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两年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的举报电话再度响起。
从5月30日起，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陆续进驻河北、河南、内蒙古、宁夏、黑龙江、江苏、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省（自治区），开展“回头看”督察进驻，公布举报电话和专门邮政信箱，受理群众举报。
一场关系子孙后代的环保问责风暴再度刮起。
两年一轮，持续开展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安排，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基本上是两年一轮，持续开展，从体制、机制和效果上，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彻底扭转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尽早偿还在生态环境方面的欠账。”一位督察官员说。
从2015年底至2017年，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进驻期间，共问责党政领导干部1.8万多人，受理群众环境举报13.5万件，直接推动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8万多个，涉及垃圾、油烟、恶臭、噪声、散乱污企业污染，以及黑臭水体等环境问题。
用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的话说，中央环保督察达到了“百姓点赞、中央肯定、地方支持、解决问题”的效果，“成效毫无疑问是非常显著的”。
李干杰介绍，中央环保督察还促进了地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很多地方把中央环保督察当成推动绿色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很好契机和动力，借此机会加强企业的污染防治，内化环境成本，让守法企业有了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尤其是整治那些散、乱、污企业，比较好地解决了一些地方突出存在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大大提升了这些行业产业发展的规模和效益。”李干杰说。
不过，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局，以及各督察局在前不久的专项督察中也发现，有的地方在环境保护上存在侥幸心理，以弄虚作假应付环保督察，还有的喜欢做表面文章。
5月27日，中央电视台曝光江西省某些地区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不力，甚至“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等问题。
2016年11月，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指出，江西宜春市宜丰工业园多家铅酸蓄电池企业违反环评批复要求，私自排放生产废水；景德镇开门子陶瓷化工集团废水、废气多次超标，督察期间仍超标排放废水；上饶市万年县和铅山县等地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针对督察反馈问题，江西省督察整改方案均明确了具体整改措施。但目前看来，当地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尚未達到整改目标要求，已向社会公开的江西省中央环保督察整改落实情况存在不严不实问题。
对此，生态环境部对宜丰工业园内江西长新电源有限公司在厂外非法填埋含铅废物，铅山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纳管企业进水COD浓度超标严重，万年县凤巢工业园部分企业在线监测数据失真，开门子陶瓷化工集团脱硫塔烟气拖尾明显等问题，纳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范畴，督办地方整改到位、严肃查处问责。
专项督察发观大量问题
更多的“整改不力”问题，在专项督察中被发现。
5月11日，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广东省广州、江门等7市政府。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副主任刘长根说，督察发现，广州市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有关问题整改不力。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新塘环保工业园废水污染、在二期用地非法倾倒污泥，以及广州绿由公司超标排放等问题，均没有查实情况、整改到位。新塘环保工业园盈隆污水处理厂氨氮排放浓度高达60.3毫克/升，超标5倍，且在线监控数据严重失真；广州绿由公司焚烧热解炉急冷塔长期不正常运行，不仅烟尘超标排放，而且其他环境问题也十分突出。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不力。针对督察组指出的灌云、灌南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多、环境风险大的问题，江苏省督察整改方案明确要求在2017年底前减少危险废物库存。但督察发现，两县化工园区危险废物贮存量不降反增，2017年贮存量是2015年的2倍。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的灌云县紫燕化学公司偷埋危险废物问题，连云港市调查工作流于表面，直至2018年5月4日生态环境部专项督察才查出该企业非法填埋大量黑色油泥，且区域环境已受到明显污染。
江苏省盐城市对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查处不力。2016年7月至8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先后两次交办辉丰农业公司污染问题，但盐城市在查处过程中避重就轻，仅就企业环境管理提出整改要求，未对非法填埋危险废物等问题开展针对性调查，导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浙江省温岭市非法掩埋生活垃圾，污染严重，影响恶劣。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期间，先后两次交办温岭市城东街道鸡鸣寺廊沿河大量垃圾违规堆放和臭气扰民问题，温岭市虽然及时组织整改，但在未完成垃圾清运，且群众仍在不断举报情况下，即上报整改办结，工作不严不实。现场督察发现，在清运垃圾过程中，当地没有加强协调监管，对企业偷工减料行为查处不力，导致约5000立方米生活垃圾非法就地掩埋，造成环境污染。
2017年4-5月，中央环保督察进驻湖南省期间，督察组先后两次收到群众举报，反映鸿升纸业长期违法排污问题，督察组按规定转湖南省办理。
但是，督察进驻结束后，鸿升纸业在未实施具体整改措施的情况下，擅自通电恢复生产，违法排污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永顺县政府和经信、环保等有关部门，以及泽家镇党委、政府对企业擅自恢复生产、污染反弹行为视而不见，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当地经信部门及泽家镇政府甚至暗中默许企业恢复生产。
“回头看”中的诸多细节
“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6月1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翟青说，绝不允许说一套、做一套，绝不允许得过且过、敷衍应对，绝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5月31日，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5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也表示，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已全面启动，在督察的内容上，主要是盯住督察整改不力，特别是整改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重点检查列入整改方案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查处整改情况，重点督察人民群众身边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的情况，以及地方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肃责任追究的有关情况。
刘友宾介绍，在时间安排上，这次“回头看”进驻期间，中央环保督察组在省级层面的督察只安排5天时间，其他的时间都要进一步下沉督察，现场核实问题是否得到整改。
据了解，此次“回头看”还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针对攻坚战七大标志性战役和其他重点领域，结合各省（区）具体情况，同步统筹安排一个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采取统一实施督察、统一报告反馈、分开移交移送的方式，进一步强化震慑，压实责任，倒逼落实。
此外，督察组还将对省级党委、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单位进行走访问询。被问询单位应围绕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落实情况提供书面材料，材料中问题表述部分应不少于全部内容的60%。
接听信访电话工作间应配备热线电话（具有录音和存储功能）1部、接听耳麦1部、计算机1台、打印机1台、档案盒若干。督察组规定，“办公设备原则上有旧用旧”。
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各督察组在进驻前，已向被督察地方提供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调阅资料清单（第一批）》。从索要的资料清单目录中，同样可以看出此次督察的重点。
资料清单（第一批）列出了如下内容：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进驻以来，省（区）党委和政府研究部署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的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有关汇报材料；主要领导关于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的批示情况；整改方案总体落实情况及其成效；2016年以来，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及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行政拘留和移交移送司法等重点案件查处情况；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期间边督边改情况、群众举报问题反复及其查处情况；2016年以来，省级环保部门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清单，省级财政环保专项资金预算、支出明细以及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报告等15项。
上述资料，中央环保督察组均要求地方于督察组进驻当日提供。（资料来源：《第一财经日报》、《北京青年报》）
生态环境部的约谈是如何进行的？
“对于问题通报，我深受教育和警醒，我作为市政府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应该进行深刻检讨，广州市政府作为属地政府负有重要责任，应该进行深刻反省。”
5月11日，在生态环境部机关里举行的约谈会上，广州市副市长马文田就该市多家企业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政府部门监管失职表态，并介绍了一系列整改措施。
从2014年起，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已经约谈了61个地方政府。
约谈地方主政官员，生态环境部的这个手段近些年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被约谈的是哪些地方？因何被约谈？约谈后的成效如何？
约谈频率
类似这样的约谈会，生态环境部（原环保部）已实行多年，但渐渐走入公众视线，还得从2014年说起。
这一年，原环保部出台了《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规定：约谈是环境保护部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
约谈作为一种行政措施，在近几年力度不断加码、频率不断提高。
根据公开报道统计，从2014年下半年以來，已有61个地方政府出现在约谈名单上。粗略计算，平均每个月就有7个城市接受约谈。
从约谈城市所属的省份来看，被约谈的城市已经覆盖了23个省（市）。
从各省约谈城市的数量上，河北省位居第一，先后有沧州、承德、保定等12个市（县）被约谈，占总数近20%；排在第二名的是河南省和山西省，各有7个城市被约谈；接下来是各有4个城市被约谈的山东省和黑龙江省。
省会城市也难逃约谈。目前已有哈尔滨、沈阳、昆明、长春、郑州、广州6个省会城市被约谈，占总数的10%。东三省的省会全部被约谈过。
约谈原因
被约谈原因，要分多种情况。
在环保领域，涉及大气污染问题出现频率最高，空气质量指数“爆表“的地方频繁被约谈。接下来是水环境、土壤环境和自然保护区破坏问题。还有最近对于广州等7市的约谈是关于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这也是生态环境部首次因为非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问题集体约谈地方政府。
从点出的问题来看，政府监管不到位、重污染天气应对流于形式、企业违法排污问题突出、“散乱污”企业污染整治不力、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未批先建、监测数据造假等都是高频问题。
具体的约谈原因通常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央环保督察或其他专项督查发现问题较多且整改不力；第二种是年度或季度考核不达标或排名靠后；第三种是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
约谈程序
约谈通常包括：非公开约谈和公开约谈；单独约谈和集体约谈；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进行的和由生态环境部委托各个督察局进行的约谈，前者通常在北京，后者一般在督察局所在城市或被约谈城市举行。
单独约谈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这是《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实施后第一个被约谈的城市。2014年9月，因为污水处理厂建设严重滞后，时任衡阳市市长周海兵被原环保部华南环保督查中心约谈，那是一次单独的、非公开的约谈。彼时，约谈地方政府一把手，还被视为一件新鲜事。
从2017年开始，原环保部开始启动大规模集中约谈，将被约谈城市的政府主要领导请到了位于北京的部机关里，城市数量有时候达到了7个之多，而且基本都是公开约谈。
约谈现场，来自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生态环境部有关业务司局的负责人坐在一侧，被约谈地方的政府负责人坐在对面一侧。代表当地政府接受约谈的，通常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有时是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到场，陪同者包括市政府秘书长和当地环保部门负责人等。
约谈会上，先由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指出问题，再由有关司局负责人提出要求，然后被约谈地方的政府负责人表态，最后签署会议纪要。
整场约谈会没有掌声，只有市长们的歉意和承诺。“心情沉重”“触动很深”“对不起百姓”“压力很大”“深感自责”“倍感羞愧”“痛定思痛”“知耻后勇”……这些都是各地方政府负责人表态时所用的高频词汇。
约谈效果
接受约谈时，多市市长都表态称保证不会有第二次。但确实有城市不止被约谈过一次。比如河北省邯郸市、山西省阳泉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山西省吕梁市等城市都被约谈过两次。
当然，它们只是少数。从公开的约谈名单来看，截至目前，90%以上的城市没有被第二次约谈。
让公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山西临汾市长刘予强。
2017年1月19日，原环保部约谈了临汾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指出临汾市2016年空气质量六项监测指标均不降反升，大气环境质量已连续两年呈现恶化趋势。
作为临汾市长，刘予强在会上表态说，自己“心情沉重，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将诚恳接受约谈，正视问题，严肃问责，并尽快拿出方案，尽快遏制大气环境质量恶化趋势。
今年两会期间，刘予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的手机里装有5个环境监测APP，每天早晨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手机、查看临汾空气质量，一天中还要再看几十次，并研究某个具体数值变化起伏的原因。
约谈重点
国家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副主任刘长根介绍，今年，约谈工作还会继续加大力度，约谈工作重点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约谈对象拟主要聚焦在五个方面。
一是力度不够、工作滞后、问题集中的地区。
二是没有完成大气、水、土壤三个“十条”目标任务，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的地区，特别是造成了不好影响、不良影响的情况。
三是整改不力、问题反弹，并造成不良影响的地区。
四是对中央领导批示或新闻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解决不力的地区。
五是对原环保部采取督查、交办、巡查、约谈、专项督察“五步法”安排的任务，按照有关要求对存在问题的地区进行约谈。
下一次约谈，生态环境部会盯上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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