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禾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在著名的北京六郎庄住过将近一年时间，当时的一些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诸如房客、房东、邻家小孩等各色人等的小故事。

　　曾被戏称为“中关村宿舍”的六郎庄，显得和北京之名甚至中关村之名格格不入，但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却永远无法摒弃。六郎庄如今已被拆迁，但它不会消失，而是更名换姓，改头换面，以别的形式存在于另外的地方。

　　邂逅

　　第一次去六郎庄是2008年9月底，那天下着小雨。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的低矮小房子的屋檐上噼里啪啦滴着水，水汇成一片，流淌在小巷子的每一个低洼处，让我们不得不不断地拐弯，左蹦右跳，前躲后闪，同时还要注意小巷子两边墙壁上、电线杆子上的招租广告。

　　忽然，一家门口闪出一个中年妇女，慢吞吞地用仿佛舌头打了卷儿的北京话说：“你们是不是要租房子啊？看看我这个，我正打扫呢，地板我都用84消毒液消过毒了。”

　　那是一个简陋的微型四合院，几间平房，进了朝东的永远只开着一扇的院门，正对的是正房，房东一家住，左边是窄小的厨房兼烧暖气的锅炉房，右边是要出租的房子，大约十二三平米。房子很老了，刷白的墙壁上渗着不均匀的暗黑，一张挺大的双人木板床，一张桌子，两个柜子，都很旧。院子很狭窄，约五六平米，靠墙堆放着几棵大白菜、几根大葱、去年没烧完的蜂窝煤以及几双旧鞋子。

　　600块一个月，比我和爱人的上一家出租屋便宜将近300块，就这么定了。一个星期后，我们就从遥远的石景山古城搬到了这里。从搬来的第一天起，女房东就告诉我们，不许使用他们的厨房，我们可以在房间里做饭，但是不能炒菜，理由是：“自己的房子，都要很爱惜的，炒菜有油烟，白墙都给熏黑了，灯也会熏黑。”后来她还特意建议，“你们啊，要是没事就别在屋子里开灯，或者买个小台灯也成，那样省电。顶灯不少钱呢，老开着容易烧坏。”

　　房东两口子之前都在公交公司上班，老公当司机，老婆当售票员，现在退休了，老公在公交公司看车，老婆在家当全职包租婆一一除了自家院子里我们住的这一间，她在六郎庄的另一头还有一栋小楼，大约十几个房间，一个月租金收入万把块钱。

　　有一次我们在屋子里熬粥，热气腾腾正要盛的时候，外面咚咚咚几下敲门声，随即门被推开个小缝，是女房东伸进了头：“你们（干）嘛呢？说过不要炒菜，怎么又在炒？”我拿开锅盖让她看：“阿姨，您看，我们真没有炒菜。”

　　当然了，偶尔我们也会偷偷地炒一下。

　　我们共用一条网线，费用对半，但基本上女房东都会把路由器关掉。“人家说了，就那么插着，表也是要走字儿的。”

　　冬天烧暖气，总说煤又涨价了，这样一来，我们处在暖气管道末端的房屋总是有点冷，我去反映，女房东说：“没有啊，我这屋挺暖和啊。”

　　感受

　　后来，我们搬到了另一家，楼房，还在六郎庄，与原来这家只隔一条小巷子，房租每月450块。我们所住的一楼，大约住着七户，都是小年轻。

　　白天，六郎庄多少有点冷清，只有一些老人和中年包租婆偶尔在街上来往。村子西头的菜市场，街道上的各色店铺以及只有一名医生的六郎庄诊所，虽然都敞开着大门，却少有人光顾。

　　下午四五点钟，就热闹起来了。

　　从中关村和巴沟回来的衣着考究而满面疲惫的年轻上班族，从颐和园东门以及海淀公园回来的愤世嫉俗的遛弯老头，从不知道什么地方三三两两骑车归来的玩世不恭的青春期男女学生以及顽皮的小学生，从北大西门穿越芙蓉里回来的外地来的北大旁听生，还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邋遢而面目黑红的小商小贩——卖冰糖葫芦的、卖烤红薯的、卖煎饼的、卖水果的、卖棉花糖的、卖碟片的、卖书的、卖祖传秘方的、卖内衣裤的、卖挂炉烤鸭的、补鞋的、贴膜的——都出动了。

　　杂货铺、小超市、羊蝎子馆、沙县小吃、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驴肉火烧、理发馆、福利彩票店、药店、菜市场、菜店、美甲店、服装店、鞋店，都亮起了霓虹灯，小老板和他的伙计们打起了精神，开始应对刚下班的年轻消费者。猫猫狗狗也都来了精神，在人流中穿梭追赶，乐此不疲。

　　一下子，街道上摩肩接踵，拥挤嘈杂，灰尘浮动，哪怕是还在聚精会神下棋的老头或是坐在屋檐下乘凉的盲眼老妇，都被置入了某种不可抵挡的躁动的兴奋中。

　　这让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躁动，大概要等到10点或11点才能消散，绝大多数人在此期间享受生活，消费、休息、在街上溜达，然后回自己六七平的出租房里说笑、看电视、吵架、洗漱、休息，为新的一天积聚能量。

　　离去

　　搬到六郎庄之初，简直把这里看成了世外桃源，甚至还曾想几个好朋友合租一个院子，住在一起，将其搞成“诗歌俱乐部”，然而最终不了了之，任由这个幼稚的想法像一句大话一样在六郎庄的冬天随风飘散。

　　说“我们”，是因为我们搬到六郎庄后不久，杜若也搬了过来，后来是苏总和千岛，再后来千岛毕业于北大的一位同学也来了。但是千岛在这里没住多久，大概还没有过冬，就悄然离开。苏总也没住多久，大约不超过三个月。

　　为了省钱，杜若刚来六郎庄的时候，租了一个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极小的桌子以及一张椅子的犄角旮旯里的小屋，阴暗，潮湿，只要人在里面，就必须开灯。一个月房租150元。我们租住的屋子条件要比他的好很多，也有条件自己煮面条并简单做一些菜，所以很多时候会招呼他过来吃饭。

　　因为屋子在角落里，四面都是当地人自建的小楼，信号极其微弱，每次饭快做好时，我先打电话，如果碰巧他在屋外的巷子里晃悠，电话能接通，他则自己过来。但十之八九是接不通的，我只得去那个小屋子喊他。

　　腊月的一天，林寒和破罐从天津来玩，我们在六郎庄街道上的一家饭馆吃了饭，喝了酒。吃完已经很晚了，大约11点，街道上寒风嗖嗖。平时拥挤不堪的小街道此时空荡荡一片，许多店铺都已经打烊，只有个别药店、网吧和发廊还亮着灯。

　　为了省钱，我们要找一家能买到棉被的商店，以便林寒和破罐在杜若的小屋里凑合一晚。在街道尽头，找到了一家卖棉被的商店，买了一条，三四十元，抱着棉被，我们一边打着冷战一边牙口机械地说笑着回了住处——这时已经冷得不行了。

　　第二天一大早，才发现晚上落了一场雪。不厚。

　　六郎庄的出租房几乎都不带厕所，只有巷子里臭烘烘的公厕。租金比楼房单间更便宜的老房子，多是外出务工的中老年人的选择。

　　2009年9月，在六郎庄生活了差不多一年之后，我们也离开了。两三年后坐车路过西北四环时发现，当初偌大一片、熙熙攘攘的六郎庄，那么多农民自建房，都已经成为一滩碎砖破瓦了。

　　再转眼几年过去，我们几个当时20出头的毛头小青年，浑然不觉间，都迈过30岁的门槛了。

　　那个脏乱吵杂、人人都想逃离的六郎庄，如今不复存在了一一但它确实生动又真切地存在过，并且将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它难以剔除的巨大现实感也将继续像渗入我们身体的时间一般，长进许多人的生命里。

　　（资料来源：网易·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