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来，不断有人为反家暴奔走发声，相关法律也应运而生——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对家庭暴力的范畴、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
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剧中男主角安嘉和经常殴打妻子梅湘南，其下手之狠毒、殴打之惨烈，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家暴，在人们的意识中，可能感觉不好界定，而且多为隐私：跟亲戚朋友说，换来的可能只有一句“两口子之间的事，局外人不好掺和”；跟单位同事说，有点难以启齿；报警，警察来了大多也只能是调解。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中，人们只是把它归为家务事，这也就助长了施暴者的肆无忌惮。
全国妇联2011年10月21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婚姻生活中曾遭受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约为“四分之一”。去年河南沧州的调查显示：该市发生家暴的年龄多在26岁至45岁，女性受害者为96.4%，农村家庭多发，处理结果多为调和，真正受到庇护的受害者仅为5%。
数据无疑让人触目惊心。20年来，不断有人为反家暴奔走发声，相关法律也应运而生——3月1日，《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对家庭暴力的范畴、预防、处置、人身安全保护令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
疯狂的“爱”
年过60的程国芳（化名）趁着丈夫出差，匆忙收拾一点行李就逃走了。她把这个过程形容成“胜利大逃亡”，但事实上，那天的离开十分落魄。她连身份证都忘了带。
在出逃之前，程国芳犹豫了好几次。“我珍惜这段婚姻，也舍不得让孩子在一个单亲家庭成长。”
比程国芳年长十多岁的崔兰枝，她的离家就果断得多。“结婚39年，打了我39年。”最终，崔兰枝在2004年出走，在外流浪，靠打零工度日。
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与自己所经历的这段关系的告别方式，都令人感到惊惶不安。
被持续打了好几个小时的黄芳最终受不了，选择从3楼的窗户逃走。
“想逃命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她失手掉了下去。丈夫第一个出现在她身边。黄芳躺在地上央求他打120，“他骂了我一句，就跑了。”
她们都是遭受家庭暴力的“四分之一”。
在“四分之一”中，陷入绝境的杨希（化名）和许林芳选择孤注一掷。他们以暴力行为反抗长期施暴的丈夫并致其死亡。她们因此入狱。
幸运的是，司法机关在裁决时，长期遭受家暴被引入考量中。刚毅的制度在家庭暴力面前显露温情。
这些家暴受害者，最开始认为自己或许只是那个不幸的人，又误入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小事争吵最后演变成一场名为家庭暴力的“战争”。
合力推动立法
对于来自中国的与会者而言，1995年在京郊怀柔县城召开的那场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如同一堂关于非政府组织和妇女运动常识的补习课。
超过3万人参与了这场论坛。其中，每6个人里，就有5个来自异国。他们和中国的与会者——工人、农民、高校学者、教师、律师和公检法司各领域的公务员，分享关于妇女权益保护的经验与观点。
在这场论坛和随后的于北京城区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与会者探索中国妇女权益保护的路径更加清晰。
一大批迄今仍活跃在妇女权益领域的人士都曾出现在那里。他们从1995年走出，
带着对妇女权益保护事业的斗志，转身进入21世纪。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从事女性权益的保护工作，又在诸如推动反家庭暴力立法进程中交汇合力。
●认知
1988年，王行娟创立彼时还在被称为中国管理科学院妇女研究所（后更名为红枫热线）的民间机构，专门研究妇女就业和女性从事性工作等问题。
研究所在1992年开通了一条妇女求助热线。随着打进来的求助电话增多，“夫妻打架”的情况被越来越多地被提及，王行娟和她的团队成员意识到，女性遭遇婚姻暴力的问题比想象中的严重。
开通热线的第一年，类似的反映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电话超过60个。1993年，妇女研究所针对女性投诉遭受婚姻暴力电话增多的趋势，在北京市对30个城市户口和30个农业户口的婚姻暴力受害者进行个案访谈。
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接下这个任务时还是妇女研究所的志愿者，同时，她也在中华女子学院任教。
“我没有想到调查农村妇女受虐待的情况比调查城市受虐妇女的情况困难得多，（一些）农妇不认为自己遭受暴力侵犯是一个问题，不愿讲出自己受虐待的情况，有的拒绝谈，有的谈了一半，第二天就不想谈了。”
那段时间，孙晓梅每天都要访谈30个平谷县的农村妇女，几乎每天都要坐长途车往返在北京、平谷的路上，花上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到达目的地。有时车坏在半路上，她只好打道回府。
两个月下来，30个个案访谈完，手头的录音带积累了十几盒。孙晓梅一盒一盒地听磁带整理手稿。又过了两个多月，她写的手稿累了高高一摞，成文超过30万字。
孙晓梅把这些资料交给妇女研究所。此时，30个城市妇女受暴的案例也已访谈完。王行娟看到这些个案，“触目惊心”。
“家庭暴力足以摧毁她们的人格，让她们没有自信心，非常自卑，只能忍受这种暴力的环境。”王行娟描述她所见过的受暴妇女的处境，“把自己看成低人一等，不敢反抗。”
这种显而易见的暴力和它所带来的伤害却被那个时代的认知轻易隐形。
“家庭暴力这个词是外来语。”王行娟说，“在中国人（以往）的语境里，它就是夫妻打架。夫妻打架，双方没有是非，没有对错，也没有罪，更不涉及人权。”
●论坛
1995年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先期召开的辅助性会议成为中国政府对待家庭暴力问题态度的一座分水岭。
因为对家庭暴力等问题研究早，王行娟所在的妇女研究所获得了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咨商资格，同时接下了“妇女群体与社会救助”分论坛的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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