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禾

　　

　　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英国推出“永恒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之际，英国首相卡梅伦撰文向莎士比亚永存于世的影响力致敬，并引用了莎剧《裘力斯·凯撒》中的一句台词来赞扬他：“他像一位巨人，跨越这狭隘的世界。”

　　莎士比亚可能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但他对后世的影响之深之广，恐怕没有哪个作家能够匹敌。

　　今天，莎士比亚作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试问有几个人没有听说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呢？在他的剧作中，人们总是可以找到许多吸引自己，并且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或感动，或抚慰，或激励，或治愈。这些剧作可以一读再读，是躁动不安之时的一剂良药。

　　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在英国推出“永恒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之际，英国首相卡梅伦撰文向莎士比亚永存于世的影响力致敬，并引用了莎剧《裘力斯·凯撒》中的一句台词来赞扬他：“他像一位巨人，跨越这狭隘的世界。”

　　莎士比亚是谁？

　　400年来“莎学”研究从未中断，在有关莎士比亚的浩瀚书籍中有一个与“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相似，定论并非关键，却难以回避的争论话题：莎士比亚是谁？

　　茫茫书海，看到翁贝托·埃柯在《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中，有一篇名为《莎士比亚成为莎士比亚纯属偶然》的文章。在他罗列的驳杂书单里，全是诸如《莎士比亚是培根吗？》《培根是莎士比亚吗？》《莎士比亚就是莎士比亚》之类的书。关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否是同时代的弗朗西斯·培根所写，以及莎士比亚和培根是不是一个人的话题，眼花缭乱地争论了整个19世纪。以至于当我看到书单中一本1890年出版的《莎士比亚去死吧（还有培根）！》的书时，不禁忍俊。

　　会有这样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历史记载的莎士比亚，出身于斯特拉福小镇，只在一所乡村文法学校接受过简单的古典文学教育。这个背景和学历，实难与他在30多部剧本中所显示的学识相符。

　　培根则是博学又深邃的大学者，与莎剧里体现出的非凡学识、谙熟法律、精通科学、在欧洲广泛游历、在宫廷见过大场面的形象，倒很符合。持这种观点的“培根学派”有诸多依据，都像悬疑小说里破译密码一般。比如莎剧《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一场出现的“honorificalilituditatibus”这个词，就被破译为“这些剧本，即F·培根的产物，是为世界保留的”这层意思。

　　当然，除了认为莎士比亚是培根之外，人选还很多。比如，牛津伯爵、伊丽莎白一世本人，或者与莎翁同时代的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都不是没有可能。这些争论者的共识倒是有一点：仅凭一所小镇的免费文法学校，是不太可能造就文豪的。

　　但这些观念，到了20世纪就不再显得重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就认为，高深的艺术为什么必须得有高深的学识？简直是无稽之谈。“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自学写作，并且可以写得很出色。任何一个农民作家只要阅读适当的书籍，随时细心体察周围的事物，就可以给人以博学多才的假象。”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莎士比亚并没有上过大学，因此“不谙拉丁，更疏希腊”到今天也并没有什么异议。他还活着的时候，在伦敦剧界咄咄逼人的锋芒，早就引得一些学院派才子批评他“用别人的羽毛装扮了自己”，是个“暴发户”。他“于才于艺，多有所缺”，而且颜值堪忧，有张“布丁胖脸”。这就让我们更想看一看，莎士比亚的剧作和十四行诗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如何脱颖而出的了。

　　戏剧王国

　　莎士比亚生活的1564至1616年这52年里，主要是伊丽莎白一世与詹姆士国王执政的时代。伊丽莎白一世于1558年登上英国宝座，时年25岁。在她的治下，英国变成了海洋大国。航海知识的突飞猛进和个人对财富的占有欲，鼓励着人们去海洋上开拓新世界。随着美洲大陆被发现继而开拓为殖民地，曾经处于边陲的英国成了新的中心。

　　但莎士比亚青年时代的斯特拉福镇，还是个单调乏味的地方。生活无非是“举行洗礼命名仪式，婚丧嫁娶，哪家在门前堆粪受到传讯，听长篇大论的布道，捉奸，折磨巫婆，虐待动物，贵族老爷出猎，看粗野流血的足球赛，闹鬼闹仙，赶集，流动小贩兜售民谣歌本，逢年过节举行喜庆活动，宰牛犊，杀肥猪，夏季家蝇太多，冬季水泵结冰，发生瘟疫、流行痢疾，收成不好，醉汉闹事，玩九柱戏，说下流瞎话，冬季饮食不周引起坏血病”，等等。

　　除此之外，巡回剧团常来到这里访问。由镇公所出钱在市政大厅的演出有很多场，比如1569、1575、1576、1581、1582、1584年的伍斯特伯爵剧团，1569、1587年的女王剧团，1573、1576、1587年的莱斯特剧团等等。剧院和舞台的空间，已经深入了英国的乡镇。

　　也正是在这些剧团的感召下，大概是在1587年的盛夏，莎士比亚来到伦敦。

　　彼时的伦敦，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那还只是一个发展超出一般规模的村庄而己。皮卡迪利街只是一片与世隔绝的乡间庄园，古城拥挤、杂乱，空气中散发着泰晤士河的臭气。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对16世纪末伦敦的描写，给人以这样一幅画面：“街道狭窄泥泞，鹅卵石的路面到处是垃圾，路上兽蹄嗒嗒，车轮辘轳，商贩大声吆喝，徒工争吵斗嘴，行人相互推搡怒骂。拥挤的房屋之间夹着无数阴暗的小巷；路旁没有排水沟，舰队河的臭气令人作呕；鸢鹰在法庭旁的尖桩上撕啄刚割下的人头。”

　　那时的伦敦人，一点也不像今天的伦敦人那样有文明风范。他们的交谈，粗声粗气，带着七分醉意。那时谁都不喝白水，茶也尚未传入英国，麦酒是标准饮料，“早餐几盅有助于人们带着悠然自得或寻衅好斗的心绪开始一天的生活，午餐几盅可以恢复上午消耗的精力”。

　　伦敦对于艺术的热爱，就这样和它对凶残行为的嗜好鬼魅地联系在一起。

　　那个时代的剧作，最初很多都来自于学院派、有教养的业余作者。作者往往是贵族（常常毕业于牛津、剑桥），可以直接看拉丁文原著，然后用英文表现原著的精神，或者阅读法国戏剧家的作品、模仿意大利的传统。这些戏剧家首先关心的是学习法律和显贵们的优雅生活。莎士比亚这个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小镇人，在伦敦成名发财，也难怪遭到同行嫉妒了——同时代的才子作家罗伯特·格林就骂莎士比亚是“暴发户式的乌鸦”“自命为举国唯一震撼舞台的人”。

　　1592年，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在玫瑰剧场上演。这是莎翁在伦敦声名鹊起的一部历史剧，在票房收入上创造了整个演出季的最高峰。这出戏说的是亨利五世驾崩，少年英王即位时，两大敌对集团如何分裂英国，触发玫瑰战争的这段历史，也描写了法国人对英国统治者的反抗、法国皇太子在兰斯大教堂的加冕和圣女贞德的战功。

　　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主要都是写英国国王。其中，《亨利四世》与《亨利五世》当算艺术成就最高的。复旦大学莎学专家陆谷孙曾讲到，亨利五世似乎最符合莎士比亚的君主观，“不像约翰王那样无能，最后落得可悲的下场；不像理查二世是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不像亨利四世那样是个奸诈的篡位者”，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理想“完人”的形象：“既能就神学、政治和兵法发表雄辩的宏论，又是个出色的实干家”，“是政治家、统帅、君子、信徒和普通人的总和，兼备刚正、坚定、坦荡、谦逊、谨慎、虔诚、笃实等各种品质”。

　　亨利六世时代，玫瑰内战和时起时伏的英法“百年战争”把社会弄得动荡不安。

　　1593年，莎士比亚开始了关于玫瑰战争漫长历史的构思。先是《亨利六世》（上中下篇）和《理查三世》，接着是《亨利四世》（上下篇），然后是《理查二世》，之后是《亨利五世》和《亨利八世》。英国民族国家开始形成的历史，就这样通过戏剧的舞台，渗透进了大众戏剧的空间。

　　发明以及经典

　　印刷术在莎士比亚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神奇的力量。至1623年，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与18部戏剧皆已印行。在这18个早期印刷的戏剧中，《理查三世》《理查二世》和《亨利四世第一部》先后印刷了6次，《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先后印刷了5次，《亨利五世》《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先后印刷了4次，说明这些是当时最受人喜爱的戏剧，在舞台上也是多次演出。1623年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印行——在17世纪，雅致而稀有的对开本是印刷业对作家实行“经典化”的重要手段。

　　当莎剧开始在欧洲很多国家的剧院上演之时，1607年，英国在北美洲弗吉尼亚建立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他的一些诗句在殖民地被人们吟诵和抄写，经过几个世纪成为显学。

　　也就在莎士比亚去世的那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经商权。英国人在印度建起商铺，莎剧搬上亚洲舞台。

　　到了编纂《英语大辞典》（1755）的萨缪尔·约翰逊时代，莎士比亚已经受住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考验，开始“享受古人的庄严，领受特权”了，“其美名无可动摇，其尊荣已成惯例”。与他所生活的时代拉开了距离后，他创造性的心灵和他发现的普遍人性，开始变得不朽。

　　爱默生曾这样写道：“莎士比亚不属于杰出作家之列，正如他不属于大众一样。他的聪明令人不可思议，而其他人的才智却能被了解。”

　　2012年，BBC剧集《虚妄之冠》之《亨利五世》导演西娅·沙洛克接受采访时表示：“莎士比亚讲述的故事是如此普适，只要你是一位母亲、一位父亲、一个情人、一个孩子或是一位政治家（君王），就可以理解他创造的世界。他讲述着所有人的心声。”

　　在400多年来的莎士比亚阅读史中，读者换了一茬又一茬，故事的介质也从“第一对开本”进化到广播、影视乃至Kindle、智能手机，但不变的是莎士比亚，以及他作品中的一切：爱、恨、妒、嗔、欲，难逃的劫数，或曰宿命。（资料来源：《新周刊》、《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