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乐 刘一霖 丰凤鸣

　　

　　

　　住在世界文化遗产里，意味着什么？

　　在平遥古城，这意味着街头卖鞋垫的老头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隔壁的民俗酒店里可能住着荷兰王室一家；主干道的豪华厕所会上央视新闻。意味着，你跟数百年前的祖先，还走着同一条小巷，跟爷爷的爷爷睡着同一张炕。

　　这座城池仍有“主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年后，城里还生活着2万多居民。

　　生活在古城，你的家，就是一个景区；平均每天，有2.5万人来到你的城市；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过大节。游览车穿行的街道上，放學的孩子嬉笑而过。

　　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历史在此重叠。

　　1949年后，县衙署里是县政府，票号日升昌成了供销社，文庙是中学，武庙是幼儿园，米粮市街里设着工商局。而在数百年前，它们依“礼”而建，左寺右观、左文右武、左城隍右衙署中轴对称；4大街、8小街、72条蚰蜒小巷，坊里井然。

　　不同于故宫，也不同于孔庙，平遥古城等于“人”加“城”的活色生香。早在申遗前11年，平遥古城就被国务院评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时，《中国日报》海外版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平遥古城。

　　那篇报道的题目为《Traditionallives behind city wall》（城墙内的传统生活）。

　　“保住平遥，就是保住老祖宗的一张脸。”83岁的阮仪三说。36年前，他曾担纲编制过第一版《平遥县城总体规划》，当时被建设部领导批示为“刀下留城”。

　　“喊停拆城”

　　2017年末，平遥古城周边换上了“人名路牌”，东南西北依次为罗哲文路、阮仪三街、郑孝燮路、王景慧街，好似四人手拉手环抱着古城。

　　他们四位曾被山西省政府授予“申遗功臣”称号。而今，除阮仪三仍在“护城”路上奔走外，其他三人均己辞世。

　　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年来，平遥从一个晋中盆地的穷县，变身为国际旅游城市。2016年，平遥古城共计接待国内外游客上千万人次，综合收入121.61亿元。

　　旅游开发以来，平遥古城的日历上节日众多，平遥中国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国际电影展……为此，县政府专门内设了“节庆办”。上一个春节，有31万人来到古城。

　　这座偏安西北的古城走出黄土高坡，还是在30多年前。

　　1980年，受山西省建委嘱托，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的董鉴鸿和助教阮仪三去平遥做规划“顾问”。赶到后，他们发现平遥西城墙上已经扒了一个口子，马路也拓宽了200多米，沿街的老房子己经被拆掉了部分。

　　一问，县长才说，“解放几十年了，平遥一点没有旧貌换新颜，我们压力很大，想建点工厂，可城门小、街道窄，汽车开不进。”

　　4年前，县里已经出了一份“前进的规划”，要扩门拓路，可进展始终缓慢。当时县建委的报告中写着：“化（花）费很大”“阻力很大”“成效不大”。时任县建设局副局长的张俊英记得，西大街刚拆了个头就没钱了，而东大街第一家就拆不下去一一兄弟几个闹分家，躺在地当中不让动。

　　董鉴鸿连忙找到省建设厅，请求“喊停拆城”。最终，“拆城”规划被暂缓了一个月，省建设厅委托同济重新编规划方案。

　　“能写会画、会拍照、会骑自行车”，按照这个标准，阮仪三火速回校“招兵买马”，很快就和同事张庭伟一起带回来10位能干的学生。半个月的时间，他们一行绘制下了平遥县的大量古建筑。当时，平遥全县的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达到了70余处。

　　绘图完成后，阮仪三生怕事情有变，冒着大雨连夜带图进京。其后，时任建设部总工程师、政协委员郑孝燮对阮仪三等编制的《平遥县城总体规划》批示道：“刀下留城”。

　　在这份规划里，古城被当作一个“大文物”整体保护，古城外则另辟新区，发展经济。平遥县城被定性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具有完整古城风貌的旅游县城。”

　　带队去平遥前，阮仪三心里没底儿，特意去请教了系里的古建专家陈从周，陈老边说边写，留了8条意见，最后一句即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冷冻保存”与“名城开发”

　　为了编写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早在60年代，董鉴鸿就带阮仪三来过平遥。那时这座古城并未给他们太多惊喜，临近的祁县、太谷、榆次等老城都很完整。

　　“太谷的市面比平遥还要繁华一些。”董鉴鸿回忆道。

　　而到了1986年，平遥古城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已是“物以稀为贵”。

　　早在1982年，国务院就公布了全国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82宪法”出台，其中明确写进“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自此，“名城保护制度”问世，中国古城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古城开始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1993年，“建设性破坏”一词被提到了部委文件中。

　　这份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的会议纪要中写道，“面对大规模‘旧城改造的冲击……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表面上是整个名城保护，结果往往是名城整个保不住”。

　　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自“名城”制度问世以来，“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愈演愈烈。

　　按照当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名城”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原状保护”。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把城市“冷冻保存”，这无疑成了一道紧箍咒。

　　早在1992年，平遥县内就有干部提出，想把古城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县领导坚决反对：“你们把平遥申报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搞得城里不能盖房子，城外不能批地。再要把平遥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还让不让人活！”

　　时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曹昌智记得，包括平遥在内，当时山西省有5个历史文化名城（县），经济发展都面临困境。曹昌智一直在琢磨破局，申遗成了灵感：能否利用申遗发展旅游，“反哺”保护，“搞活”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