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冰冰

　　

　　书籍是传播知识的载体、人类文明的标志。人们生产书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书籍流通，以传播思想和知识。书籍在流通过程中随着流通频率的增高、流通时间的延长，肯定会有所损坏。书籍损坏以后就要修复，以便继续使用。我国是世界上产生书籍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一些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保存不当，导致纸散字碎，无法翻阅，丧失了古为今用的价值。

　　杜伟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员，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四十余年。在他看来，每本古籍图书都有生命，用修复方法拯救那些因出现破损导致无法阅读的古书，正是他的职责与使命。“我的工作就是给古书‘治病”，杜伟生说。

　　古书修复原则

　　古籍修复必须遵循的原则主要是“整旧如旧”，主要指的是在修复时要尽量注意保留书籍的原始面貌。

　　与“整旧如旧”相对，古籍修复还可以“整旧如新”。但这只针对那些书页很薄、书品有缺陷、需要衬纸和做成“金镶玉”的书籍。绝对不能单纯为追求“整旧如新”的效果，就使用过去书铺子里经常使用的手法，将书的天头、地脚和后背用刀切一下，“见见新”，这样虽然使书籍的外观好看了一些，但给书籍造成的损害却是不可挽回的。

　　杜伟生告诉记者，在修复工作中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选用的所有修复措施一定要有可逆性，对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一定要慎重。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思想保守，不接受新事物，而是对书籍负责、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

　　常见破损及界定标准

　　由于磨损或者糟朽导致断线，这在古籍中是最常见的。一部古籍，少则一二册，多则十几册、上百册，很难保持订线不损。有的一部书中，一册或几册断线，有的则全部断线。

　　“过去我们订书，主要用丝线，含有大量动物蛋白，时间一长，自然腐败，所以，民间有‘陈丝如烂草一说。”断线书籍修复时，只需要换上相同颜色的丝线即可。如果颜色不同，则需要染色后使用。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市场上的尼龙线，从外观来看，与丝线相仿，但是质地相对较硬，成本比丝线低很多。因为尼龙属于化学纤维，因此在修复善本时最好不用。

　　除此之外，虫蛀、鼠啮、余烬、水浸、霉斑、浆糊失效等损坏现象也较为常见。

　　“不同性质的古书有不同的破损界定标准。”杜伟生补充道，以敦煌遗书为例，分为轻度破损、中度破损、重度破损以及严重破损四种情况。

　　轻度破损指古书的上下两边轻微破损。

　　中度破损指古书的两边有深度2厘米以下破损，卷面有少量裂痕，破损面积在卷面的20%～40%之间。

　　重度破损指古书的两边有深度2厘米以上的破损且有补丁，卷面裂口较深，纸张较厚、补纸需要补2层以上的，破损面积达到卷面40%～60%。

　　严重破损指古书的纸张较厚、补丁较多，需要揭补且需补多层的，或者纸张虽薄，但破损面积超过卷面60%的。

　　《敦煌遗书》的重生之路

　　敦煌遗书是指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写本和印本、拓本文献，总数约6万件。其中90%以上为佛教经典，其余为经、史、子、集四部书籍以及官私文书等文献，被誉为“中国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1910年国家图书馆创建之初，在学者们的呼吁下，清政府下令将莫高窟藏经洞劫余遗书悉数运京，成为本馆所藏敦煌遗书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由政府调拨、私家捐赠和国家图书馆的搜集，收藏的敦煌遗书达到16579号，写卷长度为世界各大藏家之首，是世界收藏敦煌遗书最丰富的单位之一。馆中甄选的54件馆藏敦煌遗书精品，从多角度展现了我国中古时期辉煌灿烂的文化。

　　2004年，由财政部拨款建立的敦煌遗书新库房落成，敦煌遗书被装入特制的144个楠木柜中，保存条件得到质的提升。

　　本来修补敦煌的纸有特殊性，按照常规修补方法，补完压平即可。但是由于敦煌的纸含蜡，不能按照原始方法修缮。杜伟生与他的修复团队历时近一周时间，反复试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历时22年，这部皇皇巨著于2014年完成全部修缮工作。

　　“按照原计划，我们本打算将敦煌遗书的所有破损部分全部修完，给后代作一个交代。但后来我们考虑到给后人看一下最大限度的原貌，有意留了一部分不是特别破的。不仅如此，对于这种很珍贵以及比较珍贵的古书文物，如果破损情况不是特别严重，要秉持能不修则不修的原则。”杜伟生说。

　　古书修复面临“用纸荒”

　　自2007年成立以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得到了各地主管部门普遍重视。2007年以前，全国共有百余人从事古书修复工作，如今古书修复队伍扩大至200余人，材料问题就变得尤为迫切，目前市场上有些纸很像古纸，但仍有差距。

　　“修复用纸的质量是最大困难。”杜伟生告诉记者，修补一部书，往往需用不少旧纸。因此，平时必须注意搜集旧纸，为修复工作打好基础。现在旧纸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前人的遗留，另一个是在修补过程中，把书籍上的护页、衬纸和书皮撤换下来。前人遗留下来的，总有一天要用完；从书中撤换的，从保护书籍的文物性、资料性来说也不足取。坐吃山空不行，拆东墙补西墙也不行，所以不断寻找旧纸及其替代品，是古籍修复工作的当务之急。

　　目前市场上卖的纸是宣纸，但古书很少用宣纸。

　　宣纸自古至今一直属于奢侈品，过去的古书用纸是手工纸，很薄，现在市场上卖的大部分都不是手工纸。

　　“过去，我们修书时，就把书皮下边的白色副叶留下，用于修补古书。现在发现这种办法不可行，从长远来看，古书的书页只能填不能减。另一方面，目前在市场上订的‘古法造纸与修书用紙仍然存在差距。”

　　由于古书用纸量一年大概需要两吨，对于规模较大的造纸厂来讲，产值小，投入产出比低，很多厂家不愿意接单。但是小厂试制纸过程则需要时间与人力成本投入，质量难有保证。

　　与此同时，古籍保护中心自从2007年成立以来，截至去年共举办了将近20期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古籍图书修复人。

　　“但是大规模的低层次的培训班办多了，对行业来讲是有害的。”杜伟生解释道，循序渐进很重要，如果经验不够，可能把好东西修坏了。最好的成长路径是先由师傅带着，打几年基础之后，再接受培训。培训后，由老师傅带着参与一些规模较为庞大的修复工程，这样效果更好。

　　“有些古书的修复工作，如果没有十年八年的积累就贸然接手，效果很容易适得其反。”杜伟生说。

　　虽然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亟待解决，但人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

　　英法等国都曾来到我国学习古书修复技术。其中奥地利一位名叫玛格瑞特的幼儿园老师令杜伟生印象深刻，这位国际友人退休后，自费来我国学习了三个月的古书装帧技术。

　　谈及初衷，玛格瑞特坦言是为了回国后把知识教给幼儿园的小朋友。这令杜伟生感到欣慰，在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面前，总有人在默默做事。（资料来源：《人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