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失去方言，或许会遗忘我们从何而来、为何来此，或许会忘记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生动的记忆。”
“飞起吃人”“捉麻麻鱼”……这些地道的重庆方言、俚语，还有多少为人所知？最近，重庆市育才中学的4名高中生写下万字论文，探讨重庆方言在青少年中的认知及使用情况，并呼吁关注重庆方言的传承。这份论文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还获得了由清华大学主办的“登峰杯”全国中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复赛一等奖。8月，4名高中生将携此论文角逐决赛。
这篇万字论文的主题，契合了当今社会对于方言的乡愁。城镇化加速推进，社会流动日益频繁，方言及其对应的方言文化的式微，几乎是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必然代价与表征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保护方言”的声音、行动近年来屡屡进入公共舆论空间。
危机：方言“断代”现象浮现
此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2.8%的受访者会说家乡的方言，25.7%的受访者只会说一点，8.7%的受访者不会说但听得懂，也有2.1%的受访者既不会说也听不懂。受访者中，“00后”占0.8%，“90后”占19.6%，“80后”占54，2%，“70后”占19.0%，“60后”占5.4%。
“老家人覺得，不管在外面如何，回了家就要说方言，才显得亲切。”北京某高校大一学生赵安泉说，今年春节回重庆老家时，他在聚会上不经意讲了几句普通话，被同席的人打趣“成了北京人”。“如果周围人都在讲方言，自己却要说普通话，会显得‘格格不入。”
在河北某高校读大三的黄远与父母交流时用普通话，但和爷爷奶奶聊天时就会改用方言。“爷爷奶奶一辈子都在说方言，听普通话会比较‘费劲儿。但如果家族长辈没在场，大家就都用普通话交流了。”
在中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南方地区，出门普通话、进门方言，更是生活中一大普遍现象。然而，许多人离开家乡后，便很少讲方言，他们的孩子也很少再接触方言。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方言的生存空间就被压缩了。
郭淼是四川成都人，现在北京读研一。“每次和家里通电话，都会被同学们说是‘自带加密”。四川话和普通话差别较大，讲话者语速通常较快，“不是川渝地区的人，听起四川话就像听一门外语”。郭淼也不希望方言“消失”，但他坦言，长时间说方言的人讲普通话也会有口音，“甚至可能因此被人嘲笑。我一直分不清前鼻音和后鼻音，朋友们经常因为这个调侃我。”
调查显示，“方言式微”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68.8%的受访者觉得是因为电视节目推广了普通话；60.2%的受访者表示人口流动范围大，使用方言的机会变少了；36.4%的受访者认为城市化浪潮冲击了方言存在的土壤；34.2%的受访者表示家人交流已不再使用方言；29.4%的受访者认为说方言会让人觉得“土”。
“很多孩子从小就在普通话的环境中长大，方言一点儿也不会说。”家住北京的“80后”朱贺凡说，“希望方言不要在我们这里‘断代。”
“如果失去方言，或许会遗忘我们从何而来、为何来此，或许会忘记祖先留给我们的最生动的记忆。”扬州文化学者黄继林认为，方言不仅是一个城市生活的折射，更是地域文化的载体，还是历史的见证。提起扬州话，很多人都能想起那句“乖乖隆的咚，韭菜炒大葱”。这样“不南不北”的风格，代表着历史上数次南北大交融。“洪武年间，很多苏州人移民来到扬州。如今，扬州人说睡觉是‘上苏州，就隐藏着一段历史的记忆。”黄继林说。
据已故知名语言学家周有光介绍，我国56个民族共有80多种彼此不能通话的语言和地方方言。但这个繁荣的景象似乎正在逐渐消逝，有数据显示：全世界现存6000多种语言，而现在这些乡音正以每两周消亡一种的速度在减少。方言维系的不仅是乡音和乡愁，更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保护方言，应该从现在做起。
行动：方言作为乡音，作为民俗，作为文化
在湖北咸宁，有一位六旬老人，因为自费出版一本书而小有名气。这本叫《咸宁话》的书，包含了咸宁市6个县、市、区的1万多条方言的注释以及例句、出处等。作者陈大银是一位退休老人，为编纂这本当地第一本“方言词典”，他前后花了9年时间搜集整理材料、反复考证。
投入这么多时间和精力，还是自费出版，值吗？“值！再不整理，就晚了。”老人说。
当方言存在着“生存危机”，对其进行保护便应提上议程。而事实上，保护方言，也有现实的必要。一则，很多地方的戏曲、民歌民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就是方言，一旦失传，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便也存在失传的可能性；二则，地方方言是一种不可再生、不可复现的资源，一旦失传，无法再造，因为方言的流传，就是历史变迁的“活化石”。
保护方言，不仅关乎历史，关乎文化，也关乎每一个在大地上生存的个体。语言学家刘半农曾说过，方言是一种“地域的神味”。在长期的使用中，方言早已衍化为一种身份识别的“符号”，成为拉近人们情感、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媒介。比如温岭人之所以为温岭人，从方言中就可以感受到海边独有的潮湿气息——有一种争分夺秒叫“赶潮落水”，有一种搞不清楚叫“买咸鱼放生”……一句句方言，连缀着很多人关于故乡的记忆。在急遽变化的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方言与故乡的过往一并凋零，乡愁也就成了无根的浮萍。
“方言就是，我说，你懂，他不明白；也可能是，我说，你不懂，他也不懂。但是没关系，至少我说得很亲切，这就够了。我们接下来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乃至金钱去寻找这种‘亲切。”著名主持人汪涵在很多场合都说过这句话，他觉得是时候为方言做点什么了。
两年前，汪涵独自出资465万，在湖南发起了一项方言调查“響應”（响应）计划，“響應”其实就是对应“乡音”这两个字。他们计划用5年到10年的时间，对湖南53个调查地的方言进行搜集研究，用声像方式保存方言资料，进行数据库整理后无偿捐献给湖南省博物馆，作为湖南省博物馆永久的人文类史料保存起来。
对于方言以及传统文化该何去何从，汪涵表示，“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好，或者是乡愁也好，到底该往何处去，还不是往深处去嘛。往深处去就是往泥土里走，当你真正意义上两只脚踏进泥土里的时候，你和泥土碰撞回响出来的声音，有大地的倾诉，也一定會有方言。”
在汪涵的出生地江苏，保护方言、传承方言的行动也如火如荼。今年4月，扬子晚报以江苏发展大会为契机，启动“一生一世江苏人——江苏声音图书馆”项目，邀请江苏名人用乡音朗诵江苏名作。很多网友也跃跃欲试，上传自己用方言阅读的音频。“声音图书馆”发布第一天，微博阅读量超过20万，网页专题浏览人数超过9万。项目策划人告诉记者，以方言为切入点，将江苏名人、名文、戏曲、诗画等文化元素聚集，激起江苏人对于家乡的热爱，也唤起属于江苏人的文化自信。
江苏南通市语言学会会长、南通大学文学院万久富教授认为，“方言反映一个地区的历史层次，更多人关心家乡方言，说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将更多目光投注于文化，是一种亲切的文化认同。”
更好地保护方言，民间层面的传承与保护必不可少，相关职能部门的主动作为同样不可或缺。2016年，湖北省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湖北片区项目，依托一批高校，湖北建立了10支调查团队，计划在3年内完成对省内50个汉语方言点的调查和记录。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为系统、全面、深入地开展相关的调研和保护工作，创造了优渥的外部条件。预防：“大方言”“小方言”都要重视
《中国语言地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十个大区，其中闽、粤、客三大方言除了分布在我国南方，还广泛分布于全世界各大主要华人社区。整体而言，闽、粤、客方言在当前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濒危方言，但因为各大方言内部差异性较大，而且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实际上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濒危迹象。
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和广州市居民的方言意识十分强烈，方言文化相当发达，但不少“00后”孩子也出现了方言断层现象。他们已经更习惯说普通话，甚至他们的爷爷奶奶为将就他们，也愿意说很不标准的普通话。
在广东民间，致力于推广粤语的人士不在少数。除了学习粤语的网站、微信群外，一些广州公众号也将推广粤语、粤语文字视为己任，或制作粤语相关的原创视频类节目。一个名为《疯狂粤语》的趣味网络脱口秀节目在去年2月开播，致力于“让粤语流行起来”，节目结合时事热点与粤语教学，传达“90后”广州本土青年的新锐观点，很快吸引了不少粉丝。
在公办教育领域，广州越秀区五羊小学今年初推出全市第一本校本的粤语教材《粤读羊城》，内容包括粤语简单用语、粤语童谣、粤语故事、粤剧等，通过讲授、练习、游戏等方式，帮助学生对粤语有更系统的了解，此举赢得不少正面回应。
闽、粤、客方言尽管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或许没有整体消亡之虞，但各种濒危的迹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以历史眼光来看，许多方言都经历了产生、发展、式微和消亡的过程，与自然界所有生命体一样既有茁壮成长，也会生死病老，但不能因“人固有一死”的宿命论而不管不顾。
当前一般谈论濒危汉语方言现象，很少人会特别关注闽、粤、客这类大方言的保护问题。但其实，深层次的方言保护，既要对高度濒危的弱小方言的“临终关怀”，也要对各大方言的发展态势进行动态监测，防患于未然，采取各种有效举措阻止其颓势进一步加剧。
兼美：普通话与方言不是单选题
2016年，我国第一部地方和城市版的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一）》在京发布，报告中称，老北京话在中学生中的认知程度日渐式微，北京大部分年轻人日常生活中也多以普通话而非北京话交流。
不仅是北京话，很多地方方言都处在消逝边缘，随着普通话的普及，使用方言的人逐渐减少，保护方言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而关于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关系的话题也再一次掀起了讨论，甚至有人提出：推广普通话是否就要以终结方言为代价？
其实未必如此。推广普通话，意义在于文化融合，打破方言形成的文化和语言壁垒。上文郭淼同学的经历，恐怕很多人大学期间都曾有过：几个同乡聚在一起讲家乡话，在当事人看来是亲切的乡音，但听不懂的人只能被尴尬地晾在一边。如此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方言自然会显得不合时宜。
方言能极大增强同一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也会在人们跨地区交往中造成一些困难。在现有的交通通讯、信息化的背景下，方言差异性减少、普通话影响扩大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现实。但要注意的是，推广普通话尽管规范重重，其目的却不是要消灭方言，只是要“在必要的场合”自觉地使用普通话。而另一方面，方言其实也为普通话提供了活力源泉，一些方言语汇也逐渐被吸纳到普通话中，使之得到传承和保护。二者应该是共存的关系。
中国南方地区多语言环境情况相对更多，尤其像广西这样的地方，一个人往往会说几种方言，比如西南官话、粤语、客家话，有的还会说壮语。这是人们自然而然掌握的，并不存在学得多就学不好的情况。因此，家长不用担心孩子以后普通话说不好，要让孩子从小有机会说方言，与普通话同时接触。研究表明，实际从小处在多语言状态的人，脑部神经系统的发育能够得到更多的锻炼，双语多语环境下的孩子在智力发展过程中，并不会吃亏，反而还更有优势。
不过，使用不同方言的人，要有语言使用文明的意识。这种文明意识，说到底就是要兼顾对方的心理状态，并成为一种习惯。在交际的现场，方言的使用要掌握度，要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这种文明意识不是短时间能形成的，但我们在进行方言传承和保护时，也要把这种意识传播出去。我们并不鼓吹方言独大，而是主张构建一种和谐的语言生活环境。正如汪涵在开展“響應”计划时曾说：“普通话可以让你走得更远，可以让你走得更方便，但是方言，可以让你不要忘记你从哪里出发；普通话让你交流极其顺畅，而方言让你感受到无限的温暖。”
保护方言应是一个契机，多方尝试，重塑地方文化的生命力，尊重其差异和独特性。只有内部的多元与丰富，才是有生命力的文明该有的状态。（资料来源：《新华每日电讯》、《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温州商报》）
全国哪里说话最难懂？
到底哪里的方言最难懂？在国际权威语言学杂志《Linguistics》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汤朝菊及其导师选取了15座中国城市，考察中国各地方言的互通性，即对相互之间能够听懂的程度进行量化。其中，北京、太原、济南、西安、武汉、成都方言属于北方方言，苏州、温州、长沙、南昌、福州、梅县（广东梅州市辖区）、厦门、广州、潮州则属于南方方言。
研究表明，在中国各地区方言中最难懂的是温州话和福州话，两者分别是吴方言和闽东方言的代表，语言的平均可理解度仅10%。紧随其后的是说闽南方言的潮州，平均可理解度为15%。代表粤方言的广州话和梅县的客家话可理解度分别为21%和19%。南方方言中最好懂的是隶属赣方言的南昌话，可理解度也才刚满30%。
相反，分布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的北方方言则较易听懂。可理解性最高的就是北京话，达87%，它也是北方方言的代表。所以，会说“瞧你们丫那揍性”，会“茬架”的北京“老炮儿”说的话近乎人人都能听懂。相对最难的汉口话的平均可理解度也有57%。“兔兔这么好吃，为什么不可以吃兔兔”的成都人虽然地处西南，但讲的依然算是北方话，可理解度达60%。
北方方言的内部一致性较强，而南方方言则相反。譬如，温州的被测者对潮州话的听懂率为0。苏州、温州、广州、潮州、梅县、南昌和长沙地区对福州话的理解度均在10%以下。作为闽东方言的福州话在北方人听起来更是难以理解，讲太原、北京和成都话的被测者对福州话的听懂率均为0。以北京为代表的多个地区对广州话的可理解度也均低于10%。
有意思的是，对使用南方方言的本地人来说，语言也并不都能互相听懂。譬如南昌话的被测双方之间可理解度仅50%，苏州话仅77%。一方水土一方人，中国人的“南腔北调”，既包罗万象，也是很多游子羁客的矛盾所在。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