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舒

　　春节小长假是大理的旅游旺季，孟宏（化名）又忙碌了起来。

　　4年前，他从北京的一家报社辞职，回到老家云南大理，在洱海边上建起了自己的民宿客栈——栖桐。

　　4年来，大理民宿产业方兴未艾，大大小小的客栈占满了洱海沿岸的一整条街道。

　　“再这样发展，估计干几年就做不下去了。”利索地收拾好了客人预订的房间，孟宏给自己沏了壶茶歇脚，脸上显出几分担忧，“大理现在的民宿数量已经饱和了。”

　　其实，民宿热潮并不只限于大理。

　　随着人们旅游方式从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的转变，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入住体验的民宿在全国备受追捧。

　　然而，在民宿热的背后，诸多“成长的烦恼”也开始显露端倪，产品和服务趋同现象正在蔓延。

　　对此，有业内人士对记者坦言，中国的民宿业，不缺少情怀，不匮乏热情，但却少见耐心。“民宿的建设和运营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它是一个需要业主静下心去做的领域。随着民宿业竞争的加剧，那些靠故事、设计、炒作而偶然成功的民宿将会渐渐冷却，整个行业最终将趋于理性。”

　　风风火火

　　陌上、花开、缓缓归，吴越王钱谬与王妃的爱情传说，成了民宿客栈“栖桐”的客房名字。

　　这是孟宏想了一晚上的创意。

　　客栈原本是一座白族小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从翻新到改建，孟宏一共投资将近100万元，花光了他工作以来攒下的全部积蓄。

　　他自己也住在客栈里，给房间取名“望月”，“因为房顶是一个玻璃的穹顶，晚上不下雨时可以看到星星和月亮”。

　　而为了能让住客吃到最新鲜的实物，孟宏每天很早就会起床去集市购买附近农家种植的蔬菜、瓜果。

　　他在朋友圈里写道：“吃的是自己亲手种下的小菜，喝的是高山深处的山泉，闲来和小伙伴们一起挖挖菌子、捡捡柴，和南来北往的旅人喝喝茶，聊聊天，这就是我梦想中岁月的样子。”

　　开业初始，栖桐本拥有15间客房。

　　2016年年末，他关闭了一楼的5个房间，改建为茶室，扩大了公共活动空间。

　　“原本的客房数量过多，不如扩大公共空间，为住店朋友提供更多的娱乐场所。”孟宏解释道。

　　实际上，在他决定改建的前一年，大理已经迎来一波客栈修建热潮，民宿产业的竞争已趋近白热化。

　　而大理民宿的火爆场景，只是各地民宿产业发展的缩影。

　　据记者了解，国内目前己形成了滇西北民宿群、川藏线民宿带、湘黔桂民宿群、海南岛民宿群、浙南闽北民宿群、徽文化圈民宿群、客家文化圈民宿群、京津毗连区民宿群、珠三角毗连区民宿群、长三角毗连区民宿群、浙闽粤海岸民宿带11个民宿群带。

　　而民宿热的到来，使得资本力量也盯上这个“香饽饽”。

　　2016年3月，如家正式启动民宿运营，以合作形式将符合条件的民宿业主纳入旗下品牌“云上四季民宿”。同时，在全国8个城市签约了33家民宿作为样板店试点系统运作和管理模拟。

　　此外，绿城、绿地等知名房地产企业也己开展针对民宿产业的投资布局。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城市居民会对城市产生厌倦，期望回歸农村生活，怀念农耕文化。”面对日趋火爆的民宿市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称，“这也是国内‘民宿热兴起的主要原因。”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16客栈民宿专题研究》报告也证实了罗德胤的观点。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末，全国已有客栈民宿超过4万家，从业人员达到100万人，市场规模近200亿元人民币。

　　从地域上看，这些民宿主要分布在旅游资源较为丰富的西南和东南地区。其中，云南以6466家客栈民宿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浙江和北京分列二三位。

　　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我国民宿行业营业收入将达到362.8亿元人民币。

　　在这其中，乡村民宿的发展也已不可小觑。

　　带动乡村复兴

　　如今，投身乡村建设的人都戏称自己为“风口上的猪”——站在风口，猪都能飞起来。这股风便来自民宿热潮背后对乡土价值的重新寻找。

　　以民宿经济带动乡村发展，几乎成为了所有人的美好愿景。

　　“莫干山模式的复制，或许会成为撬动乡村复兴的支点。”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莫干山镇，为天目山之余脉，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

　　近年来，一大批名扬全国的民宿纷纷涌现，让莫干山周边的乡村呈现出一幅非城非乡的景象：沿山路途被400多家民宿占据，村民们纷纷出租多余的住房，或按自己的审美翻版一个民宿。

　　每逢周末，各村就人满为患，名气稍大些的民宿更是一房难求。

　　“这些民宿，大多利用了农村里的闲置农房，实现了土地的集约，并让闲置的资源产生了经济效益。”德清旅游委副主任杨国亮回忆道，“2007年，村里房子出租只要5000元至8000元一年，而现在的年租金收入则高达30000元至70000元，仅德清西部的130幢农房，总计年收入就能够达到480余万兀。”

　　在农村空心化态势严重的当下，莫干山的乡村却是一片火热。

　　这里不但吸引着本地年轻人回归，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来这里寻梦。

　　杨涵（化名）便是其中一员。

　　“我们做民宿并不都只为赚钱，而是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乡村建设。”在杨涵眼中，乡村民宿不仅能盘活闲置农房，还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

　　原来几乎无事可干的大叔大妈们，很多成了民宿的服务员。

　　在杨涵的民宿中，打扫房间的阿姨都是本村或者附近村子里雇佣的，一个人的月佣金在3000元左右。

　　而民宿产业为当地增加收入的同时，政府在交通等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上的投入，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福祉。

　　杨涵对此感触颇深：“我记得刚办民宿的时候，道路泥泞不堪，村子也穷，其他村的姑娘都不愿意嫁到这个村子来。现在几年过去，道路变得通畅，村里的景观优势就出来了，多家精品名宿扎堆在这里，让这个地方变得有点梦幻。”

　　“这两年，‘莫干山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向外输出，民宿变成各地乡建的‘标配。”上海世博园区景观工程总顾问朱胜萱表示。

　　困境与出路

　　然而，在民宿产业迎来大好发展前景的同时，其背后暴露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营利难、缺少法律监管、卫生消防安全不达标……

　　“各地一窝蜂地建设，必然导致民宿过热、过剩，良莠不齐。”朱胜萱坦言，“一些声名鹊起的民宿确实一房难订，而一般的民宿入住率不足50%，双休日还有些客人，工作日几乎无人光顾。”

　　这让不少民宿业主都深陷“前期投资巨大、租金快速上涨以及同质化竞争”的泥潭。

　　此外，由于国内众多民宿都是依托原农村自建私房发展起来，没有办理产权登记，建筑物质量安全手续不完备，使得这些民宿难以取得正常经营所需的卫生、餐饮、治安等许可证照，游离于政府监管体系之外，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很多民宿都是直接在网上挂个房源就开始营业，做的是和酒店一样的生意，却不用审批不被监管。”朱胜萱解释道。

　　2016年，客栈群英汇曾针对民宿产业发展现状向民宿经营者们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在此次调查中，有四分之一的民宿经营者反应，没有获得合法的民宿身份。同时有更多的经营者反应，没有获得特种经营许可证。

　　对此，记者在查阅各大民宿预定网站时，也在游客评价中发现了端倪。“卫生条件较差”“位置不好找”“服务态度较差”等各类差评越来越多。

　　面对民宿产业不断暴露的问题与短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魏小安认为，民宿管理正亟须“国家标准”出台。“目前大多数中国民宿仍处于灰色地带，经营较难合规合法，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规范，民宿发展很难突破。”

　　而浙江已首先发力。

　　早在2015年5月，浙江德清便发布了我国首部县级乡村民宿地方标准规范。这份被称为《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的“标准规范”不仅给“乡村民宿”下了定义，还对乡村民宿服务质量设定了基本要求。

　　此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于近日已正式出台《关于确定民宿范围和条件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了民宿开办的范圍和条件。

　　无独有偶，与浙江几乎同步，在深圳市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委员王淑杰也提出《关于加快民宿立法的建议》。

　　该建议提议，深圳应利用特区立法权，在国内率先出台民宿管理的地方法规。

　　杨涵正期待着一系列政策与法规的落地实施，在他看来，这是让民宿产业有序发展的最强有力的保障。

　　他曾在自己客栈的留言簿里提笔写下，“田园不芜，不妨归”。（资料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