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亮

　　2015年10月份，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戴建华结束了在美国为期一年的访学。

　　访学期间，虽然每天都能从互联网上得知来自国内的消息，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贯彻落实力度，是否仍像他出国前一样？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直都很感兴趣的戴建华，心中老想着这个问题。

　　2015年12月中旬，教育部集中通报了多起部属高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具体责任人和多名高校领导分别被给予相应处分，让他明白了“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真切含义。 这对他触动很大。他告诉记者，合适的时候，他准备向国外对八项规定感兴趣的朋友介绍八项规定落实的现状，并告诉他们一句话：“这不是一场‘运动，不要再拿老眼光看中国了，你们的中国观也该与时俱进了！”

　　不是“政治秀”

　　“你是中共党员吗？”

　　经常有外国人拿这个问题问戴建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习惯于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

　　“刚开始走出国门看世界时，我就让外国人给‘上了一课。”戴建华表示，很多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秉持着一种“我们是天朝上邦，尔等都是蛮夷”的自负。他们对中国的印象甚至还停留在冷战时期，对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度存有不小的无知和偏见。

　　八项规定实施伊始，尽管不清楚具体内容是什么，但国际上有不少人已经注意到十八大后中国正在进行的正风反腐行动，不过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八句话就能扭转腐败现象？”“估计很快就‘昨日重现了。”

　　刚到美国时，类似的质疑戴建华并不陌生，而且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很难通过几句交流就能得到更正。作为一名党员和一名系党支部书记，他常常有一种百口莫辩的无奈之感。

　　可一年多下来，戴建华发现周围外国人的态度正在逐渐发生转变。

　　一位在美国做奢侈品代购的朋友告诉他，之前发往国内的地址中含有某某机关、部门的字样是经常的事儿，可是现在这些客户越来越少。而这位朋友经常去采购的某奢侈品店销售人员说，过去在美国当地疯狂购买奢侈品的中国人群中，有很多官员的身影，但如今那种景象已经很难寻觅。

　　多家美国媒体转载路透社《中国惩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慵懒官员》一文，引发网友热议，一位美国网友感叹：“我们美国人怎样才能也有个‘中纪委呢？”

　　一位美国政治学教授表示，中国已经查处一百多名省部级高官，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这让他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动真格的，既不是一时兴起，也不是做给世人看的“政治秀”。

　　回国前跟一些外国友人道别时，有一位外国朋友竟然出人意料地称戴建华“戴同志”，这让他十分惊讶。这名友人还说，希望有机会能到中国亲身感受一下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带给中国的新变化。

　　“好戏”没看成

　　外国的普通群众对中国的认知绝大部分来自于媒体。

　　自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国矿业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刘金程一直关注外媒对于八项规定的报道。他说，更多情况下，外媒是将八项规定放到反腐败的框架下谈论的。

　　据刘金程观察，绝大多数外媒都能够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但他们经常会采用“消息人士称”“不愿透露名字的人士称”等方式来表明立场。对于八项规定的报道，同样也没有脱离这个套路。“打着‘新闻价值的旗号，传递一些不同声音，”刘金程说，“其实很多外媒都有等着看看笑话的动机。”

　　刘金程记得，在美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曾就八项规定有过这样的报道：“虽然这种努力的真实成分仍然有待观察，中共能做出多大的努力来改变其根深蒂固的习性也是个未知数，但至少是在呼吁采取一些与过去大不相同的行动。”类似的表述，很多外媒都曾有过。

　　“有待观察”“未知数”显然是在表达一种质疑。刘金程表示，外媒对于中国正风反腐的态度很偏颇，他们不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对腐败的决心，也不愿意承认中国在打击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

　　随着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外国媒体已经开始正视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的突破，并逐渐修正他们的片面观点。

　　2014年2月17日，《联合早报>在一篇题为《将八项规定进行到底》的文章中写道：“转眼间，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已一年有余，中央政治局前年底出台八项规定，要求精简会议活动、厉行勤俭节约等，当时很少人预见到，公款吃喝、文山会海等中国官场的‘老大难问题，竟然在一年内出现如此明显的改善。”

　　同年12月，法新社的一篇报道指出，“在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中国政府清退16万吃空饷人员，8万多人因违反八项规定受到处理。”“民众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中国领导人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态度，政府也将会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欢迎。”

　　刘金程说，透过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发表的《为何中国看上去正在赢得反腐斗争》中的一句话，可以窥见外媒对中国正风反腐的信心：“今天的亚洲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腐败，其中最为认真的毫无疑问是中国。”

　　“这个政党不简单”

　　对八项规定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最有发言权的，当是那些需要与政府机关频繁打交道，或者是产品和服务与党政部门密切相关的企业和个人。

　　澳籍华人刘先生长期在国内经营红酒生意，在澳大利亚拥有葡萄园和酒庄。2012年前，他的酒庄生产的红酒每次都是十几个集装箱地出口，尤其是对公出货量非常大。在他看来，其实国人对于红酒的鉴赏能力参差不齐，很多公务场合上，喝红酒的方式甚至与喝啤酒一样，再加上花的都是公款，“把‘拉菲的牌子都快喝倒了”，此言不虚。

　　八项规定出台后，红酒“销量锐减到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刘先生周围的红酒商也遭受相同的境遇：有的资金链已经断裂，有的刚入行赔得血本无归，几百块钱的红酒几十块钱甩卖，也不见买家。需求上的“断崖式暴跌”，也很快对原产地的红酒生产和葡萄种植产业造成了连锁反应。

　　“中国怎么了？”这是国外商人经常问的问题。他们难以想象简简单单的八句话就让中国的官员红酒说不喝就不喝了。大家感叹，这个政党真是不简单。刘金程注意到，八项规定的持续性所带来的辐射效应，正在全球范围逐渐改变外国人的中国观。

　　日本门户网站Livedoor在其报道中写道：2012年12月定下了八项规定后，中国便产生了一种消费高级品就为“恶”的思想风潮。一些奢侈品研究人员甚至发现，普通人正在拥有更多的“定价权”。

　　“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多国领导人提出，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而八项规定以及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正风反腐新举措，既是中国号列车的新引擎又是安全带，也唯有如此，才能行稳致远。”刘金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