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迪

　　北京的五环和六环，在这个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渡性空间，藏匿着别墅、私人会所、涉外学校和城里人的第二三套房产，也居住着几百万村民、打工者、暂住者。这里的很多房屋、街道都充满着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无休，这里也是许多打拼者在北京的第一个家。

　　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来到北京，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的路径，以不一样的代价，以这里为起点，和环内发生着各种关系，试图把自己嵌入这个城市，安顿自己的人生。这里遭漠视与压抑，也充满着勤奋与希望的动力，这里也正在创造着北京的历史，建立新的社会和美学秩序。

　　“你住在北京的几环？”

　　五环，是一条真实环形的城市快速路，双向六车道，全长98公里，外环和内环一共61个出口，2003年10月全线开通后，开车一个小时可以转一圈。六年后，全长187.6公里的六环路作为国庆60周年的献礼工程在2009年9月底开通。

　　生活或者工作在五环六环间的上班族，大量的时间和体力都耗费在路上。每天清晨，在草场地五六环间的公交车站前，早早就站满了等待公交车进城工作的人。早起乘车易困，进城的公交车上出奇的安静和沉默。下了公交车，他们中的大多数还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辗转一两个小时到达城内，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经历了一年多的奔波之苦以后，王艳还是决定用1700元的房租买来每天六个小时的时间。

　　早在2012年，燕郊地产逐渐升温的时候，她和身边那些打了鸡血般投资房产的同事一样，倾尽家庭所有积蓄以及预支了未来30年一半收入的房贷买下了两套房产，一套用来自住，一套用来投资。只是还没来得及细细体会有房一族的自豪感时，她就被现实的窘状击垮。每一天为了在9：00打卡前從东六环外的家赶到西北五环外的公司，她不得不在6：00起床，6：20分出门，搭乘一次公交车，换乘四次地铁，总共耗时2小时40分钟来完成58公里的迁徙。

　　她常会陷入纠结，当生活被房子绑架是不是值得？但是再想想，等到有一天，她把燕郊的房子卖掉，再凑一些钱，就可以换一栋五环附近的房产，再这样一步步换到四环，三环……也许再花上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她就可以站在城里的某栋属于她的房子里喝咖啡，她就又会觉得自己当年做了一个英明的决定。

　　是的，全中国都知道五环象征着什么。“你的公司在几环？”“你住在北京的几环？”这几乎是老家亲戚们判断你在北京混得怎么样的唯一标准。

　　尽管互联网带来的便利，让和王艳一样往返于上班地和燕郊的上班族可以在“超级拼车群”里寻找到价格便宜的顺风私家车。那是一个拥有1833人的QQ超级大群，群很热闹，但从来没有闲聊，每天滚动的都是“车找人”或者“人找车”的出行信息，格式统一，简单明确。类似的群，王艳手里有三四个，在需要找车回家的时候，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得把信息在各个群里复制粘贴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回应。

　　运气好的时候，她可以很快找到同行的人，价格也很实惠，上班地到燕郊，20元。只是这样的交易并没有任何合同与保险来提供保障。

　　好运当然不会时刻眷顾她。在经历了几次加班后找不到车，不得不去住酒店之后，她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住在那间房产证上写着自己名字的房屋。用1700元在公司附近租下了一间卧室，除此之外，她还不得不接受的是她和老公的“同城异地”的生活。

　　“故宫去看过了，也就那么回事。”

　　在五环六环之间，还有一群人生活半径几乎不会超过五公里。就像昌平区沙河镇松兰堡的老李，从早晨4：00起床，到晚上20：30躺下，他的全部生活就只围绕着煤炉和笼屉。老李今年62岁，三年前和儿子一起在松兰堡村租下这间十几平方米店面，开了一个“戗面馒头铺”。对于老李来说，只要有人买馒头，就不会考虑出门，反正“故宫去看过了，也就那么回事。”

　　和五环六环之间大多数村镇里的饭馆一样，不需要起一个文艺有腔调的店名，也不需要有什么装修。一个喷绘灯箱，简单直接地写上他们的主营项目就可以。尽管老李一家把“戗”字错写成了“呛”，但也不影响顾客的购买，因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食物的需求，只有填饱肚子这一项。

　　孙子是老李目前全部的期望，他特别看重孙子的学习，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停下手里的活儿，给孙子讲讲作业和习题，每天不知道要跟孙子念叨多少遍：“你要好好学习。”因为这是他眼中能够“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

　　对于一些人来说，五环六环之间只是一个临时落脚的地方。他们随着工地在一个地方快速出现，又快速消失。他们来自全国各个省市下面的农村里。山东枣庄的刘大金通过工友的介绍，在一个月前来到东五环外的梨园新村小区的改造工地。他不掌握木工、瓦工这样的技术，更不会上网，只靠出卖一把子力气来赚取每天180元的工资，但是正在铺路面砖的工程恰巧需要的就是他们这样的一群人。刘大金不知道这一次会干几天活，下一次会去到什么地方。就连同住在一起的十个工友，也是临时凑在一起，不一定哪一天，哪一个就走了。

　　刘大金在北京的每一次落脚点都很短暂。在一片蓝色围档圈起来的工地帐篷，是刘大金这几天的“家”，那是一个两面开了口的棚子，里面

　　满满地摆了五张上下铺。每到傍晚收工的时候，你都会看到几百个像他一样的人，在工地外面溜达，他们头上沾满灰尘，衣服上挂着滴落的水泥，卷起的裤脚一高一低。看上去没有任何生气。在周围小区居民的眼中，他们没有脸，没有个性，也没有声音，在很多人的记忆里他们干脆就是一团模糊的影子。

　　尽管他们居住拥挤的村庄或者棚户里。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住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定在这里才有希望。几乎所有的人都寄钱回家供养老人，再存一点钱准备让孩子日后可以到城里接受教育。所有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

　　大企业不断聚集

　　但是变化和搬迁并不都是落魄的，变化也同样意味着发展。作为中国近四年来发展最快的滴滴公司，同样经历了几次搬迁。从2012年6月在位于四环附近的中关村e世界卖场的二十几个工位，到2014年6月搬至北五环外的得实大厦，这家公司如今已经在数字山谷的软件园里拥有了一栋滴滴大厦。公司的业务也从早期的出租车，一步步扩张到了快车、顺风车、大巴、代驾等。

　　35岁的魏晨喜欢这样的变化，就像她自己，从2004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打拼，经过12年的拼搏，买车、买房，每一步变化都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如今她已经是滴滴公司一个部门的领导，带领着十几个人的团队，50万年薪，还有一个需要她一步一步实现的人生规划。

　　从中关村北上十公里，这里的一切都生机勃勃，验证着名字里“上升之地”的吉兆，也吸引着挑战者和野心家的步伐。在1990年以前，这里还是一个连公交车站都没有的偏远村庄，如今却变成了一个身负高科技名号的产业基地。在中国，它的地位相当于“硅谷”，为了强化这个概念，这里的楼盘会取名叫做“领袖硅谷”“硅谷亮城”。有人说，中关村软件园只是中关村后花园，但相对中关村最热门的卖场而言，这里却实实在在地拥有多家企业。

　　尽管通往产业园最主要的道路——信息路既不宽敞，也不通畅，堵车和高房价也让一部分人逃离，但这里依然充满着诱惑。联想（全球）总部、百度、腾讯等近300家国内外知名IT企业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纷纷聚集到这里。网易也决定告别五道口“宇宙中心”，搬进西二旗新园区的崭新大楼，空中跑道、健身房、生活超市一应俱全，食堂出品的牛肉面足以成为吸引应聘者的理由，更何况午餐和晚餐还都是免费的。财大气粗的腾讯也不会错过“拉仇恨”的机会，即将竣工的新大楼坐落于西北旺路东南交界，新大楼的空气处理系统将会保证室内的PM2.5值在35以下。

　　新兴的创业公司也选择在这里扎根，可他们都有成长的烦恼。滴滴公司从陈旧的得实大厦搬进了软件园的大楼，可会议室还是不够用，屋顶的露台上都挤满了人。拥有百度大厦、软件园、彩虹大厦等好几处办公地点的百度员工，彼此见面还得穿越好几个路口。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些不断外迁的公司，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办公场所来发展。

　　艺术家村落

　　出于创作环境的需求和生活来源的不固定，在北京的大多数艺术家也聚集在五环之外。因此，五环六环之间的环带中，也产生了宋庄、黑桥、草场地、费家村这样几个特别的艺术村，他们把民房、厂房、仓库按照自己的眼光进行暴改，给村庄增添了不少艺术的气息。

　　但他们与村庄本身并不会有太多交流，马路会变成一条“三八线”，泾渭分明地把村子划成两块，一块属于艺术家，一块属于村民与打工族。只有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才会走到村民的那一边，找一些饭馆或者买一些水果，但与村民产生的交流和关联也仅限于点菜、买单，这些简单的、来自生活需求的供求关系。

　　这些对比与割裂有时恰好会给艺术家们带来创作的灵感。艺术家包晓伟就曾经做过一幅画，其主体是一个垃圾场，背景处一辆代表着现代社会的高铁穿越天际。这个画面就来自他的上一处住地——黑桥。但是他觉得那里的环境太差，最终还是搬到了草场地。

　　反差与对比恰好成了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包晓伟曾经居住的黑桥，就成了他画的素材。

　　在更远的艺术家村落——宋庄，来自东北吉林的钟汉良正在大兴土木，他筹划兴建一个大型体育园区。在今年7月，他和镇政府签下了这个足足有120亩土地的园区。“这是一期工程规划的篮球馆”“这边准备做餐饮”“那边的50亩地准备修建一个足球场”，钟汉良在工地上描绘他心里的蓝图，他右手所指的方向，篮球馆已经有了雏形。

　　在来到北京的12年间，钟汉良用自己的经历演绎了一个励志的故事，从一个厨师到餐厅老板，再到接工程，如今他又转身做起了地产开发，现在，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些“產业”“生态”“循环”这样的词汇。

　　如果问起他的成功秘诀，他会告诉你：“我这人就靠做事认真，就像当年，菜盘子上贴了你的名字，你就要对这盘菜负起责任。”“北京哪里卖陶罐比较好？看起来雅一些的，我打算买几个摆在会所。”正在准备装修会所的钟汉良问他的合作对象。

　　“何必去买呢？干脆几万块钱弄个炉子，找两个艺术家过来烧多好。”他的合伙人回答他。李同水同样拥有60亩地，只不过他并不打算拿来做房产开发，这里是他的鲜花基地，种着300多个品种的铁线莲，这是被称作藤本皇后的一种花。提起李同水，也许没有什么人知道，但是提起他的基地——天地秀色，全中国的铁线莲爱好者几乎都知道。从2003年开始，他就把国外的铁线莲品种引到了中国，可以说，他是最早把铁线莲引进中国，并且推广到家庭园艺中的人。

　　他也没想到原本做贸易工作的他，最后会变成一个“农民”。从二三月份开始，他每天就要做些盘枝、浇水、施肥这样的农活。这样的状态要持续到五月。当然，经历过这样一段时间的忙碌，七八月份之后，他就可以去国外度假了。

　　“最吃亏的就是手艺人。”

　　在五环六环之间，还有不少手艺人，他们通过自己的手艺让自己和家人在这座城市安顿了下来。江西抚州的尧小辉就在双桥附近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具店，主要加工实木家具，但他接到最多的订单是门窗。

　　年轻的时候去学木工，并不是因为喜欢。只是和大多数农村里的青年一样，跟着老乡一起学个赚钱的本事。这个本事也的确让他赚到了钱。2006年，他和老乡一起来到北京，先是给别人打工，慢慢攒下一些钱，再跟老乡一起合伙租了100多平方米的店面开了这家家具工坊。但他却觉得“最吃亏的就是手艺人。”

　　因为靠出卖手艺，并不能像做生意的人那样迅速地积累起财富。在他隔壁做铜配件的刘葆荣却觉得两个小伙子挺不错，毕竟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还愿意做这样的手艺活儿已经十分难得，连他的大儿子都不愿意继承他的手艺。老刘也是一个手艺人，主要加工古典中式家具上的铜配件，在他店里的每一个产品都是他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在他的手下，一块块铜板会变成实木仿古家具上的锁环，变成镂空的吊灯，变成火锅，也变成异形柜台。

　　只不过，不懂设计、不能创新的刘葆荣和尧小辉，始终拿不到最大部分的利润。在刘葆荣店里剩下的废铜料，在昌平区东小口镇的秦刚那里会变成非常受欢迎的产品。来自河南的秦刚一家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从蹬着三轮板车到处打游击收废品的游商，慢慢成为拥有一个店面的店主。如今秦刚在东小口镇拥有一个可以称之为回收场的150平米的院子，主要回收各种铜、钢、铁、铝这样的金属。从每天清晨6点起，秦刚和他的妻子、儿子便开始从拾荒者手中收取大包小包的废品，即便是凌晨两三点钟有人敲门，他们都不会拒绝。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在这垃圾堆里一点点拾出一个“宝藏”。

　　东小口镇曾经是北京周边规模最大的废品回收基地，560亩土地上盘踞了千余家废品回收站，超过3万人在此谋生。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北京最大的废品回收基地还在北四环中路的卧虎桥。但是因为拆迁、修建地铁等原因这个废品回收基地一步步向外搬迁，从卧虎桥到朝阳洼里、立水桥，再到这个海淀区与昌平区交界处的东小口镇。

　　秦刚也不知道他们这里还能坚持多久，也没有想好下一步要去哪里。除了生活垃圾类废品集散地正在向北京之外搬迁，旧家具回收市场也在不断向外迁。

　　如今的五环六环之间，新楼房正在取代原有的村庄，过去10年间，北京商品住宅库存分布始终以五环至六环之间为主。但从2016年开始，主力区域外延至六环以外。

　　在北京五环六环之间，时刻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故事，也正是无数个人的故事，串联起北京的不同侧面，展示了北京的不同况味。而这些，都是北京。（资料来源：《男人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