”，这个铁柱姓什么？来自临江府一块城砖上铭文显示“窑匠黄牛四”，难道他姓黄？或者他在兄弟中间排行老四，所以在“黄牛”后加了一个“四”字？对于一个底层的劳动群众来说，起名字是很随意的事情，古人有“贱名好养”的说法。

　　乡下人起名或者是没有文化的爷爷父亲辈给起的，或者就是请有文化的乡村先生给起的，所以，我们在明城墙砖上看到了很有意思的反差。比如，邓允中（临江府新淦县小甲），刘执中（南昌府靖安县甲首），这样的名字很明显来自《尚书》里的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温景行（抚州府宜黄县小甲），来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些名字与“铁柱”“黄牛四”“李大”之类形成了鲜明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