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影

　　

　　如果一切顺利，35岁的王建峰将迎来第4个肾。10年前，母亲将一个肾赠与他，如今父亲还要给他一个。

　　他是西安市阎良区武屯镇御宝村一户农家“最聪明的”小儿子，长大后又进了宝鸡市一家省级事业单位，当了技术干部。他成了一个小家庭的顶梁柱，一个1岁女孩儿的父亲，但疾病拖着生活一直下沉，让他变成这个国家1.2亿慢性肾脏病患者2--。他拼命挣扎，时常有“溺水的感觉”，生死关头只能回头求助于父母的血肉之躯。

　　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到2015年，每年每150例等待的病人中，只有一位能最终获得肾移植。这样的机会，他被赠与了两次。

　　“你得好起来”

　　10年前，母亲苏芳侠作出捐肾决定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一一那时，打篮球突然晕倒的二儿子被确诊为肾衰竭晚期，而“这个家丈夫和大儿子都是顶梁柱不能倒下，看病欠的十几万元还需要丈夫和大儿子拼命干活挣钱去还。”

　　2017年春末，王建峰又频繁地因为头晕和脑充血进出医院。6月份，老俩口接到儿子在家中晕倒被送往急救的电话，去医院的车上没人崩溃，也没人说话。他们已经隐隐有预感，那颗肾换来的平安岁月快到期了。

　　急救出院后，王建峰小心生活。他需要时刻关注身体内的水分。一小口水10到15毫升，慢慢咽下去，一天最多50口，再渴也扛着一一代谢功能太差，多了排不出去。他保持着情绪的平稳，因为血压太高—不小心会“爆血管”。

　　家人不知道他还能等多久。他们觉得“没办法”了。

　　父亲王万保要求贡献出自己的肾。这个决定遭到了王建峰和年长3岁的哥哥王军峰反对，他们建议排队等肾源。父亲60岁了，儿子们不放心。

　　最终是苏芳侠说服了王建峰。“妈妈年纪大了，越来越照顾不了你了，你得好起来。”

　　这个农家院里的二儿子一直是老两口的希望。他从小成绩名列前茅，常常会在家长会上朗读作文。一辈子埋首土地的农民父亲王万宝坐在台下，特意穿着干净体面，含笑看着。农家孩子少不了地里帮忙，父亲告诉他：“好好学习，到城里去，就不会这么累了。”

　　17岁那年，成绩并不算差的哥哥王军峰主动退学一一他觉得父母经济压力太大了，而弟弟比自己在学业上更有希望。王建峰4年大学的学费都筹措自亲友。

　　没人知道夫妇什么时候出门借的钱，每次开学离家，那一沓钞票就已经在那里了。

　　王建峰考上了西安科技大学，又找了份在宝鸡的体制内技术工作。王家为儿子在城市南边买了房，挨着一所重点中学。他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家庭。直到2005年，他晕倒在篮球场上。

　　晕倒后，王建峰被同事匆匆送入宝鸡市中心医院。昏睡的他不知道，透过隔离病房的玻璃看到自己，父母无声地瘫软下去。

　　出现在儿子面前的时候，王万保夫妇在眼泪中保持着镇定。小儿子需要自己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健康的肾。

　　王建峰记得换肾那天的手术室非常寒冷。头部以下全部麻醉，他能清醒地看见医生在自己身体上工作，也不敢搭话，只能拼命想别的事儿，脑海中逐渐全是父母的脸。

　　他活了下来。在特别看护病房里，术后虚弱的母子相见了。苏芳侠刚刚被打开腹腔摘出器官，也需要恢复。床位连在一起，点滴声连在一起，他们在昏睡间隙断断续续互相鼓励。

　　慢性病是把钝刀，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在日常的痛苦面前努力保持平静。苏芳侠老是对儿子说，自己的身体不差，换肾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王军峰却怀疑好强的母亲在小病小痛时根本不愿意说。

　　家中5亩地的收入有限，到今天，王家仍然在试图还清10年前手术欠下的债务。

　　王建峰的工资也有一半被吞没在淡黄色的医院账单上：每个月2000元的药费，检查费，补充微量元素的营养费……每天早晚各一次，王建峰的咽喉吞下过4万3千多粒抗免疫药，它们进入血液四肢，组成他每天必需的安全感。

　　“没事儿”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换肾出院后的3个月，为了方便每天的检查，他和父母在医院对面住着。

　　王建峰每天早上会顺着医院前的马路走走锻炼。

　　一开始，父母会跟在他身旁，不搀扶，也不交谈，只是一步不离地关注着。随着他健康的恢复，陪伴从两人变成一人，最终是他一个人沉默地一直走下去。

　　两代人默契地保持沉默。他们对彼此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没事儿”。

　　普通话已经相当熟练的王建峰在说这句话时，总习惯带着浓浓的陕西腔，和他的父母一样。

　　他的平凡父母平常话并不多，他们只明确发声过两次。第一次，妈妈给出了自己的肾。第二次，爸爸给出了另一个。

　　家人间不轻易谈这件事。有一次他让父亲保重身体，60岁的男人开了个玩笑：“对啊，你还要用我呢。”

　　他心中狠狠一疼，脸上表情没变，也用玩笑带过。

　　来自父母的捐赠让王建峰的生活得以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行驶。婚后，年过30的王建峰也成了一位父亲。

　　生育是目前医疗条件下慢性肾脏病患者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为了维持健康每天服用的抗免疫力药物留在体内，王建峰没有查到医学证据证明那完全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

　　他的一位女病友一直想做母亲，卻一直未能如愿。反对她做妈妈的是她自己的母亲一—不能让女儿脆弱的身体冒风险。

　　王建峰最终决定，在妻子尝试怀孕期间停药。他不敢想象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有丝毫的可能性会变成和自己广样的病人。事后回忆，他也觉得那是个傻决定，但并不后悔。

　　如今，女儿轻微的哼声，表情的变化，都会立刻攫取他的注意。他担心着尿布和奶粉的存量，计划着孩子的三餐。轮到他陪孩子睡觉，往往一夜难眠，一会儿就要醒过来检查被子有没有盖好。

　　周围有熟悉情况的朋友说，王建峰的这个女儿，是他拿命换的。他只是没想到，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决定，换来了女儿，却“拖累了父亲”。

　　大学时，他喜欢四处看看世界，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风吹着额头。现在的他最关注的是活下去。

　　他在一个线上医疗众筹平台上筹到了1077元，手术费需要至少30万元。他35岁了，手术风险自然会提高。

　　这个男人逐渐想开了：自己的苦难似乎太普通了。医院里整整一层楼都是同样问题的人，为了等到隔离病房的40张床位之一，他需要等几个月。

　　这半年来，王建峰瘦了15斤，身边的人则越来越多。母亲来到了宝鸡，照顾她，也帮助妻子照顾女儿。大哥和父亲也时常往返，频繁商量与手术相关的各种问题。

　　每隔一阵子，他会上网搜索自己的病名，了解包括干细胞疗法和3D打印器官在内的艰深技术。“或许10年吧，我会好的，完全好起来。”

　　王建峰想着，到那时候，就可以告诉女儿自己的病了，当作一件已经过去了的事儿笑着说起。

　　如今每次透析回来，他不会让女儿看到自己的疲倦，狠心躲进房间，不管小姑娘央求爸爸和自己一起玩，小脸蛋上一滴小眼泪。

　　“没事儿。”他带着浓重陕西口音安慰女儿。（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