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6：30，我就出发去单位了。昨晚得知，这次元旦暗查“四风”，已不是上次暗查公款月饼的阵容了，得早点去单位，跟财政、审计、税务、工商的几位“新战友”先熟悉一下。晚上7：00，海南省儋州市纪委机关办公楼前，我们被分成5个监督检查组，组长宣布工作纪律。同时，组员领到了一张“保密承诺”，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此时，大家仍不知道今天的去向。
晚上7：30，我们驱车来到市饮食消费场所的停车场，检查有无公车，将所有疑似公车号码，输入全市公车车牌号码数据库，逐一核对。
然而，截至当晚10：00，两个多小时，暗访近10家餐馆、农家乐，核查50多辆疑似车辆，结果全部不是。
暗查没收获，便想到有群众反映，目前“四风”问题越来越隐蔽，有的领导干部现在不把公车长时间停在消费场所，而是用公车送达即走、吃完来接的方式逃避检查。看来查“四风”，得琢磨新招数。
次日，我们来到市交警支队，调出相关路段监控资料，是公事公干，还是公车私用，路线图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一切。
“快看！那儿有一辆！”一个同事手指屏幕右上方。一个小时后，我们找到了8条线索。经过反复核查，确定其中1条为市文体局司机驾公车私用。
随着纠“四风”的力度越来越大，公开违纪违规的确少多了。但同时，一些“四风”新伎俩改头换面出现。通过这次元旦暗访，我们越发感觉，只有不断探索、丰富手段，创新监督方式，才能使各类“四风”问题无处藏身。（海南省儋州市纪委廖全元）
遇冷的购物卡
北京复兴门桥附近某商场附近，虽然仍有人喊着回收购物卡，但明显“生意”不好。
看见记者，一名男子跑过来问记者是否卖卡，记者乘机和他聊了起来。
当记者说不卖卡，只想买卡后，回收人问：“你买什么卡，买几千元？”
“我就买这个商场的，不过我用不了那么多，几百元就行。”
“没有那么小面值的，这家商场最小的是1000元。”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商机”，回收人转身走开了。
当记者走进商场客户服务中心向工作人员询问这几年办卡人数的变化时，她有点讳莫如深，拒绝回答。
一位前来办其他业务的年轻男子悄悄地和记者说：“我以前也经常来这办卡，现在办卡的人比以前少太多了。”
记者追问原因，他说，反腐败抓得这么紧，领导干部不敢收，也没人敢送了。
公主坟附近某大型商场外稀疏的人流中，偶尔会听到有收卡人的吆喝声。
老张就是其中一员。
他说，现在虽然提高了回收价格，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还是收不到卡。
记者问他原因时，他的答案和记者了解到的一样，中央反腐力度大，卡少了。
“少了单位的福利卡和一些官员的礼品卡，生意真是难以维系了。”
随后，记者又询问老张当天的“收获”。他说：“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收到卡了。不过跟你说实话，现在风气好了，我们不干也罢。过完年我就不回来了，回去找其他事情做。”
离开商场，从汽车后视镜里看到老张的身影越来越小，他那一声声“卖卡吗？买卡吗……”的吆喝也变得越来越微弱……（中国纪检监察报社王鹏）
“随手拍”有图有真相
“滴滴……滴滴”，办公桌上手机的震动声引起了浙江省淳安县金峰乡纪委书记吴新君的注意，他打开微信，一张照片和一条短信跃然眼前。照片上看到有一名身着制服的警察正悠闲地在库湾边钓鱼，不远的道路旁还停着辆执勤的摩托车，“我是金峰乡的村民，这个警察大中午骑警车出来钓鱼，太不像话了，我要举报。”短信的内容写道。
根据警用摩托的车牌很快就锁定了城郊派出所驻金峰乡的警察方某。当天下午，吴新君和乡纪委副书记一起把方某叫到了办公室。
“吴书记，你们找我有什么事？”方某问道，语气中没有一点防备，显然对中午被举报的事情还毫不知情。
“今天中午你在干什么？”吴新君问道。
“没干什么啊！我吃完午饭，觉得天气还不错，就去金峰村村头的那个库湾去钓了下鱼。”方某不紧不慢地说道。
“你是怎么去的？”吴新君追问。
方某感觉有点不对，“这个，这个……”
吴新君打开手机，翻出了那张照片，递给了方某。
方某看到照片，面露难堪，吞吞吐吐道：“吴书记，我确实是骑警用摩托车去钓鱼的。没想到中午的事情，你们现在就发现了。当时周围没什么人，我以为不会有人看见。看来老百姓的眼睛时时刻刻都在看着我们，下次借我一万个胆子也不敢了。”
“你也知道，现在群众对公车私用，公款
吃喝都很关注，电话、邮箱、网站、微信等都
可以直通县纪委。”吴新君说。
在事情核实之后，第二天，吴新君就把将该举报的相关材料整理成案卷，报给了淳安县纪委。金峰乡党委给予方某党内警告处分。目前，淳安县纪委已开通微信随手拍等多种方式，方便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四风”，老百姓从“围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从“点赞派”变成了“行动派”。（浙江省淳安县纪委毛勇锋）
欺瞒组织终丢“面子”
“这个不好提供，是客人的隐私，要是提供了，以后生意就不好做了。”酒店老板遮遮掩掩，不愿多说。
前不久，我们收到一封举报信，反映在安徽省滁州市公路局来安分局担任领导职务的毕某大操大办儿子婚宴，并违规邀请单位下属参加。
我们调查组到现场核实，没想到一开始就碰了壁。商量后，我们变了思路，请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
再次到酒店表明来意，出示了相关证件，终于顺利调取了酒店订餐记录和餐费收据存根，毕某超标准操办酒席的证据浮出水面。
“近日，你家小孩是不是刚办过婚宴？”在跟毕某本人的谈话时我们开门见山。
“我已经向你们纪委报告过这件事了啊！”毕某早有准备，振振有词地说。
“那你照报告上办了吗？”
毕某略显惊慌，辩解道：“那天人来得比较多，我就多办了5桌。我儿子人生大事，做爹的想给办得体面一点。”
“这次婚宴有没有你单位下属参加？”“有的。这么多年我家也没有办事，人家办事我都去的，礼尚往来很正常。” 对照礼金簿上的名单，我们开始找毕某下属谈话核查。“没人通知我，我是自己去的”、“他与我家有人情来往，我主动问他的”……
毕某是单位的领导，相关人员都不愿意配合调查，调查进展缓慢，难以突破。
“毕某违规操办儿子婚宴如果属实，那是违纪，你们不配合调查，也是犯错误。”经过我们耐心疏导，终于有部分人讲出真相：“毕某是以电话、短信或当面邀请的形式通知我们参加婚宴的。”
反复核查后，真相水落石出。毕某违规操办其子婚宴，事前报备婚宴20桌，实际举办25桌，主动邀请任职单位干部职工52人参加，违规收取礼金1.3万元。
“本以为上报后就安然无事了，没想到组织严审暗查。‘面子坑死人，欺瞒组织的事，再不敢做了。”毕某懊悔不已。（安徽省来安县纪委王振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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